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语境下的革命战争叙事

　　摘 要：的现代战争叙事，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20世纪初的战争叙事，是在五四启蒙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20世纪30年代以来，战争叙事主要是一种革命叙事。改革开放以后，革命战争叙事开始发生新变，“后革命”时代的文化开始渗透于战争叙事中。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战争叙事的突破，主要表现在新的历史观的引入、二元对立模式的消解和理性精神的复归三个方面。

　　关键词：战争叙事 文化语境 “后革命”时代 新的突破

　　的现代战争作为一种文学资源，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同样的战争事实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与表现主题。纵观的现代战争叙事，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20世纪初的战争叙事，是在五四启蒙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战争写作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战争叙事往往被置于启蒙的视阈中，战争的主题往往为启蒙的主题所掩盖，“从作品中人物的身上，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对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而是对文化问题的执着探索。”{1}即使是在战争环境下出现的以战争为中心内容的文学作品，也都深受启蒙文化影响，着重展示战争期间个人理想的破灭、家庭的分崩离析和社会的动荡不安，通过展现人物对不同道路的选择和最终的命运归宿上升到对人国民性和民族文化的剖析和反思的层面上来。尽管启蒙文化对战争叙事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的战争叙事主要是一种革命叙事。所谓革命叙事，是以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为指导并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为主题的战争写作。这种革命文化语境中的战争叙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里，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完整的美学理想和文学范式：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和为政治服务的属性；强调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极具传奇色彩。作为革命文化语境的产物，这些作品不论优劣都代表了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精神和美学要求，是战争过后对过去的战争历史在文学上的反应和回声。新时期以来，革命战争叙事模式在历史的转型中发生裂变，一种新文化——“后革命”时代的文化开始渗透于战争叙事中。革命战争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建构，除了作为战争自身的文学要素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也是社会文化的需要。

　　首先，由于与革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脐带关系，革命的遗产，尤其是其精神遗产在“后革命”的时代里，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德里克所说：“后革命”时代，革命“也许再也不可能产生出所包含的那种集体认同。……他们的遗产则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他们所造成的氛围依然存在于我们周围，即使由于新的发展和新的问题已变得复杂起来”{2}。革命文化的这种影响常常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告别革命”和“躲避崇高”的时代风潮下，社会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冷漠期，革命话题被刻意回避，战争叙事也悄然隐退。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公平的话题重新引起重视，随着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的微妙变化，革命战争再次被发现，并且成为人们新的欣赏对象，而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人们从中发现了许多批判的因子，而革命战争叙事中所包含着的“革命”精神，也使得后革命时代有了特殊的意义。其次，这也是全球化时代民族振兴与身份认同的需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第三世界国家不甘流于边缘地位，要求发出自己声音的呼声层出不穷，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本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艰难历程。“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思想文化传播、推动全球民族主义勃兴的媒介。”{3}因为战争题材包蕴了极其丰富的民族资源，民族特色、民族情调、民族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情，高昂热烈的民族情绪或许可以用来尝试实现民族文化获得肯定，摆脱对西方文化的“依附”地位。最后，这也是后革命时代文化消费的需要。在不可逆转的当代文化语境中求生存，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逐渐被商品化了，而一度被人忽视的战争因为市场需求也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如《父亲进城》《亮剑》《英雄无语》等改编成电视与电影后，播映后获得社会的强烈反响，更创下了收视率的新高，并且受到国家政宣部门的高度重视。

　　相较于以往的“革命”叙事，“后革命”语境下（尤其20世纪90年代后）的革命战争叙事，有了比较大的突破，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全新的历史观审视战争历史，重绘新的战争图景。革命时代的作家们大都相信历史的规律性发展，认为革命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因此，“他们都强调了文学叙述对革命斗争‘故事’和‘地点’的忠实，强调自己所记述的正是‘革命’的‘历史’，而在其本质上其实‘就是介于历史和文学体裁之间’的革命‘传记’。”{4}于是，“再现历史”的热情使这一代作家特别热衷于还原恢弘壮丽的战争场面，再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全景，着眼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宏大叙事，强调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着重群体英雄的塑造。然而， 这种对于革命的必然性和逻辑性的片面理解与强调， 使作品失去了历史固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偶然性、无常性的历史生活被作家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规律性演绎简单化了。这种客观主义的历史观念，在“后革命”时代受到了来自西方“言说的历史观”的挑战。它质疑进步的、统一的和连续性的历史观，强调历史的偶然性，注重在历史断裂处、边缘处寻找被现行历史所遮蔽压抑的历史，对文学创作，尤其是战争叙事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点与空间。作家们对历史偶然性、历史真实性和人生的命运有了更多的责任与探究的兴趣，于是，革命的目标变得的模糊，命运的力量被突出了。《历史的天空》对革命动机的叙述是意味深长的：梁大牙和陈墨涵这一伙蓝桥埠的乡亲躲过了日军的追杀要去扛枪吃粮，但在对未来的选择上却阴差阳错，要投八路军的遇上了国民党，要投国民党的遇上了八路军，偶然的命运注定了人生的不同归宿。在革命小说的战争叙事中， 底层的贫农因为反抗压迫而投奔共产党是正常的，但《大年》中的豹子虽然生活在农村底层， 但却是个小偷， 因为偷东西挨打想报复， 更因为想抢占地主的姨太太， 才参加了新四军。而借新四军严肃军纪之名击毙了豹子的唐济尧， 初衷其实也是为了抢夺那位地主的姨太太。庄严与崇高的革命演变成了对于地主姨太太的争夺， 经典的革命叙述在此无疑遭到了刻意的嘲讽。类似的嘲讽， 也出现在《父亲是个兵》中。这篇小说对革命目的的诠释模糊且荒诞：父亲选择革命不再是单纯的国仇家恨，而是因为一块嚼不烂的生猪肉。《高地》中一场颇令人费解的双榆树战斗的胜利在严泽光和王铁山心里投下一辈子挥之不去的阴影，到底孰是孰非真实的历史陷入云遮雾罩之中，他们一生争论不休，最终通过查证外军史料和实战演习证实双榆树高地真正的胜利者是敌人，无论是严泽光还是王铁山，都是中了敌人的诡计。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旨在构建全新的、更加接近历史真相的历史原生态，它将笔触伸向革命战争题材，聚焦于被层层迷雾遮蔽的历史盲点，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颠覆和消解，是对所谓的正史和权威历史话语的解构，充满了偶然性和荒诞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