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utopia”到“乌托邦”——跨语际实践理论的一种可能性

张　蝶

【摘要】从Ｕｔｏｐｉａ到乌托邦，在理论上二者对等的不可能性和在实践中这种对等的可操作性的差异，开辟了重新解释二者关系的可能性。在跨语际实践中，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的并置带来的不是黏连性而是断裂和界限。乌托邦源自于Ｕｔｏｐｉ?ａ，却在诞生后与Ｕｔｏｐｉａ在词语层面和概念层面均发生了断裂，但在断裂中需要寻求同一的基础，以便乌托邦能在理论上完满自足。完型了的乌托邦逐渐靠向其周围迅速集结而成的既有汉语概念，通过既有概念的规定与限制最终融入到汉语概念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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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乌托邦；Ｕｔｏｐｉａ；跨语际实践；概念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８－０５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１４ＸＮＨ１２７）的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张　蝶，（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汉语在经历第二次外语大冲击的同时，逐步完成了自我内部的历史变革，诞生了一批作为现代汉语中坚骨干的外来词，由Ｕｔｏｐｉａ一词翻译而来的乌托邦亦是其中一员。在刘正聑、高明凯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就列有“乌托邦”这一条①。

一、词语层面的“Ｕｔｏｐｉａ”与“乌托邦”：能指与所指

“乌托邦” 一词始见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②。在对这一外来词进行归类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音译词，另有学者则坚称其为音译兼意译词③。无论如何，由Ｕｔｏｐｉａ到乌托邦，语音上的相似是有目共睹的。至于意义方面，乌、托、邦三个字分别是子虚乌有、寄托、邦国的意思，从字面上合在一起的意思来看，即无所寄托之国。这一字面意思与Ｕｔｏｐｉａ的字典释义似乎有关联。为了确证这一点，必须给出以下两个问题的答案：这两个词语在哪一点上相互关联？如果相互关联的衔接点存在，那么这种关联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语音的相似性是与乌托邦的一个关联点。比起其他外来语④，音译词的语音模拟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特例。另一个关联点是二者共存于同一语域之中———政治话语⑤。虽然找到了两个关联点，但是这两个关联点都存在问题。首先来检视一个自明性观点：通过音译，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拥有天然的联系。支持者常会举象声词和感叹词的例子作为类比，认为音译词与主方语言就像象声词与自然音响一样，都是通过模拟建立起对等关系的。对于此，最有力的反驳是：不同语言中的象声词和感叹词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大相径庭。如ｃａｗ是英文中形容乌鸦叫的象声词，而在汉语中形容乌鸦叫的象声词就有呱呱、嘎嘎等，不一而足。显然，尽管都是模拟乌鸦叫，但是ｃａｗ和呱呱、嘎嘎是截然不同的，即便在汉语中，也出现了呱呱和嘎嘎这样不同的象声词。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言：“感叹词不过是自然声音的习俗的定型，所以在各种语言里，它们按着各该语言的语音特性而有很大差别。”① 而象声词“实在是人脑的创作，想象力的发挥，和语言里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它们并不直接从自然里生长出来，只是自然所启发的”②。概而言之， “正常语言里的感叹词、象声词和它们的自然原型的关系，正象是艺术和自然的关系，而艺术纯粹是社会的或文化的”③。所以说，象声词与其自然原型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天然的，而是经验的，因而也就不是必然的，而是任意的。同样，也就无法断言音译词与主方语言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

另一个要被检验的是政治话语这一关联点。其范围过大，且边界模糊，不能达到排他性的效果。换句话说，政治论域是Ｕｔｏｐｉａ与乌托邦的联系点，但是却无法通过这一点排除其他在这一论域内的词语。同一论域是二者有关联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至此，我们得出这样的论断：虽然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关联点，但是却无法断言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的联系是必然性的。既然这两个关联点都起不到排他的作用，也就无法确定建立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的关系的必然性，那么，这种既有联系又非必然联系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跨语际实践中，为Ｕｔｏｐｉａ创制一个对等词从而显示二者之间的关联，是一个可操作的顺序，故而，在实践层面上跨语际对等词比比皆是，最有力的例证便是各种双语词典，但是在理论层面上，至今仍未提出可赖以作为建立跨语际对等词的客观基础。如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种对等关系的合理性。在时间上，实践是先于理论的，因此，理论解释常会陷入描摹实践的误区。理论执着于解释对等关系的原因就在于此。而在逻辑上，理论又必须先于实践，因为圆融的理论解释，在逻辑上能作为实践发展的基石。既然理论解释对等关系走向了死胡同，那么，抛开时间上理论尾随实践，因而由实践生发理论的定势思维，改由从理论的逻辑先行性这一思路出发，先悬置实践，直接切入理论层面，不是再一次从理论上去开掘对等关系的客观基础，而是抛开这种实践上的对等关系，在空旷的地基上重新建立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的关系。

