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从黑格尔哲学中吸取什么思想资源

贺　来

【摘要】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思想遗产，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此问题上，我们必须相对区分“实然”与“应然”两种不同的向度，前者侧重于“学术的对象”，后者则侧重于“思想的事情”。从“应然”向度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意味着我们要自觉地反省黑格尔哲学中“死的东西”与“活的东西”，尤其要对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历史理性主义” 与“总体主义” 思维定势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具备与之告别的敏锐和勇气，而黑格尔哲学对现代社会本性、困境的深刻反省，对一切把知性规定终极化和绝对化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深刻反省以及由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则是我们应吸取的、具有深刻当代意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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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黑格尔哲学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０１－０７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哲学发展趋势”（１２ＡＺＤ０６５）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贺　来，（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在影响现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西方哲学家中，黑格尔无疑占据着极为独特的地位。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思想遗产，如何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本文将针对在此问题上有迫切意义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推动对此问题的深入反思。

一、“实然”与“应然”：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两个向度

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思想关系这一重大课题，人们从各不相同的视角，已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与探讨。我们认为，在这种探讨中，必须区分两种不同向度。一是“实然向度”，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作为哲学史上已然存在的哲学思想体系，或者说，把它们视为两笔“已然存在”的思想遗产，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遗产之间“思想债务”关系的如实梳理和阐释。二是“应然向度”，它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当成两个“现成存在者”，而是以当代中国和人类生存状态和发展要求为坐标，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为旨趣，对二者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反省，从中吸取和提炼出对于当代人与哲学发展具有启示性和感召力的思想资源，其提问方式是：黑格尔哲学中具有创生力量和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究竟是什么？其需要反省乃至摒弃的独断和抽象的成分、因素和维度是什么？简言，它要从思想高度回答克罗齐曾提出过的那个著名问题：究竟什么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与“活东西”？

区分上述“实然” 与“应然” 向度，具有重大的必要性。在现实的研究中，人们经常把这两个在理论旨趣与思想关怀上有重大不同的向度混淆起来，结果陷入了诸多并无实质意义的话语纠缠与争论，从而直接影响了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

从“实然”向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学理性”探讨。它要求研究者尽量摆脱个人的主观“偏见”，对学术史上的发生的“学术事件” 进行“侦探”、“考古”、“比较” 与“解析”，从而给人提供对“学术事件” 的接近真相的呈现。人们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已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有：第一，文本性研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文献与黑格尔哲学文献的专门研究，以文本解读和分析为基础，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传承与流变关系；第二，比较性研究，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经典作家的比较研究，一是从整体上比较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同与学术渊源关系，二是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进行分别比较，探讨黑格尔哲学在这些不同经典作家那里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并以此为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复杂的学术与思想关系进行爬梳与清理；第三，问题性研究，即以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在具体理论问题上的学术传承与变革关系，这些问题较具代表性的，例如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形而上学、市民社会问题、国家观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专门研究，深入梳理这些问题上的“学术思想谱系”，揭示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的继承与转化关系。

从“应然”向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则是以一种哲学反省和批判的姿态和立场，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性质与思想史地位、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黑格尔形象的是非功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中接近黑格尔哲学的不同路径及其思想效应等等进行价值评估。与“实然”向度的研究不同，它并不刻意回避在面对此问题时的“价值立场”，而是把自觉地澄清自身“价值立场”作为研究的重要前提。它的着眼点不是还原和恢复思想史的原貌（它并不否定这样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是关注点和着力点有所不同），而是要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并通过哲学观念的变革推动人与社会的发展。因此，无论对于黑格尔哲学，还是对于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产生的影响等，都要求采取“吸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选择与反思态度。

区分“实然” 与“应然” 向度，并不意味着二者的截然对立。它所强调的是，二者注重的角度与侧面有所不同，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注重“学术的对象”，那么后者更多关注的是“思想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没有“思想”，后者不讲“学术”。事实上，前者无论是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还是问题性研究，都体现了研究者的思想选择与判断，后者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关系的反思与批判，也不是脱离学术研究的“主观臆断”，而必须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作为重要参考与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致思取向和问题意识上的确有所分工和侧重。自觉到这一点，对于二者的健康良性发展，避免无意义的话语冲突与纠缠，是十分必要的。

