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上路”：意志、规范与导向——1949年前后中共新闻纪律检查整肃

赵　亮?

【摘要】从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５０年，基于促推现实（土改生产） 工作纠偏及实现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国家化，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持续进行特定方向的整顿，使各地各级新闻工作的信息来源、口径准入、素材加工和用语范式均统一于中央意志，以此确保党对新闻（宣传）导向的定向发引。回顾这段历史，说明在现时推进新闻事业改革的过程中，仍应牢固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并不断改善领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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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共中央；新闻纪律；意志；规范；导向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４９－０６

作者简介：赵　亮，河南鹤壁人，（上海２００２４１）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北京１０００４８）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

引　　言从１９４７年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提出改造党报任务，到１９５０年初党主要新闻资源的基本整合统一，党对新闻战线持续进行整顿。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历史近年来尤其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高度关注，不断出现以学术（学位）论文为主要载体的相关研究成果。如王辰瑶以《晋绥日报》为个案，梳理了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脉络和思想逻辑①；叶青青以《人民日报》为个案，考察了１９４９年前后主要党报“从农村办报走向城市办报”的实在过程②；而王晓梅则以《解放日报》为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报“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情况进行评析③。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基本是立足于１９４９年前后某项特定整顿活动，重点考察其所诱发的党管新闻工作自利（政治宣传）属性与公共（客观真实） 属性④ 的具体冲突。但实际上其时党对新闻战线的整顿是持续进行的，各项具体整顿活动紧密连接，不对其进行动态考察，就无法完整揭示党的整顿意图，也无法对整顿效果进行更为全面和中肯的评析。事实证明，１９４９年前后党不断整顿新闻战线，不仅因为新闻工作本身存在混乱与偏向，更是与党的中心工作任务及其政治处境的不断变化密切相关。如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老区反“客里空” 运动进行时，党的中心工作实际经历了由反右倾到纠“左”的转向，而两种反倾向斗争又分别导致了反“客里空”运动的开启和真正兴起。仅仅依靠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一则无法揭示反“客里空”运动的实际转变过程，二则无法揭示其时新闻工作与党的其他工作的互动关系，三则也易导致对党和新闻工作关系的偏颇认识。实际上，正是１９４９年前后党对新闻战线的整顿，证明了在党的主要任务由军事斗争转向和平建设以后，新闻工作所应占据的重要位置。回顾这段历史，更可为现时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提供一些有益借鉴。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对１９４９年前后中共新闻纪律检查整肃情况再作一粗浅探讨。

一、党报宣传“极端重要”：

党对新闻工作政治效用的认定提升

（一）混乱与偏向：中共中央对新闻工作状况的总体研判

１９４７年，为扭转土改启动以来的不利局面，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认为党内对待地主富农问题的右倾错误思想是土改不彻底的重要原因，并认为这种思想的存在源于基层干部成分的严重不纯。为给土改反右斗争和基层组织整顿营造强大舆论，中央提出“改造我们的党报”，要求建设一个既“能为战争服务”， “还能负担领导土地改革任务的坚强的新闻工作队伍”，以确保新闻（宣传） 部门自身首先“端正（反右防右）立场”。① 而晋绥地区通过对新闻战线整顿（即反“客里空”运动） 情况的宣传报道，使首先在宣传战线开启的反右斗争，也达到了（初步）教育土改干部的效果。这一做法得到中央肯定，认为是“土改中的一个重要收获”，各老区皆有开展的必要。②

而新闻宣传战线的反右斗争开启后，却迅速向“左”的偏向发展，如在整党宣传中对“唯成分论”批判不够、“甚至有唯成分论的错误宣传”，在土改报道中“助长急性病，甚至发表赞扬急性病的东西”，以及在相关宣传报道中“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 等。③ 这种舆论偏向的存在，势必促推现实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发展，不仅对老区经济造成直接破坏，而且会造成党在政治上的孤立，使贫雇农以外的“其他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④ 等动摇支持革命的信心。

