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公共支出、最优税收与经济增长

　　【摘要】本文在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的基础上将消费性公共支出内生到家庭的效用函数中,在一个DGE框架下求解竞争性均衡问题,以此来考察生产性公共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生产性支出具有正的产出效应;生产性支出对家庭私人消费、公共消费的影响取决于政府设定的平滑税率。根据经验分析可知,生产性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如人口效应大,其中,基本建设支出并未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可能已凸显出过度投资、重复建设等问题,这一现象在东西部地区更为明显;教育支出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在东中部地区较明显,而在西部地区仍未体现出来。

　　关键词：生产性公共支出；税收；经济增长

　　引言

　　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各国政府相继推出的救市政策,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财政政策的研究兴趣。特别是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制定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使得人们更加关注政府支出政策。从2008年11月8日发布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大手笔的刺激计划效果如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四万亿元的规模是否合理?这些问题的重提直接关系到政府之手的效能如何。此外,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地方政府也在尝试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采用绩效预算的办法来推动公共支出改革。这一动向传递出了中国部分地方政府,正在试图通过改革来提高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那么在绩效预算改革的过程中如何理顺公共支出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将公共支出的产出拉动效应纳入合理的预算范围?以上疑问构成本文的理论背景。

　　20世纪末期,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开始大量出现(Lucas和Stokey,1983;Chamley,1986;Judd,1987;Lucas,1990;Jones等,1993;Chari等,1994),他们主要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讨论动态税收政策的数量影响,如Judd(1987)考察税收变化的边际效应,Auerbuch和Kotlikoff(1987)在一个世代交叠模型中考察税收变化的全局效应,以及Chamley(1981)同时考察税收变化的边际效应和全局效应。Lucas(1990)在一个人力资本外部性驱动下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探讨了拉姆齐最优税收的增长效应,Yuen(1990)的问题与Lucas(1990)接近,只是差别在于他解最优税收问题的过程中使用了在稳态处泰勒展开线性近似化的处理方法。

　　在后来发展的内生增长模型中,人们开始将生产性财政政策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于是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被提上日程而纷纷研究,例如,认为财政政策有效性取决于政策工具本身和恰当的选择,以及受到经济个体对政策的具体反应(Barro,1990;Glomm和Ravikumar,1994;Cazzavillan,1996;Futagami等,1993;Turnovsky,2000)。

　　虽然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可以得到财政政策,尤其是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内生增长模型都能得到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正向影响,例如Jones(1995)认为,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口增长率,而不是政府财政政策;而Li(2000)使用半内生(Semi-endogenous)增长模型同样得到了财政政策无增长效应的结论。这样看来,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区别探讨。

　　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公共支出也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近几年国内学者较多的是从结构和支出分类上进行研究,如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2010)将公共支出分为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来研究。又如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将政府公共投资分为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进行研究,以及贾俊雪等(2006)在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分类基础上又细分了中央支出与地方支出,这些分类从不同角度对政府支出的作用做了详细的探讨。进一步地,人们又将政府公共支出的某个或某些支出项目单独拿出来进行研究,如范前进等(2004)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讨论、于凌云(2008)对非政府教育投入于政府教育投入的讨论等。但这些文献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公共支出的伪内生性问题。首先,传统文献将公共支出分为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消费性公共支出,对这两种支出的处理方法往往是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将消费性公共支出引入效用函数,外加一个预算平衡方程来考察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如Barro(1990)、Turnovsky(2000、2004)、Park和Philippopoulos(2004)、Park(2009)、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2010)等。他们借用一个比率,以表示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政府支出之比。消费性支出也类似,做这种处理以后,他们就可以求得平衡增长路径上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名义上是将公共支出内生到家庭和厂商的目标函数里,实际上却以一个支出结构来回避本应该处理的内生性问题。

　　原因在于他们假定政府支出是外生的,支出规模由政府来定。然而,本文认为政府支出规模应该内生到代表性个体中,如消费性公共支出引入家庭的效用函数而不作比率折算处理,这样就可以把家庭的公共消费支出与政府的消费性公共支出关联起来,消费性公共支出的大小直接由家庭来定,政府以此为依据来确定合适的财政政策,这样做就直接反映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然而,这个思路可能将我们带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是要市场还是要政府?对此,本文不做过多的辩驳,而认为政府之手不是不重要,而是这只手该如何确定财政政策?或者放窄一点,如何确定公共支出的规模?四万亿元不是信口开河,这个数字的确定是否应该由真正需要它的地方———市场说了算?

　　基于此,本文只将消费性公共支出作内生处理,生产性公共支出仍保留外生性,进而从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角度来解读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也考虑税收的作用。本文与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2010)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本文中,家庭同时选择私人消费与消费性公共支出序列,经济处于均衡时即可求得最优的消费性公共支出,这样做的好处是给政府一个参照,由市场决定的消费性公共支出比政府来定的支出更加科学。内生消费性公共支出以后,财政支出结构与生产性公共支出相关联,二者存在一个倒U形曲线的关系,这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为了用数据支持本文的理论分析,我们依据国家统计局按公共支出的用途分类来选用指标,具体为基本建设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支出、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和气象支出、工业和交通支出七个支出细目,借用面板数据来考察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计量建模上引入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税收的交互项,目的在于分析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税收,使得它在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发挥作用。

　　一、模型框架

　　1.家庭

　　假定经济体是由一个代表性家庭组成,且具有无限寿命,暂不考虑闲暇。根据Turnovsky(2000、2004)、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2010),代表性家庭的问题为:max∫∞0e-(ρ-n)t(cGηc)1-θ-11-θdt其中,c表示人均消费,Gc表示政府的消费性公共支出,η表示消费性公共支出对家庭福利的直接影响且η>0,θ是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ρ是主观贴现率,n为人口增长率。

