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

　　摘要：马克思阐述了信用和银行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并从生息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出发，揭示虚拟资本的实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际金融活动已成为国际经济的主导。发达国家利用在虚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控制全球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制约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其实质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

　　关键词：马克思；虚拟资本；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由实体经济的“物质关系”到虚拟经济的“价值关系”的显著变化。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导力量不再是贸易和实体经济投资这种物质关系，而是以虚拟资本流动这种“价值关系”为导向的全球化，其表现形式是大量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迅速流动。国际金融活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作为国际实体经济活动的派生活动并为其服务，而是主导了国际经济活动。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国际产业转移，将金融服务业和控制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作为其主导全球经济的主要手段，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美元等世界货币对其他货币的支配权，通过金融活动直接获得巨额收益，所谓的金融“创新”造成虚拟经济急剧膨胀。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深刻暴露了畸形发展的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在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大量直接投资，承接这些国家转移过来的产业，融入全球化经济，ＧＤＰ持续地快速增长。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通过控制金融市场和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调节全球产业资本的产业结构及分布格局，制约着发展中国家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使不同国家在全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发展的机会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也不相同。因此，透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机理，提出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对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视角，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其一，相关研究认为，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戈德史密斯（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确认金融部门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存在共同发展的关系。其二，相关研究确认，金融与实体经济存在着分离的形成机制。凯恩斯和托宾等人的观点较具代表性，认为由于金融资产能够提供比实物资产更高的回报率，因而增加了金融投机行为，吸引更多资金流向金融部门，最终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其三，相关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种不同的价格体系，进而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设”。明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有两套价格，一套是现行产量的价格，取决于短期的预期；另一套是资本资产的价格，反映长期的预期。资本资产的价格多半由金融市场决定，而现行产量的价格多半是在商品市场上决定的。投资和资金筹措对生产能力和支付承诺的影响，将改变体系中隐含的均衡。在明斯基看来，一旦拍卖资产所有权而不是再筹措资金成为普遍现象，资产价格必然要降低到投资品的生产成本以下，投资和利润随之下降，偿还债务的危机就会演变成金融危机。

　　（二）从资产泡沫视角，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国外学者对泡沫问题的研究大体上沿着两个方向。一是对发生的资产泡沫事件及现象进行定性描述和分析。如金德尔伯格从金融危机史的角度，研究经济过热过程中产生的泡沫现象。二是借助数学工具，建立数理模型，实证分析泡沫问题。如布兰查德（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和韦森（Ｗａｔｓｏｎ）、泰勒尔（Ｔｉｒｏｌｅ）及韦尔（Ｗｅｉｌ）等。格兰杰（Ｇｒａｎｇｅｒ）和斯文森（Ｓｗａｎｓｏｎ）通过模型，求解所有常见的理性解集，为资产泡沫的实证研究作了重要的函数设定方面的准备。我国学者对泡沫问题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也大致沿两条主线进行。一条主线是分析泡沫产生的原因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如李晓西等引入了泡沫经济形态的中介作用，认为泡沫经济形态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乃至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结果。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高速膨胀会引起灾难性的泡沫经济。另一条主线是介绍并借鉴国外学者关于资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及相关数学模型的研究，用来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泡沫问题，注重对日本泡沫经济及东南亚金融危机成因的考察，如张灿、黄成业等。一般认为，股市和房市泡沫是信用极度膨胀的产物，这些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的虚假繁荣、生产过剩结合在一起，信用是实体经济与再生产过程联系的中介。