正如上文所言，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之间的连结并不必然，换而言之，这两者建立的关系具有任意性。在时间顺序上，Ｕｔｏｐｉａ是先于乌托邦的。已然存在的Ｕｔｏｐｉａ从语音到语义都是完备的，还牵带出文本语境和社会、政治语境等附加内容，所有这些作为一个整体，在英语世界是一个完善的概念，在一定时期内是自足的存在。但是对于汉语世界而言，Ｕｔｏｐｉａ是一个陌生的他者，在汉语世界没有建立起一个与其对应的所指之前，它是未知的。因此，汉语世界面对这一概念时，只能用有限的已知来了解未知。Ｕｔｏｐｉａ首先是作为一个音响形象为人所知，它需要在汉语世界有一个相对应的所指，而乌托邦在汉语世界所显示的意蕴，为汉语世界创造了一个边界明确的所指。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两面———音响形象和概念所提出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④。Ｕｔｏｐｉａ这一能指为汉语创造了一个乌托邦概念的意义世界，同时，乌托邦这一所指又使Ｕｔｏｐｉａ去陌生化了，明确了原本面目模糊的Ｕｔｏｐｉａ的边界。与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不同的是，这里作为能指的音响形象并非只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记，还衍生出了作为概念的一整套结构。通过乌托邦这个音响形象，所唤起的是由Ｕｔｏｐｉａ所启发的乌托邦这一整体概念。乌托邦除了是Ｕｔｏｐｉａ的能指外，二者同时又具有上文所言的关联点，因此，乌托邦在这一关联点上发展出自身的一套包含文本语境与社会、政治语境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乌托邦概念，而乌托邦这一概念却并不能认为是Ｕｔｏｐｉａ这一概念的对等物，因为它们的文本语境与社会、政治语境不尽相同。即此而论，在词语层面上，借用索绪尔创制的能指与所指来解释乌托邦与Ｕｔｏｐｉａ之间的关系，既显示了二者的关联，同时又表明了这种关联的任意性。

二、概念层面的“Ｕｔｏｐｉａ”与“乌托邦”：交错的时空

Ｕｔｏｐｉａ在其创始人托马斯·莫尔那儿是一个空间概念，而直到汉语“乌托邦”产生的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时间段，Ｕｔｏｐｉａ在西方文化中，发展出了自身的历史①。从莫尔笔下被构想出来的一个空间概念，经由十七、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侵染，逐步生发出了实践的意蕴。直到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立志于将Ｕｔｏｐｉａ从理想的层面现实化，至此，Ｕｔｏｐｉａ这一概念完成了从空间概念向时间概念的过渡。因为现实化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概念，它代表了一种可能性，其结果只能通过时间去验证。这是Ｕｔｏｐｉａ产生后的发展史，而为这一概念的产生先行铺垫的社会、政治语境是作为先天要素而融于Ｕｔｏｐｉａ之中的。

西方哲学传统中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宗教文化中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都是Ｕｔｏｐｉａ的母体，Ｕｔｏｐｉａ自诞生之日起，就携带着它们的基因。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政治蓝图，一种理想的地理实体。空间性概念在理想国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想要标注出的并非是其空间性含义，而是其永恒性的时间概念。在宗教领域存在着线性时间与神圣时间的分别。线性时间观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而甚嚣尘上的。与其相比，传统的循环时间观涉及一种超验的神灵时间。上帝之城，并非如地上之城那样被抛在线性时间之中。因其永恒性，上帝之城成了一个超时间的概念，而正是这种永恒性，成了宗教救赎的表征。永恒脱离自我，成为救赎的特征。② 上帝之城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也因而得以确立。这些传统思想体现在Ｕｔｏｐｉａ这一概念中，表现为理想的地理实体必须外在于线性时间才能附加上权威性、神圣性、救赎使命等含义。超时间的重要意义远胜于理想的空间。至此，时间占领了空间。