　　家庭的预算约束方程为:a·=(1-τ)w+(1-τ)ra-na-c其中,a表示人均资产,w和r分别表示工资和资本回报率,τ为平滑的收入税税率。此外,家庭还满足如下的约束方程:Gc+GY=τ(w+ra)其中,Gc和GY分别表示政府的消费性公共支出和生产性公共支出,τ(w+ra)为政府的税收收入,用于支付前面的两项公共支出。

　　代表性家庭在以上两个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私人消费c和消费性公共支出Gc以最大化自己的终身效用。传统观点认为,政府的消费性公共支出为外生变量,应由政府来决定,但我们认为消费性公共支出最终是服务于代表性家庭的,家庭从该项支出中获得多少效用直接反映了家庭公共消费的能力,与私人消费形成鲜明对比,因而本文将消费性公共支出内生到模型中,并未依照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2010)的比率处理方法来做,目的在于分析家庭如何通过权衡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以最大化自身效用。

　　构造现值汉密尔顿函数:H=(cGηc)1-θ-11-θ+m[(1-τ)w+(1-τ)ra-na-c]+λ[τ(w+ra)-Gc-GY]其中m和λ分别表示影子价格。考虑到家庭预算约束和政府预算约束同为紧的,根据所求一阶条件可得欧拉方程为:c·c=[(1-τ)r-ρ][τ(w+ra)-GY]+ητrcθ[τ(w+ra)-GY]横截性条件为limt*∞mae-(ρ-n)t=0。

　　2.企业

　　根据Turnovsky(2000、2004)、Angelopoulos等(2006),我们假定企业的生产函数为:Y=AKαL1-αG1-αY其中,Y表示产出,K和L分别表示企业雇佣的资本和劳动,GY表示政府的生产性公共支出,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代表性企业在工资、资本回报率既定的前提下,通过选择资本和劳动以最大化企业利润。在这里,生产函数的不变规模报酬只对资本和劳动成立,政府的生产性公共支出是外生给定的。

　　由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得一阶条件:r=αAkα-1G1-αY-δw=A(1-α)kαG1-αY其中,r和w分别表示资本回报率和工资,δ表示资本折旧率。

　　3.政府

　　政府通过征收平滑收入税为公共支出融资,其预算约束方程为:Gc+GY=G=τ(w+ra)其中,G表示公共支出,Gc和GY分别表示政府的消费性公共支出和生产性公共支出,在该汉密尔顿函数里,家庭预算约束为紧的(binding),而政府预算约束的松紧性值得商榷,本文按照非紧(non-binding)的假设用库恩-塔克定理证得,若λ>0,则即为我们下面的工作;若λ=0,则会求得Gc<τ(w+ra),此时必有GY=0,但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性公共支出不但不会为0,反而会很大,故本文认为,政府预算约束也是紧的。于是,下面的求解就避免了同时含有动态方程约束和不等式约束的复杂方法。τw表示政府对工资征税的所得,τra表示对家庭持有资产征税的所得。给定外生的GY和τ,当经济达到均衡时w+ra和Gc同时达到稳态,于是有动态方程G·c=τra·。

　　4.竞争性均衡

　　本文的竞争性均衡是指存在一个财政政策序列{τ}、要素序列{c,Gc,K,L}以及价格序列{r,w},使得:(1)代表性家庭通过选择{c,Gc}以最大化终身效用;(2)代表性企业通过选择{K,L}以最大化企业利润;(3)劳动市场出清;(4)资本市场出清,即a=k;(5)政府的预算约束Gc+GY=τ(w+ra)恒成立。

　　5.求解竞争性均衡

　　根据前面的设定可得如下的微分方程系统:c·c=[(1-τ)(αAkα-1G1-αY-δ)-ρ][τ(AkαG1-αY-δk)-GY]+ητ(αAkα-1G1-αY-δ)cθ[τ(AkαG1-αY-δk)-GY]；G·c=τrk·k·=(1-τ)(AkαG1-αY-δk)-nk-c解得稳态时的人均资本存量满足如下方程:[(1-τ)(αA(k＊)α-1G1-αY-δ)-ρ][τ(A(k＊)αG1-αY-δk＊)-GY]+ητ(αA(k＊)α-1G1-αY-δ)[(1-τ)(A(k＊)αG1-αY-δk＊)-nk＊]=0即k＊=k(τ,α,A,GY,δ,ρ,η,n),以及稳态时的私人消费c＊、消费性公共支出G＊c和人均产出y＊,这里求得的G＊c反映了家庭的公共消费水平,故下文将该称谓与公共消费替换,以便于对比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

　　下面将讨论生产性公共支出GY对经济中各变量的影响。由于k＊无法求得显示解,故我们使用MATLAB软件,通过数值模拟来考察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稳态人均资本存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再考察对稳态人均产出、稳态私人消费和稳态公共消费的影响。

　　分别描述了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稳态人均资本和稳态人均产出的影响,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增加有利于人均资本存量的积累,并对人均产出起到促进作用。这表明,在平滑税率不变的条件下,生产性公共支出具有正的产出效应。为了进一步考察公共支出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取不同的平滑税率,以分析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产出效应,数生产性公共支出、最优税收与经济增长值模拟发现,减税大大提高了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有效性,这说明减税与生产性公共支出相配合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产出效应。这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前提是我们把消费性公共支出内生到家庭行为中,将其视为家庭消费的另一部分———公共消费而得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