上述情况说明，伴随土改工作的深入推进和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快速发展，新闻宣传工作保持正确的方向性显得尤为重要。应认识到“党报工作就是宣传工作，报纸的一字一句，一则新闻，一条标题，处处都体现着党的政策，稍一疏忽即会产生错误”⑤；也应认识到“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⑥

而党对新闻工作政治效应的认定提升，又加剧了其对新闻工作现状的不满。其时晋绥边区既是较早开展反右斗争的地区，同时也是土改、整党工作中“左” 倾错误发展较快的地区。１９４８年３月３０日和４月２日，陆定一、毛泽东先后与《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谈话，批评该报一个时期以来过“左”的宣传偏向，认为其一方面是对现实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助长了（土改工作中“左” 倾） 错误的发展”，特别是“唯成分论” 的宣传加剧了农村整党中的“搬石头” 错误，土改中“宣传镇压杀人”也加剧了对地主富农的过火斗争。⑦ 而老区纠“左” 工作开始后，该报经过“反‘左’的斗争”，又表现出“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⑧这充分体现出其时中央对新闻工作中混乱和偏向问题的严重判断，决定了党必将对新闻工作进行更趋细致化的领导检查。

（二）办报工作“还没有上路”：加强新闻纪律日常检查任务的提出

实际上，自１９４８年初老区转向纠“左” 后，中共中央已着手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检查，要求各地就重大事项的新闻宣传，必须“向中宣部报告与请示”。⑨ 而各地党委对新闻工作关注度提升，又使更多问题得以暴露。如中共中央华东局就检查发现，华东各地党报普遍存在混乱和偏向问题， “特别在土改期内，均无例外的、不断刊载许多左的冒险主义的论文及消息报道”。?瑏瑠中共中央认为，这反映出各地党委“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仍旧“放弃领导责任”或“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瑏瑡鉴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８年６月５日发布《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强调基于消灭新闻宣传工作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无政府或无纪律状态”，“各地党报必须执行”当地党委负责人“看大样制度”，政策性的编者按语和读者来（复） 信必须经当地党委“阅正审批”或“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 后方可发表，而且凡要求新华总社广播的全国性言论“不得先在地方发表”。①② 应当说，这部《规定》对新中国新闻工作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而在当时也为中共新闻纪律检查工作的经常化提供了具体（微观）依据。

于此基础上，１９４８年９—１０月间，中共中央为“改进和加强新闻工作”，召集华北部分记者学习。１０月２日，刘少奇在学习集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基于老区土改宣传中出现“左”倾偏向的问题，指出党报工作尚未“上路”，应从密切联系群众、“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提高“马列主义理论修养” 和“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四个方面来改进和“上路”。③ 这实际上代表了其时党中央针对新闻工作的政治认定和基本判断：伴随解放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新闻宣传工作的政治战略地位愈发重要，而新闻实际工作中的失范与导向混乱，已无法适应其提升和发挥政治效应的需要。而刘少奇的上述讲话，正是为新闻工作的整顿与改进提供了基本路径：通过正确定位新闻传播对象、信息来源、信息采集方法、理论支点和政策比查标准，确保新闻报道的正确方向和动员效果，以此实现对中共中央决策意志的切实贯彻。正是从此意义上说，刘少奇关于办报工作未“上路” 及如何“上路” 的上述谈话，为经常性开展新闻纪律检查工作提供了总体（宏观）依据。

