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我的偶像

　　摘 要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这本吴经熊先生1951年所著，周伟驰所译的《超越东西方》，按吴先生的自己的说法，本书“不是在写自传，而是在写我的灵魂之旅”豍。先前已从许章润先生的文章里对吴经熊的生平有所了解，对其极为丰富的经历及中年的转皈灵修更是印象深刻。少年得志、名动中西，却在如日中天的中年放弃平生所学，皈依耶稣；立志要在中国发挥“孟德斯鸠式作用”，最终沉浸教会、不问世事，人生转折难免让人感觉不解与惋惜。两日来的翻阅使得疑虑得解，本书更像是一个磊落的灵魂对自己的剖析，一颗谦卑的心对人生的忏悔。读懂了吴先生的心路历程，便对其人生选择与追求有了更多的理解。

　　关键词 吴经熊 超越东西方 法律

　　一、青年吴经熊：以孟德斯鸠自励

　　用“少年得志”这个词形容吴经熊再恰当不过。弱冠之年便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鸿雁往还，坐而论道，建立忘年友谊而为后人津津乐道；投身于20世纪伟大的法学宗师施塔姆勒和庞德门下；在28岁的年纪便以“东吴大学最优秀毕业生”的名义担任该校法学院院长；两年以后，接受哈佛大学与西北大学的邀请出国讲学，成为中国受聘哈佛的第一人；及至壮年，学而优则仕，由法学家变为立法者，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简称“吴氏宪草”）。这样的履历和名望，用许章润先生的话说，“偌大中国，亿万生灵，真的在国际上混出点名声的，撒手西归后仍然有些回响的，实际上，唯吴先生一人而已”豎。

　　青年吴经熊风华正茂、摩拳擦掌，雄心万丈，可谓自期甚高。加之自身勤奋与聪敏，学业精进，意气风发，肩上扛着霍姆斯、庞德、施塔姆勒和惹尼的名号，横跨美、德、法三家，集名家垂爱于一身，一般读书人所需要的寒窗苦读、长期煎熬在吴经熊这里几乎被压缩到了“零”，指点江山，恰逢其时，他是何等的风光与荣耀。然而吴正像那个时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生在乱世，却又满怀学以致用、济世救国的理想，命运的垂青却更让他深感肩上担子之重。在1921年的一封信中，吴经熊的志向表露无遗：

　　“我将在巴黎尽力而为，尽我所能的读和写，尽可能深刻的观察和思考。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有一个祖国要拯救，我有一群人民要启蒙，我有一个种族要高举，我有一个文明要现代化。”豏

　　1924年回国前夕，吴经熊意识到中国处于革命的前夜，但是却天真的认为“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是一场知识与精神的革命，一次文艺复兴。”豐有人认为他一开始就错了，未能了解形势的巨大变化，但是我们又怎能以一个后来人的身份去责难一个作为当局者的知识分子对国富民强的淳朴向往，甚至于许多情况已经完全超出一个年轻人的认知能力。吴经熊怀济世理想又拥济世之具，斗志昂扬，不屈不挠，学成归国后有幸先后实施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实践活动，涉足当时中国的法学学术、法学教育、司法和立法等诸多领域，且基本上都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中还不乏有惊世之举。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影响政府，继而改造中国，使中国成为西方式的法制国家，实现他心中法律救国的理想。 此时的他学术与政治都是春风沐雨、志得意满。不满30岁时已是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兼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

　　二、中年吴经熊：理想与内在的统一

　　新事物使吴经熊忙碌不堪，却也成了吴经熊“公共生活中最快乐的一年”，因为他“正在用自己的法学观点塑造中国法律”豑。在这期间，他悉心教学，使得东吴大学法家云集，学生数量猛增3倍，更是与哈佛等名校保持了良好的联系。他的裁决得到中外报刊的良好评价，甚至被外刊称为“所罗门王坐在审判席上”。他力践“法官必需像处女那样认认真真的保卫她的贞洁”豒，道出了一介温文书生的高贵与不屈的灵魂。然而另一则札记则有反应此一时期吴经熊的无奈与煎熬：

　　“我当法官时，常认真的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心某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的的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只是因为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或许他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豓

　　这样一个宅心仁厚的吴法官来履行职责，即使被欢呼为“所罗门王”，他的温文善良与多愁情怀使他承受的内心煎熬也是可想而知的。以至于“奇怪的事情是，尽管我作为一个法官大获成功，但仍觉不安宁”豔，使他产生了“逃离那掩蔽我的繁华，重回美国深造，加强自我修养”豖的想法。1930秋，他辞去了他“如日中天”的事业，前往美国讲学。这使得知识分子的天真与意气用事在他身上显露无疑，但是却丝毫无损于他的品格，因为在他看来“一颗灵魂的价值比整个物质世界还大”豗，“桂冠会枯萎，但爱将永存”豘，这是他在面对物质现实与灵魂安宁所做的选择。

　　在这之后的几年，吴经熊再由深谙法律的法官转而成为赚足银子的大律师，十里洋场，大喝花酒，“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即其所说的，“即使是想起那段日子，也能闻到一股地狱的气息”豙。金钱给他带来的不是满足，而是更深的迷茫：

　　“我越是不快，就越是急切地寻乐；我越是耽于享乐，就越是不快。我所卷入的是一个可怕的旋窝。我变成了绝望的牺牲品”豛。

　　生性多愁的他陷入短暂的迷途，法律成为他赚钱的工具，宗教同样令其反感。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永远不能证明我们是醒着的，说我们是清醒的，这需要信仰”。豜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对人生有所领悟。选择了皈依天主教，寻求新的精神慰藉和心灵寄托。

　　诚如西塞罗所说，法律在战时归于沉寂。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国家无暇法制建设，他为了继续发挥自身的作用，基本上中止了法学著述，醉心于天主教教义研究。在此之后的他对法律救国道路非常灰心，但仍保留最后一丝希望。为了这些许的希望，1949年初他不顾危险与牺牲返回国内，拟任孙科内阁司法部长，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与独立，他甚至与任内阁首相的孙科约法三章作为出任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