一方面，它将避免从“实然” 向度出发对“应然”向度研究的种种误解。众所周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就有学者提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主张。在近几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这一主张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凸显出来，学者们围绕着究竟应“从康德走向马克思” 还是应“从黑格尔走向马克思” 进行了颇为热烈的讨论。从“实然” 角度看，这种“要……不要……” 的语式及思想方式无疑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康德与黑格尔都是哲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伟大人物，怎么能“要一个，而不要另一个”呢？这岂不是对哲学思想史缺乏基本尊重吗？这岂不是“游谈无据” 的“疏阔”之见吗？事实上，当学者们这样主张的时候，并非出于对哲学学术史的无知和不敬，而是因为其旨趣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尤其把这种现状置于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与发展要求这一特殊历史坐标和方位中，寻求推动当代哲学发展的思想力量，并努力通过这种思想力量推动当代中国人的自由与解放进程。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它要求以一种反思批判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以及这种来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重新评估，并寻求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的思想资源。这种“要……不要……”的语式及思想方式体现了学者们的价值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问题、困境和前景的体悟和判断。马克思曾说过：“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一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① 从“应然” 向度探讨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其深层旨趣在于理解、回应并推进当代的思想和现实任务，这构成了它解读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前理解”背景和根据。

与上述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是，它也将避免从“应然”向度出发对“实然” 向度研究的种种误解。缺乏对“应然” 与“实然” 这两个向度的自觉区分，很容易导致的一种偏见，就是认为“实然”向度的学术梳理与阐释缺乏思想高度与理论反省，失于“琐碎” 与“平庸”。很显然，这种观点所体现的是“哲学家”的自负和傲慢。事实上，任何深入切实的学术思想史的爬梳、清理与阐释，都具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史意义。哲学思想家可以从其哲学立场出发“六经注我”，但不能因此而贬低和否定“我注六经”式研究的必要性。如能自觉澄清上述两个向度，就可以避免这种不合理的偏见，使得两个向度的探究与思考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并相互补充与促进。

二、反思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

区分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探讨中的“实然” 与“应然” 向度。必然会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以及当代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什么因素，我们需要采取批判与反思的态度？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对此问题展开充分论述，而只是着重于提出问题，并就两个重要方面作一简要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黑格尔哲学中浓厚的历史理性主义倾向，由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与传播所产生的极为深刻的影响，迫切需要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反省。

众所周知，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原则，他把“理性”视为世界历史的“主宰”，认为理性在历史中的显现过程，就是历史以必然性展开自身的过程，而“理性”在黑格尔哲学中是由“逻辑”所规定的，因此，历史的发展过程实质与逻辑的展开过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黑格尔虽然把“自由”视为自身哲学的基本精神，但同时又认为“自由”的根据存在于逻辑环节的必然性之中， “自由的主要本性，———其中包含绝对的必然性”②。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历史的进程就是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必然性展开的过程。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这样说道： “自古到今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茫茫大地上千秋万岁一切牺牲的祭坛，只有这一个目的不断在实现和完成它自己：在终古不断的各种事态的变化中，它是唯一不变化的事态和渗透这些事态真实有效的原则。这个最后的目的，便是上帝对于世界的目的。”③ 黑格尔这种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以这种观念为依据所形成的“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关系”学说，及关于“辩证法三大规律”在包括社会历史领域的整个客观世界的普适性（所谓“客观辩证法”） 的观念等等，即是历史理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一些表现。对历史理性主义的反省，是二十世纪以来众多哲学思潮的一个重大主题，甚至可以说，对历史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独断性与专制性的深刻批判和解构，是推动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此显然缺乏深刻的自觉，除了极少数思想敏锐、视野开阔的思想者对此有较为系统的反思，很多人依然在自觉不自觉中依循历史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理解人、社会、历史以及哲学中相关的许多其它重要问题。