　　（三）从经济虚拟化的视角，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国外研究集中体现在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解释。克赖格尔（ＪａｎＫｒｅｇｅｌ）、维伦（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ｈａｌｅｎ）和雷（Ｌ．ＲａｎｄａｌｌＷｒａｙ）等人认为，此次经济危机是典型的明斯基式的危机；而“每月评论”派的巴兰、斯威齐、福斯特（Ｊ．Ｂ．Ｆｏｓｔｅｒ）和麦克切斯尼（Ｒ．Ｗ．ＭｃＣｈｅｓｎｅｙ），以及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学派的科茨（ＤａｖｉｄＫｏｔｚ）、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帕利（ＴｈｏｍａｓＩ．Ｐａｌｌｅｙ）等则认为，应该从实体经济中追寻金融危机的根源。帕利认为，由于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开创了一个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时代，总需求中替代工资增长对需求支持的，是债务扩张和资产价格提高。

　　这种制度安排是不可持续的，通过债务和资产价格泡沫维持这一模式的运转，意味着一旦其动力耗尽，经济“硬着陆”会引起突发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则认为，资本积累过程出现断层，源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非新自由主义。一方面，金融资本的积累已脱离生产资本积累周期，在产业资本积累进入萧条期或实体经济处于长期停滞时，金融领域成为货币资本能够继续发挥资本作用而持续扩张的场所。另一方面，无论金融资本如何远离产业资本，它所依托的基础和它的最终利润来源，还是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积累。金融资本的收益终究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是社会财富在金融垄断寡头手中的再次集中。没有产业积累过程支持的金融资本积累，必将产生金融危机。在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看来，应以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赫德森认为，马克思已高度注意到虚拟资本膨胀的危害；但赫德森自己最重视的危机原因，既不是工人收入不足，也不是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是虚拟资本强加于债务人（产业和个人）身上的金融收费日益加大，最终压垮了社会经济。

　　国内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虚拟资本的理论展开的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强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如成思危。二是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定量检验。刘金全的定量分析表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也具有显著的反馈影响。王爱俭等认为，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者关系是彼此背离的，实体经济并不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也未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刘骏民、伍超明对我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分析也支持了上述观点，认为这种非对称性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市场改革的滞后。三是一些学者试图扩大两者关系的研究范围。如林左鸣认为，由实体经济衍生而成的各种金融活动是一种狭义的虚拟经济，他转而提出了与广义虚拟价值相对应的广义虚拟经济。刘骏民、王千尝试用虚拟经济的理论分析国际经济，目前还只是提出了研究的初步设想。从已有的相关文献来看，论题研究的内容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不断深化而逐步深入。国内的研究多局限于现象描述，国外研究着重金融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机理分析，集中在美国经济体内，且观点之间存在较多的分歧。在当前全球化中经济虚拟化程度加深及其作用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形下，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关注不够，尤其是关于国际产业转移对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缺乏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当代虚拟资本的多样化发展

　　（一）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外壳内，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之矛盾的演变是沿着资本积累的轨迹展开的。他指出，在市场竞争的强大压力下，与单个资本家手中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聚相比，由许多小资本联合成大资本或少数资本家剥夺多数资本家的资本集中，“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资本积累的自然过程奠定了资本主义积累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性：“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我们应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二百年来的演进中，认识虚拟资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反过来说，也不宜离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发展的矛盾而泛议基本矛盾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指出，单个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前提，这种原始积累构成资本的前史；但在这一生产方式自身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现代信用事业作为“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悄然发展起来，“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信用制度的基本形式包括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结晶。“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信用和银行制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的重要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概括及笔者据此阐发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１）社会资本的集中分配。“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换言之，信用和银行制度将分散在个人手中的现实或潜在的借贷资本及货币，转化为由银行家掌控的“社会资本”。（２）利润率平均化的中介。单个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的平均化，致使其占有的利润取决于社会总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获得比它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更高的利润，这是资本不断进行技术改良和变革的重要激励机制。“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利润率平均化的机理机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３）以信用来节约和代替货币。结果，“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４）促进了股份公司的成立。“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通过联合，信用制度的这一重大发展把私人资本转变为直接的社会资本，相比之下，作为借贷中介的银行资本可视为间接的社会资本。股份公司为规模经济的优势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进而奠定了垄断资本发展的基础。股份公司将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为少数人提供了支配别人的资本及财产的权利，使股票成了财富的存在形式。（５）把再生产过程的伸缩性强化到极限。建立在资本与雇佣劳动对抗性基础上的资本增殖，“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最充分利用和极度紧张。“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但与此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社会方式解体的各种因素”。

