旷日持久的“逃离”——从《逃离》探求“出走”女性的“归路”

李伟华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门罗的《逃离》中，卡拉的“逃离”是对男权话语下自身需要无法满足的环境的逃离，并企图重建能满足自身需要的环境。然而作为女性，要完成这一重建几乎是不可能的。卡拉最终体验到女权主义导致的人格分裂的悲剧境遇。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出走”的她而言，基本生理需求、安全和归属感都面临危机，自我实现需求就不再那么重要。最终“约拿情结”占领了她的身心，她拒绝了解救者的指引，再次回到丈夫的身边。家庭环境造就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依靠别人来解救自己，自己都不会答应。在一切都显得无药可救的时刻，小说最后“出走”又“归来”的山羊充当了他们共同的神域，和他们发生了某种精神上联系，就像自然与灵性一样。使他们最终勘破人性造就的幻象，摆脱罪恶感、界分感和二元对立，直接体验自身内在的神性，体验到巨大的幸福、解脱、连贯和至真，长久以来的无谓争吵也烟消云散，彼此释然，找到了自我的本真，从根本上结束女性内心旷日持久的“逃离”，走向了更好的心灵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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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出走”女性；人格分裂；需求层级理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长青哲学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85-02

一、男权话语下的女权主义：“问题”主义

女权主义运动初期，对文学女性的“出走”甚为关注，因为女性出走是女性反抗意识的直接表现。出走的经典形象当推娜拉，她不甘当丈夫的玩偶，为寻求自身的价值愤而出走。

女权主义存在许多问题。“女性总归要和男性打交道，纯粹脱离男性的女性也是不可思议的。女性不只是女人，首先也是人，打破或冲出了男权樊篱，不能陷入女性中心主义，女权主义的追求应当和人类的进步相一致。”

女权主义运动越深入发展，早期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反抗女性形象越具有误导性，她们的反抗精神难能可贵，但反抗方式并不能保证女性反抗成功并获得解放与幸福，甚至往往导致女性的悲剧。经过长期的斗争磨砺，女权主义的精英们也逐渐意识到单凭义愤和激情愤然出走，而没有清醒的认识，不扭转“情绪化”和“蛮干性”的倾向，就难免重蹈终归导致悲剧的覆辙。虽然悲剧对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和批判男权政治有积极作用，但对女性本身弊多利少。

在男权背景下，女权主义也走向了自己的悖论空间，最终导致了男女双性的人格分裂。一方面女权主义是在男权社会下的女权主义，要求与男性平等在本质上就忽视了男女异质的客观事实，最终寻求的也必然是以男性为参考的所谓的女性理想，然而这一所谓的理想究竟多远脱离女性本质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把握。而这一追求越是强烈，越是南辕北辙，最终让女性承担了男权社会负担给女性的双重精神负荷。

有学者认为离家是男性知识分子寻找真理的一种方式，但不一定是女性寻求幸福的方式。

二、卡拉的“出走”

《逃离》中，男主人公克拉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在卡拉看来，他的世界无法与自己的世界充满着违和感。这是对男权社会的一次抵制，这种抵制是持久的，随时潜藏在卡拉的内心深处。克拉克无视人情，利益在他面前是唯一的价值所在，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就是一个粗暴、毫无忍耐力的小商人形象。至于卡拉的生活处境就显然易见了。

小说中卡拉和山羊的关系很密切，可以说是通过山羊来写卡拉的。卡拉的梦境带有预言的性质，深刻反映了拉卡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那一道战场上的铁丝网栅栏正是她想跨越而她的“闺蜜”——那只山羊——成功穿过的她自己为自己设定的防线。而清醒的她却在不断“担心它会不会是被野狗、土狼叼走了，没准还是撞上熊了呢。”证明了卡拉在精神上追求自由的奔跑，而在现实中却不断被自己说服。这两种扭曲也直达她的内心，形成她痛苦的根源。在克拉克看来山羊出走“无非是外出去给自己找只相好的公山羊罢了”。轻描淡写的一笔足以映射出克拉克对女性“出走”的一贯理解，抱着一个男权话语的观点，拒绝深入了解女性，将其看作是宠物的心理。

卡拉的感情生活完全流离于家庭之外，家庭生活给他带来的是感情的缺失，生活的压力。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去贾米森家挣那份工钱。她编造的一些龌龊话语却成为她老公获取更多兴趣、使自己产生兴奋的一个谈资。并使老公最终想利用卡拉获取更多金钱的契机。她最不能忍受的是克拉克对她感情的无视，对她随意发火，使卡拉再也无法忍受压抑之感跑到雨中去了。

三、需求层次理论：“出走”非“出路”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卡拉在发掘自身的各种需求，尤其是爱和归属感、尊重无法满足时选择了逃离。在贾米森太太的帮助下，她获得了爱和归属以及尊重的需要，尤其是她到多伦多之后有地方落脚这个最基本的需求的满足，使她有想追求更高级的需求的想法——去多伦多，在更大的城市实现自我的追求。