二、反右倾与反“自由主义”：党意识形态主张的国家化

（一）反右倾：新闻纪律检查与整肃重点的位移

在具体历史事件的接次呈现上，新闻工作在党内政治地位的凸显，联并新闻工作审查报告制度的确立及纪律检查工作的日常化，基本是以党稳定且持续地纠“左”的努力为依托的。这种努力实质上就是对阶级斗争范围的严格控制，表明党为了尽快夺取政权并不绝对依照意识形态思维来观照与处理同各社会阶层关系，在本质上与党１９５０年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 方针一样，表明我党其时一直坚持的“‘打击主要敌人，争取最大多数同盟者’ 的策略”。④ 但对新闻宣传工作而言，伴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不断发展，党成功夺取政权问题亦被加速推上日程，在此情况下，相比继续促推纠“左”工作，尽快树立党的执政威信成为新闻宣传战线更为重要的任务。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０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长文，以大量篇幅报道华北水灾、虫灾和瘟疫流行情况，将“长期战争”归结为灾荒严重的首要原因，并强调“（缴粮）负担过重，与过去土改中政策过左，致农民生产情绪低落”。⑤ 应当说，这体现出该报对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的严重关切，而其对灾害原因的分析，也是比较客观中肯的，特别是利于引导读者深刻反思“左”倾错误的危害。但在报纸版面有限的情况下，该报道以“巨大篇幅” 报道灾情， “构成一幅黑暗的图画”，忽视了对干部群众加以“积极的鼓舞”。中央强调，这种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宣传工作中所存在的某种客观主义倾向”。⑥

反“客观主义”问题的提出，使新闻纪律检查的重点由纠“左”转向了反右，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成为新闻工作的持久导向。而此导向的牢固确立，又以极其细致的新闻纪律检查和责任追溯机制为基础。如１９４９年２月５日，中共某地党委机关报发表《关于物价波动问题复李开明先生》，全文登载李信。信中提出物价高涨是因为“人民政府不会搞（经济）”， “解放区经济基础比较国民党更为脆弱”，“（党提出的新中国）未来的远景则为画饼充饥”。⑦ 毋庸置疑，上述信件内容已严重脱离了历史实际，而报纸“将全文刊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且未对信中错误进行明确纠正，明显“是不妥当的”。① 鉴于此，中央针对报纸“信箱”问题制定出严格的选题和选稿审查标准，进一步细化了对新闻工作的纪律性要求。这充分表明对办报规范的细致性约束，是党保持新闻报道正面导向的实际操作路径。

中央上述举措推促各地新闻检查更加细致审慎。如华北某地党委对某国民党将领率部投降事进行大规模新闻宣传，借以对其他顽抗部队展开政治攻势。华北局通过检查后认为，该地党委“抓紧有利时机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本来是很好的”，但报道措辞极不规范且严重夸大了投降事件的意义，应加更正并加“以教育干部”。② 又如在检查《张家口日报》后，华北局提出了更为全面细致的批评意见，指出该报刚发行的第１、２期，“恰恰都犯了”中央所明令防纠的宣传偏向，应“切实检讨，加以纠正”。③

实际上，对党自１９４７年以来整顿新闻工作的情况进行大致梳理可以发现，其时党中央关于改造和加强新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基本上都是针对华北地区的新闻工作而作出的。这既是由于党中央其时驻在华北，有条件对当地新闻工作进行更加细致的检查和指导，亦由于在整个华北地区，解放区面积占绝对比重，新闻工作特别是党报工作已具有相当规模，因而新闻报道中的一些失范和偏向问题反映得更为具体。正因此，相比其时其它地区，华北地区新闻工作所接受的改造和整顿更为长期和深刻。在此基础上，华北大区一级党委也愈加适应中央关于新闻工作的改进思路，不仅极其细致地纠正各级新闻报道中的失范问题，也更为注重提高舆论引导技术。④

应看到在长期战争环境中，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在党中央驻地之外的各解放区，地方党委拥有较大自主决策权。而在党执政初期，为尽快累积经济社会治理经验，这种权力分配状况仍被刻意保持。⑤ 因而对中央而言，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控制和引转总体政治形势，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加之党内政治思想和国家政治意志的高度集中统一也是稳固政权的必然要求，这就决定了中央必然加强对新闻舆论工具的有效领导。华北地区新闻工作因已打下相对良好基础，其相关资源就成为党中央建立全国性新闻领导机关的重要依托。在此背景下，１９４９年８月，《人民日报》被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成为中央加强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步骤。与此同时，党中央又通过反“自由主义”，加强了对其他地区特别是新解放区新闻宣传工作的有效领导。