在中国的传统中，乌托邦也有其文化前提。最广为人知的意象便是“桃花源” 和“大同社会”。桃花源的象征意义在于确认了一个理想的地理实体。而大同社会则是一种对郅治社会的构想。这样的理想社会，被描述为现世国家之中最完善的形态，但却并非处于彼岸世界。这与宗教的上帝之城相比，退却了神圣性、救赎意识的捆绑，增添了一种实践的可能性。现实化理想的可能性触发了线性历史，只有在线性时间中才能将未来现在化，而这一过程本身是时间性的，并且这一结果直指理想的空间实体。由此，空间依然投射回了时间当中。但是，在这里空间依然主导着时间的走向，时间并未获得脱离空间的超越性。严复翻译的“乌托邦”具存桃花源和大同社会之遗风。虽然，严复所云之乌托邦寄托了实践的可能性，但是乌托邦的空间意义是占主导地位的，它是人类主体的实践结果，没有永恒时间的束缚，更强调空间的实在性。③

在概念层面，乌托邦与Ｕｔｏｐｉａ在各自语言的文本语境与现实语境的浸染下，发展成为了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自身的线性历史标示了在时间当中一切是流动的。但二者之所以还能够并置，就在于它们之间还存有的“变化中的一致性”。这两个概念本身是在变化的，但是二者之间必须存在一个不变的内核。线性时间带动着一切都向前流动，不变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要保持这种一致性，必须外在于时间，就这一意义上来说，之所以说其不变，并不是说它是永恒的，而是说它不受时间的影响。这种“变化中的一致性”正是支撑跨语际实践的理论依据。

那么，究竟什么是这种稳固的一致性呢？海德格尔的“本真性” 最适合作为这一问题的主体。将来的此在能够如它向来已经曾是的那样是它的已在，并且曾是且一直是的已在是当下的此在，这样，此在尽管有不同的时间样式，仍在时间性中维持了此在的同一性。在理论层面，的确需要一个没有人类角色的本真性主体，否则乌托邦与Ｕｔｏｐｉａ之间的并置将失去依据，招致认同的毁灭。因此，我们制作出超时间的本真主体，进而继续跨语境实践的事业。

三、“乌托邦”的语法意义

对一个新概念进行解释，也就是确定其被置于合适的位置，而位置的产生势必是与他者相关联的。换而言之，因为引入乌托邦，继而勾连出的概念群是在汉语中经过纵向流变从而达致其同一性的①。这种同一性在横向层面所呈现的是一整套相对固定的概念体系，并且还是一整套自我调适的思维模式。

在严复译的《天演论》中，与乌托邦相勾连的概念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君、民、众、圣人、贤、吏、治人、治于人、国、民生、民力、民智、民德、治国、人治、术、刑、礼、贫、弱、富、强、养其欲、给其求等。② 这些概念在汉语中多被置于政治语境中使用，以此，先为乌托邦奠定了一个主基调。再者，这些概念有对立出现的，如君与民、治人与治于人；有对举使用的，如圣人与贤、刑与礼。即此而论，有君必有民，有治人者必有治于人者，而施以刑必授以礼，论及圣人必后出贤者，一方的存在必以另一方的存在作为支持。换而言之，只要有一方在场，另一方也必然在场，抑或是不在场的在场。

另一方面，以名词、谓词这一区分标准来划分这些概念，君、民、众、圣人、贤、吏、国、民生、民力、民智、民德、人治、术、刑、礼等均为名词性概念，而治国、贫、弱、富、强、养其欲、给其求、治人、治于人等则为谓词性概念。举一例言之，就名词“国” 的出现而言，贫、弱、富、强等谓词随即会被勾连而出，而此论域范围内的论散的名词必是国之组成———民，民又演化出与其紧密相连的谓词短语———治于人和其对立名词———君，由之，迅速形成一个概念群。当然，这一概念群并不是没有界限的，无限辐射的概念群是无意义的。因此，界限才是确立意义的关键。