然而在大巴车上，不断的思绪重新整理着自己的心情，再一次回到了需求的起点。而此刻，她正要奔赴一个陌生的地方，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她已经无法想象她去多伦多的事情了。她并不能融入这个世界中，却在在满怀希望的说着，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里。在此刻，卡拉面对自己想做出的对自己美好生活的建构时，具有深刻的退缩心理，她不是担心她和克拉克的家庭，而是迷茫于自己的未来。深深地被自己的“约拿情结”占据了身心。

马斯洛指出“约拿情结”就是对成长的恐惧。其代表的是一种机遇面前自我逃避、退后畏缩的心理，是一种情绪状态，并导致我们不敢去做自己能做得很好的事，甚至逃避发掘自己的潜力。

“快接我来吧。求求你了。来接接我吧。”卡拉最终深刻地体会到了“出走”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单凭义愤和激情愤然出走，而没有清醒的认识，不扭转“情绪化”和“蛮干性”的倾向，就难免重蹈终归导致悲剧的覆辙。

四、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拒绝他救

卡拉最终被丈夫接回家里，克拉克拿着西尔维亚的衣服送到她家门口，似乎要显示出一种扬扬自得并且打算数落她一番。“我来是要告诉你，我不喜欢你干涉我跟我老婆的生活”。这种心理可以很好地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人质是卡拉，劫持者是克拉克，解救者是西尔维亚。卡拉长久地与克拉克生活在一起，备受克拉克的折磨，然而，她又是那么地脆弱，以致于只能依靠克拉克来生活，感情和经济上都是如此。虽然渴望着被解救，但是在内心深处也只是无限次的虚拟着这样的事件，以满足自己内心的需求。当真正的解救者出现，帮助她找寻一条自由的道路时，她却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五、长青哲学：共同的神域

小说最后，从那团雾里走出丢失的小弗洛拉，如同神物一样出现，山羊的出走与归来如同神话一般，似乎演绎了千古女性一次次出走，连接着从《旧约·创世纪》中的夏甲、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再到易卜生的三幕话剧《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特丽莎、《简·爱》中的简·爱、《雷雨》中的周萍、再到艾丽斯·门罗笔下《逃离》中的卡拉。不断给予这一集体无意识更多想象力。山羊出走又归来这一情节母题和形象母题都已经足以成为千古女性出走的象征物。山羊就是代替千古女性出走又回来的那只“替罪羊”。成为克拉克与西尔维娅化解的契机，也成为克拉克与卡拉相互了解的媒介，西尔维娅和卡拉的通信也将她们之间的关系神圣化。最终大家都原谅了彼此。

勘破人性造就的幻象，回到生命的本体和世界的本源。这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哲学主张，威尔伯称之为“长青哲学”要点如下：（1）神性是存在的；（2）神性就在我们心中；（3）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领悟内在的神性，因为我们都活在罪恶感、界分感和二元对立中，换句话说，我们都活在堕落或虚幻的情境中；（4）从这样的情境中解脱是有路可循的；（5）如果我们循着这条路走到终点，结果就是再生、解脱或直接体验内在的神性；（6）如此一来，罪恶和痛苦便止息了；（7）接着便开展出众生一体的慈悲行动。

这种“神秘体验”，使人感到自己与一个更高、更深或更神异的力量相接触，甚至合而为一，体验到巨大的幸福、解脱、连贯和至真。这种不寻常的体验往往给体验者以极大的激发、启示、信心和灵感，由此而创造出精神上的新东西，成为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社会的，乃至科学的新起点。山羊在这里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共同的神域，共同的神秘体验。使他们最终勘破人性造就的幻象，摆脱罪恶感、界分感和二元对立，直接体验自身内在的神性。长久以来的无谓争吵也烟消云散，彼此释然，找到了自我的本真，从根本上结束女性内心旷日持久的“逃离”，走向了更好的心灵归宿。

六、总结

两性之间相互争斗、猜忌、又相互依存、共生，“出走”一直是女性自认为的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被认为是女权主义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无数的“出走”女性在马斯洛“需求层级理论”和“约拿情结”的心理学观点下被证明是无益于两性关系的解决。卡拉最终深刻地体会到了“出走”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单凭义愤和激情愤然出走，而没有清醒的认识，不扭转“情绪化”和“蛮干性”的倾向，就难免重蹈终归导致悲剧的覆辙。虽然“出走”悲剧对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和批判男权政治有积极作用，但对女性本身弊多利少。家庭环境造就了一个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依靠别人来解救自己，自己都不会答应的。女性总归要和男性打交道，纯粹脱离男性的女性也是不可思议的。女性不只是女人，首先也是人，打破或冲出了男权樊篱，不能陷入女性中心主义，女权主义的追求应当和人类的进步相一致。人类之间的谅解，是在感到自己与一个更高、更深或更神异的力量相接触，甚至合而为一时才能体验到巨大的幸福、解脱、连贯和至真。这有这样才能最终勘破人性造就的幻象，摆脱罪恶感、界分感和二元对立，直接体验自身内在的神性，在行动上更加体现出众生一体的慈悲情怀，从根本上结束女性内心旷日持久的“逃离”，走向了更好的心灵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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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赵慧珍.重读《房客》话女权——论海伦的离家出走[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1）：64.

（2）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4.（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