（二）反“自由主义”：针对新解放区的新闻纪律整肃

在党执政前后，不同于华北大区，华东等大区以新解放区为主。党对大部分新区的控制不是通过周围老区党委的辐射，而是依靠外来（老区和军队）干部在当地自上而下逐级建政。⑥ 由于专业新闻干部的严重匮乏，各级新闻宣传队伍只得依靠外调非新闻专业的干部和“各城市原有报纸”中的工作人员组成⑦，导致了新闻工作中出现一些混乱情况。⑧ 中央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强调老区调入干部的“经验主义” 作风助长了“左”倾宣传偏向⑨，更严重的是外来与本地干部中所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作风（“游击主义”作风） 导致了新闻工作中的各种“无纪律无政府”问题。?

１９４９年底，按照中共中央部署，较早完成解放任务的西北大区率先开展了新闻纪律检查整肃工作，实际上重点整顿的是有关中央事项的新闻报道混乱情况，特别是面向西北各级党委，严肃通报某党报“擅自发表尚未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宁夏省政府成立消息”，以及“私自加添‘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无纪律行为”。① 这无疑是对不注意维护中央权威情况的严重警示。西北局宣传部在给中宣部的检讨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新闻工作中“无纪律现象日益严重化”，主要在于“西北局宣传部本身的无纪律现象与自由放任态度”，于解放西北的繁乱工作中“打乱了废弛了” 中央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报告审查制度，“报纸上某些重要社论亦未经” 西北局常委会和西北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审阅即擅自发表，“尚未体会到” 这部制度是要“保证党和国家宣传的统一”。②

中央对上述报告给予高度肯定，要求华东等地“用同样精神来检讨”。③ 事实上，相比其他新区，华东地区因原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又属防范台湾国民党集团反动宣传的最前沿，因而其新闻宣传工作更为中央所关注。而华东大区经过大规模检查后也提出，各地在解放和建政过程中，新闻宣传中的无政府无纪律问题“不断发生，甚至造成严重的损失”， “主要表现在对全国性、政策性、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往往未经组织审查批准，擅自对外发表新闻和言论”。为此，华东局宣传部强调，必须对各级新闻宣传工作进行反“自由主义” 的整顿，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必须认识我党今天有高度的政治威信，以及已处于当权的政党的地位，每一言论行动都会在群众中产生极大的影响，以至成为法律根据，必须十分谨慎从事”。④

由以上情况不难看出，上述新区新闻纪律检查整肃工作，与１９４７年底在华北等老区开展的整顿工作不同，其主要目的不是促推现实工作纠偏，而是确保党对新区新闻宣传工作的绝对领导。进而言之，其又与老区１９４８年底开展的反“客观主义”等右倾偏向斗争一样，是改造党报功能的接续步骤，特别是要求各级党报均加强对全国性政治事件的报道⑤，在当时党报（新华社）是党新闻工作主体依托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各级新闻事业的领导，为党的意识形态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余　　论

新闻的导向性是“贯穿于任何新闻活动中的客观存在”。⑥ 对围绕政权开展活动的政党而言，传递“自利性”⑦ 舆论导向更是其举办新闻事业的主观动机。正是基于对党报等新闻工作“引导舆论、统一思想”的功能认定，党将新闻事业视作“领导政权的精神中枢” 和“政治机制的有机构成”。⑧ 而对１９４９年前后中共新闻纪律检查工作的历史考察，呈现出其时导发、引转舆论导向的基本理路：首先，将各级党委（而非新闻部门本身）明确为发引导向的责任主体；其次，将对新闻工作的事前审查与事后检查明确为其控制导向的基本实现形式；再次，对新闻报道的信息来源、口径准入、素材加工和用语范式均制定严格规范，作为各级党委开展新闻审查与检查工作的绝对依据。特别是在此规范的意义上，确保了各级新闻工作导向对党宣传工作意志的贯彻落实：第一，中央牢固掌握对实务性新闻工作规范的制定权，使各级党委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必然成为巩固中央对新闻宣传工具领导权的实现形式；第二，中央牢固掌握对新闻话语体系的制定权，这就要求各地不同的新闻报道内容依照统一的（政治性）语言符号解构和重组；第三，中央将现实活动中反倾向斗争的开展技术用于动员各级党委加强对新闻工作的审查和检查，确保了中央关于新闻实务与用语的规范意志真正落实到新闻工作中———且特别是在新闻用语的规范统一意义上———进而使中央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有效领导进一步落实为对新闻活动思维逻辑⑨的动态把握。

