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悲歌为谁唱解读《史记（选读）》的两个视角

刘久娥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215011）

《史记（选读）》是苏教版高中语文的选修教材之一。历来，解读《史记》的视角有很多种，我认为，如果从“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司马迁为何对悲剧人物情有独钟”这两个视角切入，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本。

视角1：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

司马迁是史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是悲剧抒情诗人。《史记》倾注了作者满腔悲愤和抑郁之意，因而，悲剧氛围无所不在，悲剧人物贯穿了整个篇章。无论是君皇王者、皇亲国戚，还是忠臣良将、慷慨义士，都具有悲剧色彩。

比如，商鞅四次求见秦孝公，取得后者的信任，被封为商君。执政18年间，他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改革弊政，“变法易俗”，使秦国由落后变为强盛，一跃成为称雄诸国的强国，为后来秦的统一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商鞅却受到秦国宗室贵族的反对，被无端加上反叛的罪名，车裂而死。吴起在楚国任相，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改革卓有成效。但他的新措施损害了楚国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同样受到他们的联合迫害，楚悼王一死，这些人便起而作乱，将吴起害死。陈涉起义，给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以致命一击，但却遭到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终被叛徒设奸计毒杀。

商鞅、吴起都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在同旧制度的斗争中被杀，可谓改革者之悲。

又如，秦始皇死于沙丘，却因形式所逼不得发丧。李斯又用两车臭鱼“以乱其臭”，已是可悲之极！而赵高等人又立刻篡改诏书，杀扶苏、立胡亥，

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打击下，秦朝二世而亡，更令人

嗟叹！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大获全胜，奠定西汉200年基业，暮年时，他却猜忌心日重，大肆杀戮功臣名将——韩信被斩，彭越成了肉酱，共敖、利几、英布相继被诛，连他最亲信的萧何、樊哙也几遭毒手。身边没有了忠义之士，

没有了沙场老将，加上后宫之乱，他发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绝唱，这是悲凉凄怆的哀歌，也是

其寂寞孤苦心境的写照。秦始皇、刘邦都是曾握有生杀大权的帝王，最终却落得凄凉下场，可谓王者之悲。

再如，《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四位刺客。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刺杀王僚，“左右亦杀专诸”；豫让为报智伯被赵襄子所杀之仇，不惜以身涂抹油漆易容、口吞煤炭变声来乔装自己寻找机会，刺杀未成后，拔剑自杀；聂政杖剑至韩，在“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的情形下，直入，上阶刺杀侠累，未成，“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何其惨烈；荆轲在令秦舞阳色变的秦宫大院里闲庭信步，镇定自若，生擒秦王未得，左股断，仍“引匕首以掷秦王”，被“八创”后，“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亦是死得坦荡磊落。这些

刺客属草根阶层，或被人赏识，或为知己死，或反抗强暴；他们见义勇为、行事惨烈，落地有声，不掩其志，流传千古，可谓侠者之悲。

还有，“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怀石自沉汨罗江。他的行为令人惊叹、景仰，他的信念品质、道德精神都极为感人，可谓砥行立名者之悲。

综上可知，司马迁笔下塑造的悲剧人物都有着特殊的精神气质。首先他们有怀疑精神，怀疑天道的有无、鬼神的存在、君权神授的欺人之谈；其次，他们有着殉道精神，拥有一种不降低标准、不改变信念、不向一切邪恶低头降志的人生态度；再次，他们有复仇精神，复君国之仇、家族之仇还有个人之仇；最后，

他们均有奋斗精神，均胸怀大志。

视角2：司马迁为何对悲剧人物情有独钟

关于悲剧，亚里士多德说是“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鲁迅则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由此，我们可概括出悲剧人物的三个特点：一是其遭到厄运，或自杀，或被杀；二是其悲惨命运能

反映当时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三是其悲惨遭遇能引起人们对正义与美好事物的同情和对邪恶势力的愤恨。司马迁之所以对悲剧人物情有独钟，除了他笔下的悲剧人物客观上具有悲剧性外，我认为还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悲剧英雄”情结的影响。从春秋到刘邦建汉的几百年间，是一个急剧变动、战乱不休的惨烈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而自古以来，人们就有一种“悲剧英雄”的情结——英雄必须死去，才能使悲剧达到顶点。这种情结也影响了司马迁，因此，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往往带有悲剧色彩。

二是“英雄惜英雄”的情感外露。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捕入狱，家人无钱

替他赎罪，满朝文武没有一人敢为他说话，最终他被处以宫刑，无论在形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他在《报任安书》中说道“最下腐刑极矣”，又说道“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可见他曾一度不能自拔，深刻体会

到君王的残暴寡恩、狱吏的刻薄以及人情的淡漠，心头笼罩着一股永远拂之不去的悲愤情绪。于是，在“悲剧”这一点上，司马迁与商鞅、屈原等悲剧人物达成心灵上的契合，司马迁为他们列传，正是“英雄惜英雄”的情感外露。

三是通过著史来抗争。司马迁一人完成了中国3000年的历史记载，而这位文学巨匠之死，后人竟没有记载，致使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司马迁之死永不可考”的史学之谜。由此

可知司马迁当时受到迫害的程度之深。他压抑、悲愤，他希望有人能解救他，可是，

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尽管如此，他的反抗精神却更加强烈了，他要通过著史来抗争，于是自然就想到了敢于反抗专制统治的刺客、游侠——他们为解救他人的困厄、反抗强暴，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司马迁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救人不恤生命的可贵精神，

一种不屈服邪恶、张扬自我的民族品格。于是，司马迁就为这些死去的英雄立传，使之名垂千古，并借此抒发胸中的愤懑一曲悲歌为谁唱？为英雄，亦为太史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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