历史理性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使个人沦为了历史实现自己意志和目的的手段。舍斯托夫曾指出，必然性“不听劝说” 又“不可战胜”，面对“历史必然性”，人根本无法主动地支配，而只能被动的顺从， “对它便即只有服从，无论你是否对此感到屈辱还是痛苦；服从它并且从此放弃徒劳无益的斗争”①。更严重的是，由于人面对“必然性”时的无能为力，结果将为少数人以必然性为名剥夺个人自由提供合法性根据：既然必然性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个人究竟是得福还是受苦，都是没有历史意义的，至于有多少人被碾在历史车轮之下，是难得予以关心的。正如黑格尔所言：历史及其代理人的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 蹂躏好些东西”②。因此，历史理性主义根本上是一种与个人的自由相敌对的思维。个人自由的被遮蔽，同时必然意味着人真实的责任被卸除，这一点康德早已作过极为深刻的阐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才确立起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并因此确立起人的尊严和人格，人也才能为自己的行为真正承担起责任，倘若失去了这种自由意志，按照自然领域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来规范实践领域，那么，人也失去了承担责任的可能与必要。正如木偶或自动机是不可能“负责” 的一样，失去了“自由”和“人格”的人也就完全失去了担当责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自由”与“责任” 的丧失，充分表明了历史理性主义与人的现实生命相敌对的性质。虽然历史理性主义在思想史和哲学史并非肇始于黑格尔，但不容置疑的是，黑格尔哲学把它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成为历史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重大的思想效应。正因为此，深入反省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理性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产生的思想与实践后果，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另一个需要予以批判性反省的是重要方面，是黑格尔哲学的总体主义思维方式以及由此禀赋的独断和专制的精神气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它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总体主义”是一种试图把一切异质性因素吸收和同化进一个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整体的思维方式。黑格尔以辩证法闻名于世，认为精神辩证法区别于知性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它超越了排斥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而以把握包含多样性与特殊性的“具体普遍性” 为鹄的。然而，对“具体普遍性”的把握实质上比捕捉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整体具有更为宏大的“囊括一切”的野心，它要把一切异质性和特殊性“一网打尽”，使之消融和同化在“绝对” 的“辩证运动”中， “绝对” 之为“绝对”，就在于它能“和解” 一切对立和矛盾并因此成为扬弃一切“对立面” 的“无对”。黑格尔明确指出，辩证法的对象是“自由、精神与上帝”③，是“大全”，如“灵魂、世界、上帝，它们本身属于理性的理念，属于具体共相的思维范围的对象”④，对于这一无限的终极实在，传统知性形而上学试图“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⑤，最终陷入了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独断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黑格尔试图通过赋予“理性”以无条件的能动性与自由性，来超越和否定“有限知性规定”，以通达“无限”的“绝对”和“大全”。理性既包含知性，同时又超越知性，既包括有限，同时又超越有限，因而它是“有限” 与“无限”的内在统一，各个环节的必然性与全体的自由性、有限的知性规定与无限的实体⑥的矛盾，在其中实现了辩证的和解。辩证法作为理性的自我意识，由此成为“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就此而言，黑格尔哲学以一种更宏大的气势重现了传统形而上学“以一驭万”的总体主义野心与抱负。

