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民族寓言

　　新世纪以来，讲述有关“”“崛起”的故事，已成为大陆文学艺术生产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上海世博会开幕式这些仪式性的宏大文本中，不难读出“崛起的”寻找其象征符码的努力。然而，在这些巨型的象征文本中，受制于仪式性和时间性，“传统”如何化育催生出“当下”，“当下”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崛起，这些历史性的经验情绪都付之阙如。在整合普通大众的历史记忆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上，这些仪式性的象征文本不能不说差强人意。
　　因此，在“崛起”业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议题和大陆政府的自我意识的当下，如何迅速及时地寻找到“崛起”的承载主体、故事象喻和表征系统，完整而形象地讲述一个“崛起”的故事，就成为许多文艺人将要面对的问题。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的电影《合伙人》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一、讲述“”的故事
　　在论及第三世界的文学时，杰姆逊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1]这种观点固然存在绝对和偏颇之弊，但在解读当下的许多文本时，仍不失其准确性和有效性。
　　《合伙人》虽是一部取材于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的电影，但其故事讲述，始终围绕着三十多年来“”的变迁而展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政治经济景观：改革开放、出国热、下海经商、自主创业、股份制改造、企业融资上市等，都能从电影中看到；三十年来人的心灵律动也在电影的显影之中：僵化体制之下的卑微压抑和疏离感，对西方的崇拜幻想，对美国失望后的民族主义的张扬，贫困的农村，激情挥洒的青春，一波三折的爱情，温馨动人的友情，创业的艰难，发展的曲折……《合伙人》成功地将过去和现在、事业和情感、西方和、普遍性和特殊性等具有多个向度和丰富蕴涵的内容整合到一起，赋予电影多义的解读空间和开放的能指性，从而召唤起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观众的自我经验记忆和情感认同，获得较广泛的共鸣。
　　正如陈可辛强调的那样，“《合伙人》这部电影绝不是‘新东方’的大型宣传片，绝对不是‘新东方’的传记片，（它）是人一起经历的30年”[2]。《合伙人》借“新东方”的躯壳，演绎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讲述了一个有关“人”和“”的宏大故事。因此，电影才在“合伙人”前面冠以“”二字，在片尾一一展览代表“”的符码：杨澜、俞敏洪、徐小平、王强、柳传志、马云、张朝阳、王石、“老干妈”……细心的观众也不难在“新梦想”和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梦”上找到某些联系。
　　二、寻找新的“主体”符码
　　要讲述“崛起”的故事，首先必须安置“”这个宏大的主体，抽象的“国家”主体总要落实在一些具体的符码上面。为何《合伙人》要将“”的指称重任赋予“新梦想”（或者说“新东方”）这样一个与国有大企业相比体量还不够巨大的民营企业呢？不妨来看看“新梦想”具备哪些新质，导演力图以哪些元素来完成“”新主体的塑形？或者说符号化的“新梦想”具有何种社会表征意义？
　　“新梦想”是一家民营教育企业，起自民间和草野，没有国有大企业的官方色彩和垄断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惰性和霸道，草创时期的“新梦想”非常窘迫，无校舍，受到体制的排挤打压。无依无靠的弱势地位、“根正苗红”的纯市场身份使得“新梦想”的发展被赋予反体制惰性的挑战色彩，极易获得观众的同情。同时，以消费者（学生）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理念，去家族化，股份制，国外上市融资的发展思路使得“新梦想”成为新兴生产力的代表和改革合法性、正当性、优越性的象征。从人员的构成来看，“新梦想”的三个管理者身上已没有传统企业基于官本位的人身依附性和权力异化，相互之间平等对话，率真做人，追求理想，恪尽职守，充分发展个性，尽情释放生命潜能。尽管在公司如何发展上存在矛盾分歧，但为了多年的友谊，公司的前途，他们最终能团结合作，彼此尊重。既是“新梦想”的下属和客户，也是基于各自的“梦想”而集合在一起的“新人”。因此，“新梦想”不仅是新的生产力的象征，也是新型生产关系、“新人”的“梦工厂”。
　　从这个“”主体新符码上面，可以看出西方经济现代性的诸种要素：独立、平等、自由竞争、管理科学、效率至上、个人价值实现等。作为市场理性和现代人格的复合体，“新梦想”寄寓着民众对改革的期望和想象，折射出大众意识形态对西方现代性的迎合。
　　三、剥离“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