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风险探讨

　　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将面临减速风险 

　　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不难看出长期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说是由结构演进至均衡路径逐渐达成的过程。通常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为经济追赶阶段，其主要由前期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第二，为均衡增长阶段，其主要是由后期要素以及产出比例逐渐稳定所带来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指出，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产业结构逐渐由服务业与工业替代，由于农业生产率明显低于服务业与工业，使得产业结构过度时期劳动力会促使经济飞速增长，出现“结构红利”。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一旦工业生产率没有明显低于服务业，则会使得服务业成本以及价格无限增长，从而形成结构性减速。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大多数经济体飞速增长均是二十多年，而超过三十年的则十分少见。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先后使得非农经济代替农业经济成为经济发展重心，劳动力被分配到生产率更高的工业或是服务业，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并且提高了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20世纪60年代，西方老牌工业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加快增速，进入结构性加速时期。20世纪70年代之后，高速增长时期结束，增长率明显下降，进入增长速度较低的平台。另外，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出现服务业倾向，并且服务业与企业工业部门相比并不存在明显优势，导致产业重新分配生产要素无法带来额外效益，使得增速下降成为维持至今的常态。 

　　当农村劳动力完成转移后，出现“刘易斯拐点”时，由于第二产业劳动力逐渐达到顶峰，并且向第三产业进行转移，使得生产率增长速度变慢。通过学者调查研究后发现，减速拐点可能出现在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这样一来，我国即将或是已经面临着减速拐点。当然也有学者提出，我国经济增长自身具有特殊性，因此很可能跳出这种循环，面对即将到来的结构性减速风险，提前未雨绸缪是明智之举。可以通过国际对比，探寻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且以我国改革开放至今高速增长的历史经验为鉴，面向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寻找到我国经济的特殊性，更好地规避结构性减速风险。 

　　我国经济增长中面临的结构性压力 

　　（一）制度红利正在消失 

　　以市场化作为导向的一系列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35年经济增长的根本，更是制度红利的具体表现。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每隔十年左右便会出现生产率飞速增长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率，此阶段为第一时期。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个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质，建立了改革目标，在宏观经济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促进我国经济增长。21世纪初则是第三个时期，我国加入WTO后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使得我国经济焕发新活力。然而，制度红利往往是一次性的，并且持续时间有限，现阶段，由旧制度带来的红利优势正在慢慢消失甚至已经消失，一旦制度红利消失，不仅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进一步形成微观激励，出现负反馈情况，出现阻碍改革深化的新利益集团。 

　　（二）人口拐点已经到来 

　　在改革开放之前，劳动力供给就具有无限弹性，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经济中，由于人口存在红利，在全部吸纳剩余劳动力之前，能够延缓资本报酬递减。伴随人口增长阶段的变化，使得人口年龄结构也随之改变，老龄化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出现“刘易斯拐点”。由于剩余可转移农村劳动力减少，企业无法获得足够员工，使得机会成本增加，为了得到员工，企业不得不增加工资水平，上涨的工资又使得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产生出口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造成阻碍，使得许多曾经引导我国出口经济的部门出现增速下滑，乃至部分行业消失。 

　　（三）社会需求结构失衡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转体系中存在着总需求结构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根据调查显示，1978-201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由62.10%的消费率跌落至49.08%，居民消费率由原本的49%跌落至35.42%，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平均70%的水平。尽管在高速增长时期有着明显的投资拉动效果，但是由于需求结构失衡以及消费不足，使得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周期大起大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出口能够代替国内需求不足，然而多数服务业所提供的均是不可贸易的产品，只能够被有效的内部需求所消化。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重构 

　　（一）城镇化是新契机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任务就是城镇化，同时其不仅是经济结构出现的空间演变，更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此，需要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使得现有的城乡双轨制度进行变革，还需要注意的是城镇化是系统且漫长的进程，由于涉及到政府公共服务，农村土地流转以及城市住房市场等，需要各方面协调配合、精心设计，才能够妥善处理。另外，城镇化布局需要改变传统的造城运动思想，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对城市结构以及规模变化规律充分尊重，因地制宜，防止城市病的出现。 