人们常迷恋黑格尔哲学这种“主宰一切”的总体主义野心和抱负，认为它正体现了哲学区别于其它学科的“崇高”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中，这种迷恋进一步被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哲学教科书中，哲学被定义为关于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认为具体科学只把握“部分”、“局部”的真理，而哲学则能把握总体的、普遍的真理，这种哲学观即是这种总体主义野心和抱负最集中的表现。有人曾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概括“为宇宙立心”，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概括为“为生民立命”，把科学社会主义概括为“为万世开太平”，这可谓形象地表达了哲学的这种“总体主义” 欲求。然而，哲学的这种“崇高”地位却是以自身的“唯我独尊” 为前提的，必然导致对一切不能被“绝对”所同化的异质性“他者”的压制和排斥，这一点决定了“总体主义思维方式”难以避免地具有浓厚的专制与独断色彩。罗蒂曾十分中肯地指出： “这种认为所有各种东西总有一天会被看作是相互适合、能够结合成为一体的观念，是柏拉图留给正统的一神论神学的遗产。它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本体论—神学传统’所具有的凭证”①。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理论逻辑的同时，均集中把批判的目标对准了这种“总体主义”信念。这一点，只要看看阿多诺对“形而上学西洋镜” 与“同一性逻辑” 的捆绑性批判、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思想” 与对“独白式”统一性思想批判的相互呼应、列维纳斯对传统形而上学“统一性” 与“整体性” 观念的反省与对“他者” 的吁求，以及整个“后现代主义” 思潮对于“总体主义” 的解构及对于“异质性” 的辩护与捍卫等等，虽然思想迥异，但都共同地看到“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内在缺陷并试图破除对“绝对统一性”观念的迷恋，为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宽容、民主的生活样式和人生态度开辟空间。应承认，现当代哲学对“总体主义”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独断和专制性的批判，的确深刻地揭示了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内在痼疾。我们应充分吸收其成果，对这一在我们哲学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进行深入的反省。

黑格尔哲学的“历史理性主义” 与“总体主义”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所分析的，其它诸如绝对主义的真理观、一元主义的价值观、教条主义的世界观等等，都与之有着内在而深层的关联。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变革并以此推动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我们必须具备对它进行批判反省并与之彻底告别的敏锐与勇气。

三、吸取黑格尔哲学中具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

对黑格尔哲学中消极和独断因素的反省与批判，并不表明黑格尔哲学中没有值得吸取的思想成果。恰恰相反，对它进行反省和批判，是为了更好地看清黑格尔哲学中真正重要的思想珍宝。我们所强调的是，鉴于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演进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我们需要剥离其独断与抽象因素，并以此为前提，重释和拯救黑格尔哲学富有当代意义的思想内容。黑格尔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具有当代意义的哲学创见是十分丰富的，而其中有两方面尤其值得我们今天予以特殊关注。

首先是黑格尔哲学关于现代社会本性、困境与未来的深刻理解与思考，为人们认识当下中国、人类社会和人的生存状况，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语境中寻求和确立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最早自觉地以哲学的方式反思现代社会本性和命运的哲学家之一。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 “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黑格尔认为，哲学面临着这样一项使命，即从思维的角度把握其时代，对黑格尔而言，这个时代即是现代。黑格尔深信，不依赖现代的哲学概念，就根本无法得到哲学自身的概念。”② 如何以一种哲学的方式理解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及其内在困境，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抽象思辨的外壳下现实的主题。黑格尔深刻地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③，并因此第一次明确地把“主体性” 概括为“现代的原则”①。毫无疑问，“主体性” 原则的确立，是现代性的最为重大的成就。然而，在人们对现代性的价值欢欣鼓舞之时，黑格尔却敏锐地洞察到了它的片面性，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有限的“知性”原则，这必然使得“主体性” 原则表现为一种“对象性的逻辑”，并因此表现为一种控制性、征服性的“暴力”，从而导致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分裂和“伦理总体性”的瓦解。黑格尔对此的深刻分析集中体现在他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上。后世学者如卢卡奇已经指出，德国古典哲学里积极的和天才的特征是与它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伟大世界事件密切结合着的。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他与其它同时代人的一个重大不同在于，他“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他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②。而且，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明确地直接地讨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论著中，更重要的是，它“毋宁决定着他的哲学体系的整个构造并且构成他的辩证法的特性和伟大。他的哲学，他的辩证法，所以比他的同辈优越，其中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这里”③。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黑格尔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分裂和矛盾，也正基于这种分析，黑格尔把“调和四分五裂的时代” 作为自己哲学的使命，他要用“理性”代替“知性”， “理性” 的任务就是“扬弃分裂”与“实现和解”，既保留“主体性” 原则所带来的个人解放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克服由此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分裂和“伦理总体性”的瓦解，从而实现这相互对立又相互矛盾的“两个强有力的渴望” 的内在统一。在黑格尔看来，作为这种理性力量的最现实的表现就是“国家”。按照这种思路，黑格尔提出了其影响深远的国家哲学理论，提供了一整套解决现代性困境的现代政治构架的独创性思路。