在《天演论》中对乌托邦进行了定位后，严复在行文的最后出现了两处乌托邦： “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③用一个命名句和一个判断句来给乌托邦作结，同时也是圈定其界限，乌托邦乃群、乃国。在中心词层面，乌托邦、群和国是可互相划界的，而乌托邦之于群与国的划界则是通过修饰成分完成的，这是相对于中心语而言的附加部分，并非作为划界的第一道坎，而是起到二次划界的辅助作用。④ 乌托邦是“古今之世所未有”，是“涉想所存”，由此，将乌托邦与现实的国与群做了一次区分。

先来看第一次划界后，在乌托邦界限范围内的概念共同体：群与国。通过乌托邦，群与国也进行了互相界定。民聚为群，由民形成国，故而开民智较之善政，更乃治国之本、利群之根。善政与开民智，作为治国之策，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为表，一为里。前者仰仗法律得以大行，后者通过教育提高智识，就会成就乌托邦之景象。故而，乌托邦标题下的严复按会着重论述开民智的重要性，这正是在国、群、乌托邦三者为概念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展开的。再看第二次划分，标明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无论是群，抑或是国，其所指在历史学意义上都是经验性的①。而乌托邦则是想象性的，一切不可能或未来能成为经验性的东西，就是乌托邦意义上的想象。

君、民等概念在汉语中自发明至今，在其自身的历史流变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文本体系。这种浸润汉语文化的概念群将裹挟着汉语语境参与到源自外文的、代表现代的新概念———乌托邦的架构中。乌托邦在大的范围内是国，国的基础是群，即民的集合。由此，底层的概念结构形成。更进一步，凡论及民这一概念，有其特定规限，即被统治的对象，相对于圣人、君、贤等在智识上是低一等级的。无论对待民的态度是防范还是引导，对于民的力量是不信还是相信，民这一概念都含有被动性的特点。君是处于主动地位的，是治国的主体，而民定然是被治的对象。因此，在乌托邦的话语体系中，说话的立场是站在治理者的位置上，角度是自上而下的，语气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口吻，结论是可预想的必然结果。这便是乌托邦这一概念的语法结构。

在经过两次划界后，乌托邦这一概念确定了界限；因为有了界限，所以就有了自我与他者的分野；因为有了他者，所以就形成了相对的位置。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又建立了自身的语法结构，从而正真地融入了汉语。

四、跨语际实践的整体图景

创制出乌托邦作为Ｕｔｏｐｉａ的虚拟对等词②，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译介外文词形成的汉语外来词被普遍认为不仅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更为寻求变革的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知识、文化、思维模式，甚至对中国的现实产生了实践意义上的作用。若要这一论断成立，暗含着三个前提要件：一是语言能够承载知识、文化乃至思维模式，二是语言能够传递知识、文化和思维模式，三是语言能够建构现实。③ 详叙之，一种语言承载一些知识、文化与思维模式，而这些知识、文化和思维模式经由这种语言（主方语言）传递给另一种语言（客方语言），传递的方式即为客方语言增加新词汇，同时客方语言又承载着这些知识、文化和思维模式侵入该语言的使用者，使之形成现实的力量。这具体表现为两大类情况：一种是创制或改造实体，另一种是创建或变革关系。

在这三个前件可以像数学中的公理那样使用前，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前件一中，语言与知识、文化和思维模式在逻辑上和时间上的先后次序是如何的？除了承载关系，是否还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前件二中，传递所嫁接的双方，建立起来的对等关系，其客观基础是什么？“生产关于其他人以及其他文化的知识的一种众所周知的方式，就是在既定的语言对等关系的基础上建构一套比较性的术语。可是，这种对等关系的基础本身通常并未受到检验。”④ 在前件三中，现实与知识、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关系如何？它们用何种图示（平行结构、集合结构还是层次结构）来架构更为合理？或者说如何为现实划界？

从到乌托邦，在这一跨语际实践中，断裂已然形成。但缘何二者仍能并置？甚至在找不到二者可以通约的基础时，却丝毫不影响它们之间建立虚拟的等值关系，即便这种虚拟的等值关系甚至是约等于的。乌托邦并不因其有自己的一套话语结构，从而与Ｕｔｏｐｉａ形成断裂而不显示其现实力量。纵然，三大前件的证实困难重重，不同语言之间的断裂显于勾连，但是，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在词语层面新确认的能指、所指关系，以及在概念层面不可逃遁的本真性，已然向解决三大前件及其相关问题敞开一种可能性。

（责任编辑　林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