　　（二）要素效率为目标 

　　想要做到以效率增长为目标，需要由以下几点入手：第一，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的专业水平。加强教育投资，对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全面提高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深化教育改革，增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型人才。第二，控制重复性、高消耗以及高污染的建设，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及技术改造所占工业投资的比例，推进建设保障房以及生态坏境的治理与保护，提高社会公众的幸福指数以及生活质量。第三，促进自然资源集约利用，对土地合理使用，杜绝出现盲目追求规模以及数量，对资源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促进资源综合利用的相关政策尽早出台并实施。 

　　（三）技术创新为动力 

　　在自主创新问题上，需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需要及时退出市场能够发挥配置作用的领域，形成能够对成本要素准确反映的机制，促使资源高效配置与创新的综合集成。企业需要始终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优势作为发展原则，成为创新主体。政府需要建立创新型激励环境，激发企业自主创新行为，促进将科技成果转变为生产力，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四）结构升级为途径 

　　我国的改革能否不断的发展，关键标志与动力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其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正在逐渐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出现服务化产业结构倾向，但是，市场需求由于诸多行业存在进入限制被长期压抑，导致工业生产率明显高于服务业生产率，使得资源聚集在服务业，产生结构负担，导致增速下滑。 

　　因此，我国需要对国内外的新形式进行尽快适应，以便更好地进行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构建起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体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施行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将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放在技术创新上。大力扶持创新型企业，使中小型企业能够形成自身的经营特色以及专业化生产，使得核心技术推广力度以及研发进度能够加快，同时对国外现金和技术进行积极的引进、吸收以及消化，用以提升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 

　　第二，消除地方保护，打破垄断现象，建设有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降低行业准入壁垒，消除传统对民营资本的不公正待遇以及歧视，减少行政性审批，促进资源自由流通，使得国有资本能够尽快从一般性竞争领域中退出。 

　　第三，引进优秀人才，引导产业发展升级。建立起人才引进、培训与奖励专项资金，加强人才引进力度，对人才结构进行调整，以更好适应产业结构发展升级的需求，同时需要优化工作环境，激发人才的创造潜力。 

　　（五）体制改革为保障 

　　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保障，改革能够使得微观主体出现新的激励，充分挖掘生产要素的潜在能力，提高其积极性，促进生产能够无限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然而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取得阶段成功后，会使得后发优势变为劣势。制度、技术以及管理模仿相对容易是赶超型经济体的后发优势，但是如果因为短期的优势对长期的制度问题进行忽视，则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想要将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进行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所在就是推进体制改革。因此，政府需要做好长期的政策与制度安排，立足现实。培养出能够与现代增长模式相辅相成的微观行为主体是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所以，进行体制改革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经济学论文

　　首先，需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对政府职能进行转变。转变政府职能需要从根本上做到政资分离、政企分离、政事分离、政社分离等，才能有效刺激市场主体焕发活力，增加经济发展内动力，不断对政府原本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公共服务职能进行强化。 

　　其次，需要改变传统以经济增长作为官员考核目标的考核机制。在政绩评价中加入如生态效益、民生改善以及社会进步等新指标，使得考核重心落在和谐发展上，指导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将科学发展观落在实际工作中。 

　　再次，不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生产要素进行深入改革，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进行弱化，消除可能引起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因素，同时，还需要深入金融改革，使得金融体系更加完善，对民间资本流入金融领域的限制放宽，健全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强化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保证金融体系健康持久的发展。 

　　最后，需要对宏观体系保障进行改革。许多以增长为目的的改革与政策均注重微观经济的破旧立新，然而被上述变化引起的不利因素，却被影响群体进行了保护，所以，降低改革负面影响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经济增长与结构性减速风险探讨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国际化、城镇化、市场化以及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就是说，我国还具有非常广大的经济增长空间。通过对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重新构建，能够有效促进创新技术的发展，提升要素使用率，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改革，改善并创新政府管理，颁布出台相关简政放权等措施，推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速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缩小，提高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定制中的参与能力，促进社会形成自主良好的创新环境。根据目前实情来看，我国有绝对的能力在维持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增长的同时，对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