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的思考，深刻展示了现代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充满了思想的张力与创见。二十世纪以来人们深入思考的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诸如个人自由、个人权力与平等、社会正义、社群和伦理共同体等，尤其是关于市民社会、国家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等问题，均无法绕开黑格尔，均需到其宏伟的哲学体系中寻求原创性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在马克思哲学诞生过程中，带有转折性的思想事件就是他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其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及由此形成的基本观点，构成了马克思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出发点。可以说，黑格尔对于现代社会及其命运的深刻思考，是他留给当代人最值得关注和重视、也是其最具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财富之一。对此，哈贝马斯的评价是中肯的： “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用概念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④

如前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关于现代社会本性、困境与未来的深刻反思是与其全部哲学，尤其是与其辩证法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对试图把知性规定终极化和绝对化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深刻反省以及由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是黑格尔哲学中另一具有当代意义的重要内容。

知性形而上学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有限的、孤立的思维规定视为终极真理，它“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⑤，在它看来，抽象的、孤立的概念本身即自足完备，可以用来表达真理而有效准。这种形而上学“大都以为只须用一些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它既没有考察知性概念的真正内容和价值，也没有考察纯用名词（谓词），去说明绝对的形式是否妥当”⑥。结果，这种形而上学必然会陷入“独断论”，“因为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之中……肯定其一为真，而另一为错”⑦，它“坚执片面的知性规定，而排斥其反面。独断论坚执着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方式……独断论坚执各分离的规定，当作固定的真理”①。黑格尔辩证法的重大旨趣在于揭示一切自诩达到“终极真理”的知性思维规定的有限性，充分自觉到一切知性思维的规定都包含着无法被自身同化和吸收的“他者”，因而必然陷入“自相矛盾”，一切知性思维规定都必须否定和超越自身，向“他者” 转化。在此意义上，辩证法是对“终极真理”、“最终状态”、“完美结局”等一切幻象的驳斥与解构。在这点上恩格斯是正确的： “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终结；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②

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批判精神，与上述他对现代性的质疑是相辅相成的。当现代性把“个人主体性” 及其“自由” 视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终极原则”时，辩证思维洞察到了其根本性的限度和矛盾，同时深入到社会历史现实的内在运动中，反省并揭示了这一限度和矛盾的深刻内涵，并寻求超越这一历史限度，克服这一矛盾的转化与跃迁路径。可以说，黑格尔之所以成为“质疑现代性的第一位哲学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坚持自觉的辩证思维，这赋予了他别人所不具备的批判眼光与批判力量。

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始终是与前述总体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内在纠缠在一起的，这一点决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向度最终难以避免地向同一性、肯定性和总体性原则屈服因而无法贯彻到底③。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④，但由于黑格尔与传统形而上学所分享的共同理论前提，导致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在黑格尔那里呈现为“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导向了“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⑤。清除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因素”，拯救作为辩证法本质的“批判和革命本性”，是马克思辩证法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因此成为理解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根本切入点。但剥离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外壳，我们必须承认，它对知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因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现代社会、反省哲学的存在方式、寻求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等仍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大思想资源。

关于现代社会本性及其命运的思想、辩证法所蕴含的批判力量等，这二者当然远非黑格尔哲学所具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的全部。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视角出发对黑格尔哲学的当代意义进行多元化的阐释。我们相信，区分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与“活” 东西，对黑格尔哲学中独断、抽象与专制的成分保持自觉的警醒态度，以此为前提，黑格尔哲学中具有当代意义的理论内容才能得到真正的凸显，这无论对于黑格尔哲学本身，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林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