应当看到，近年来文化交流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占据愈发重要的位置，加之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我国传统的新闻工作理念造成强烈冲击，这是追溯党管新闻工作历史的现实动力。但这种追溯必须坚持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态度，对工作中经验教训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更不能以所谓“普世价值”否定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

不应否认，１９４９年前后党对新闻战线的持续整顿，有其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鉴于当时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情况，整顿工作限制了新闻报道内容的多样性、生动性。其中，对地方党报，不仅地方性报道篇幅受到严格控制①，而且极大削弱了相关报道内容的生动性和时效性。更严重的情况是，政治色彩浓重的新闻报道规范，实际上给各级党报设定了千篇一律的述评套路和语言范式，致使很多新闻报道呈现出“公式”化和“党八股”的问题。② 这一问题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指出新闻工作中缺乏“生气”③，而且各地党报内容与当地现实工作的脱节，使党于当地各项经济社会活动的开展意图不能“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从而使相关活动的推进陷入“被动的孤立的地位”。④ 为此，中央要求各级新闻工作着力贯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办报） 方针。⑤但事实证明，这一方针的提出实际上是使各级新闻工作“尽可能地服从于”党争取国家财经状况尽快好转的中心任务⑥，新闻报道方式上仍旧是以政治动员为主，只是在报道内容上更为侧重经济活动。而其时所强调的办报“通俗化”⑦ 问题，实际上也只是为了使新闻用语更为浅显易懂，以便更有效地激励发展生产服务。加之中央对其时执政安全的深刻忧虑，有关批评性报道内容的数量和深刻度许可仍受到严格限制，实际上新闻报道的“生气”仍旧严重缺乏。

上述情况说明，为增强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生动性和时效性，确保新闻事业发展的活力和“生气”，就必须继续深化新闻事业单位改革，打破单纯行政化的新闻事业管理模式，积极拓宽新闻报道的准入渠道，使市场在新闻资源配备中发挥重要作用，确保新闻事业发展接上“地气”。与此同时，又不能因此改革而丝毫放松乃至削弱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而就现时来看，这种危险恰恰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不应否认，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国家新闻事业体系的改革过程中，也客观诱发了一些新闻工作中的混乱和偏向问题。特别是对社会化、商业化、虚拟化的新闻媒体平台，一些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甚至是教育缺位，少数新闻媒体“钱”字当头，新闻产品中充斥低级趣味，这不仅不能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反而助推不良社会风气的滋生蔓延。更有个别新闻媒体，鼓吹所谓“自由新闻价值”，标榜“西方民主”，人为放大社会阴暗面，不仅不引导受众正确看待现存问题，反而成为国家政权稳定的潜在隐患。对此，我们必须予以严重警惕。现时新闻工作的开展，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特别是要认识到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单元，具有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而在具体途径上，应着重加强和改善对新闻工作规范的细致性约束，加强相关职能部门对新闻事业的管理和指导———而非以上级主管部门作为新闻工作的实际替代者，依靠不断探索提升“新闻传播的人文导向和审美追求”⑧，使新闻舆论成为弘扬社会公平正义⑨与贯彻党意识形态主张的契合点，实现我党执政意志真正内化于新闻受众。

（责任编辑　欣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