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关系网络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形成
2022-06-09
引言
幸福经济学的兴起推动了经济学家逐渐从简单地关注收入决定的效用转变到心理学所倡导的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不仅反映了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还反映了居民的心理满足感，因而，主观幸福感能更完整且合理地评判个人对生活的整体满足感，是一个更好的直接度量居民福利的指标（Frey和Stutzer，2002）。而由于群体间收入水平、社会等级和参照系选择等不同，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显然存在系统性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也在大幅提高，居民物质福利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改善。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为居民所平等均享，社会财富的分配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偏差。特别是在城镇和乡村居民之间，由于长期城乡分割以及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陆铭和陈钊，2004），城乡福利分配极不均衡，实际上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收入水平或物质福利的城乡差异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居民的幸福感知，带来了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别。
早期的调查实践，如《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对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得出了近八成农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的判断。而在规范的实证研究方面，罗楚亮（2006，2009）利用2002年全国城乡住户调查的数据展开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程度高于城镇居民这一结论是成立的。但其后的观察和分析又颠覆了这一观点，呈现新的迹象。《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称，在2006年，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城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首次超过农村居民。此后大量的有针对性地调查实践也发现了相同的结论。依托这些调查资料，展开的实证结果是混合的，但总体是倾向于认同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张军华（2011）对国内涉及幸福感城乡比较的60篇文献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在认知指标和综合指标方面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
这一结果似乎更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因为从收入水平和物质财富上来看，城市居民的物质福利无疑要高于农村居民。但现代幸福经济学的文献，提醒了我们这一简单的认识并不可靠。特别是Easterlin悖论揭示的"幸福-收入之谜"（"幸福-收入之谜"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由于经济学家Easterlin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提醒了我们从物质福利并不是可以直接僭越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知。幸福的感知和组成元素是多元的，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际关系等等（奚恺元，2006）。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梁漱溟，2005），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的语境下俗称"关系"。在本文的概念框架中，两者是对等的），不仅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权力运行的基础，也是重要的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的替代机制（李树和陈刚，2012）。在理论上，社会关系网络对居民福利的贡献可能并不仅仅局限在增加就业和收入等物质性收益方面，"关系"还可能促进组织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自我认同，通过提高居民的心理满足感从而增进其福利（Crossley和Langdridge，2005）。虽然，社会关系网络被誉为"穷人的资本"（Grootaert，1999），已有研究发现，"关系"显著提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李树和陈刚，2012）。但现实中，富人的社会资本更多（赵剑治和陆铭，2009），城镇居民也可能由此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因此，在城乡居民的幸福感的分化或收敛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究竟如何需要解答。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在对比城镇和农村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在形成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中的作用。基于本文的数据发现，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在居民的幸福感决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关系网络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这不仅在于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而且更在于其能够充分感知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数据和变量说明，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研究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异，删除带有缺失信息的样本后，共获得样本4890个，其中城市样本3118个，占63.8%；农村居民1772个，占36.2%。为了重点考察"关系"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幸福经济学的兴起推动了经济学家逐渐从简单地关注收入决定的效用转变到心理学所倡导的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不仅反映了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还反映了居民的心理满足感，因而，主观幸福感能更完整且合理地评判个人对生活的整体满足感，是一个更好的直接度量居民福利的指标（Frey和Stutzer，2002）。而由于群体间收入水平、社会等级和参照系选择等不同，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显然存在系统性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也在大幅提高，居民物质福利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改善。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为居民所平等均享，社会财富的分配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偏差。特别是在城镇和乡村居民之间，由于长期城乡分割以及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陆铭和陈钊，2004），城乡福利分配极不均衡，实际上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收入水平或物质福利的城乡差异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居民的幸福感知，带来了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别。
早期的调查实践，如《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对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得出了近八成农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的判断。而在规范的实证研究方面，罗楚亮（2006，2009）利用2002年全国城乡住户调查的数据展开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程度高于城镇居民这一结论是成立的。但其后的观察和分析又颠覆了这一观点，呈现新的迹象。《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称，在2006年，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城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首次超过农村居民。此后大量的有针对性地调查实践也发现了相同的结论。依托这些调查资料，展开的实证结果是混合的，但总体是倾向于认同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张军华（2011）对国内涉及幸福感城乡比较的60篇文献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在认知指标和综合指标方面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
这一结果似乎更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因为从收入水平和物质财富上来看，城市居民的物质福利无疑要高于农村居民。但现代幸福经济学的文献，提醒了我们这一简单的认识并不可靠。特别是Easterlin悖论揭示的"幸福-收入之谜"（"幸福-收入之谜"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由于经济学家Easterlin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提醒了我们从物质福利并不是可以直接僭越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知。幸福的感知和组成元素是多元的，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际关系等等（奚恺元，2006）。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梁漱溟，2005），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的语境下俗称"关系"。在本文的概念框架中，两者是对等的），不仅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权力运行的基础，也是重要的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的替代机制（李树和陈刚，2012）。在理论上，社会关系网络对居民福利的贡献可能并不仅仅局限在增加就业和收入等物质性收益方面，"关系"还可能促进组织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自我认同，通过提高居民的心理满足感从而增进其福利（Crossley和Langdridge，2005）。虽然，社会关系网络被誉为"穷人的资本"（Grootaert，1999），已有研究发现，"关系"显著提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李树和陈刚，2012）。但现实中，富人的社会资本更多（赵剑治和陆铭，2009），城镇居民也可能由此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因此，在城乡居民的幸福感的分化或收敛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究竟如何需要解答。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在对比城镇和农村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在形成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中的作用。基于本文的数据发现，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在居民的幸福感决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关系网络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这不仅在于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而且更在于其能够充分感知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数据和变量说明，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研究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异，删除带有缺失信息的样本后，共获得样本4890个，其中城市样本3118个，占63.8%；农村居民1772个，占36.2%。为了重点考察"关系"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回归模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