　　总之，由于劳资对立只是在资本主义限度内消极（潜在）地被扬弃，信用制度的上述作用，既“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也必然在虚拟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中表现出来。虚拟资本是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充分发展所必然采取的、使资本得以迅速转移及流动的形式与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对它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需要做历史的辩证分析。分析的起点应当是生息资本。

　　马克思指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是在揭示生息资本“直接形式”之本质的基础上，进而论述其派生形式虚拟资本运动的，不能简单地将二者视为完全同一的范畴。而现代生息资本的运动实际上又是以产业资本的循环为物质前提的。马克思写道：“生息资本只有在借贷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并生产一个余额（利息是其中的一部分）时，才成为生息资本。”这里说的“转化为资本”，是指一定时期内，经由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提供一定剩余价值的职能资本。但“在Ｇ—Ｇ′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具有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这是资本关系没有内容的“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

　　但与派生的虚拟资本发生在形形色色交易人之间的转移不同，在它的直接形式上，“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的资本与作为职能的资本相对立的”，“按照假定，这全部交易发生在两类资本家之间，即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之间”，“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创造出利息的范畴”，利息“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货币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之间对利润量的分割关系，随着信用的发展，硬化为对总利润量的质的分割，即硬化为利润总量中相互独立的果实———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前者在生产过程之外，后者在生产过程以内。

　　就生息资本的直接形式而言，马克思通过比较一般商品交换与资本特种商品交易的区别，才使“资本商品”的特殊性质得以深刻暴露。我们将会看到，虚拟资本作为派生形式与生息资本的直接形式相比，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形，这种不同正是“虚拟”的含义之所在。

　　一般的商品交换是经济行为；对于买卖双方来说，发生的只是价值的形式变化，在双方手中同时保留着相同的价值，只不过在卖方以商品形式存在，在买方以货币形式存在；但无论商品还是货币，它们在交换中都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卖者实际让渡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使用价值最终会被消费掉，于是商品的实体和它的价值一同消失。现在资本作为特殊的商品，发生在借贷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资本（第一次）单向流出和货币（第二次）单向流回的两次法律上的交易。它们“不是表现为一定系列的经济行为的归宿和结果，而是表现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特别的法律契约的结果”，即“法律交易的结果”，现实资本再生产“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消失了”，Ｇ—Ｇ′“不过是现实资本运动的没有概念的形式”。货币资本的贷放，“只有一方得到价值，因为只有一方让出价值”。这里没有发生一般商品交换中存在的价值的形式变化，而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在没有任何等价物的情况下付出去，经过一定时间后，以货币支付的形式收回来。在资本的交易中并没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借贷资本家在法律的保障下始终是资本的所有者，持有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代表他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相应部分的索取权。他让渡给产业资本家的只是资本这种特殊商品的支配权，其使用价值就是执行资本的职能来生产利润的能力。“资本商品有一种属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这样，同一货币额同时作为借贷资本和职能资本，取得了双重存在，并导致货币资本的双重价值。在生息资本的场合，利息率是货币资本贷放的价格，是在一定时期内因支配和实现借入资本能生产利润的使用价值职能，而向其所有者支付的一定货币额。资本这一特种商品于是就有了“双重价值”，先是借贷资本自身的价值，然后又有与其不同的、在借贷交易中的价格即利息率，这是“荒谬的矛盾”，“价格已经归结为它的纯粹抽象的和没有内容的形式”。货币资本借贷的价格即利息率，实质上是因货币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在货币资本供求关系中的竞争创造出来的。职能资本家生产的总利润如果已定，如何在量上将其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完全取决于资本市场上货币资本的供求平衡状态，从而是由竞争来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