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代史学的发展和特点

　　摘要：史学，贯穿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而史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使我们保留下来了大量的传统社会史料，史实。不同时期的史学，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清代，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针对明朝的空谈之风，出现了求实致用，客观考据，与近代科学相结合等特点，并对传统史学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关键字：史学；实证；致用；学术发展

　　传统史学的进步和发展是在一个它与之适应的社会形态中获得的，也就是说，在近代社会变革之前，史学的发展是与古代社会相适应的，而大家也正是通过这一范式来对其进行研究的。本文则主要讲述一下从清代开始，史学发生的若干新变化。

　　从发展大势上看，清代学术正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表现在汉学的复兴、朴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经世致用风气的再次高涨，今文经学的重整等方面。著名学者王国维对此曾有精辟的概括：清学术在开国之初、乾嘉时代与道咸以降有“三变”，其特点分别是“大”、“精”、“新”：“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现代学者杨向奎进一步解释说，有清二百余年的学术发展，其初，由于“明清之际大师辈出，实呈百家争鸣的局面”。此时虽朝廷重视提倡理学，但民间士人的反理学思潮却并未少息。随后到乾嘉时，“朴学兴而理学不见重于世，于是乾嘉学派成为正统”。与乾嘉学派并起的常州学派“始于常州庄存与，而刘逢禄张其帜，遂使附庸蔚为大国”。至“龚自珍、魏源出更与经世说相结合，遂使公羊义更富改良主义色彩，乃开清末公羊学大盛之先河”。

　　清代学术在学风和治学方向等方面出现变化的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明朝灭亡引起人们对宋明时代颇为发展的理学和心学难以致用的不满；一是满清异族统治及其对政治文化的严密控制，特别是文字狱盛行，使学人的学术远离现实；再就是，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华，使中国士人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接触到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文化。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由于对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的反思，惩于亡国之痛，清初学界出现了求实致用的学术倾向。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首先对空谈之学进行批判。他说：清谈之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肪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黄宗羲也抨击清谈家只会空谈，“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遂以是潦倒泥腐”。以顾、黄为代表的清初学者以明亡为鉴提出重视经史之学，经世致用的主张很快成为清初学者的共识，形成以学术“经世”的务实学风。顾炎武提倡“通经服古”，“引古筹今”，并身体力行，其一生读书广博，亲自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写出结合实际的警世之作。

　　在清初学术致用风气的影响下，清代学术逐渐向“轻义理”，“重证据”，讲客观，求真实的方向发展，直至乾嘉时代，“汉学”再起，并成为学术界重要的时尚。梁启超也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清代学术的主潮有两个，一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一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这个概括基本反映了清代学术发展趋向求实的特点。汉学是作为理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清代汉学家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相传由孔子整理和传授的经书。他们研究的目的是要恢复东汉时代较为可信的古文经学家的解说。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是清代汉学中的两大派别。他们对东汉时古文经学大师的“传”“注”非常尊崇，主张“墨守汉人家法”，“不读汉以后书”。清汉学家与两汉的古文经学派治经目的不同。他们要恢复的是古代《经》、《传》的真实面貌，“实事求是”地揭示古代《经》《传》本来的真实意义，而不是重建《经》、《传》的信仰权威。这里的“实事求是”虽与今人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所体现的重客观，求真实的治学精神却为后来的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特别是汉学家所用的“治经如剥笋”方法，更是从思想方法上为后代学人树立了实证的榜样。

　　从客观的社会背景看，清中期出现的文字狱，以及明末清初中西方文化交流等历史事件也都为清代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清代是少数民族掌控政权，因而满汉民族矛盾始终存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在一定程度造成了清代学术向民间化方向的发展。清代统治者建立政权后，沿续汉民族传统的政治统治范式，吸收采用了汉民族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为达到弱化民族矛盾，招徕人才的目的，统治者采取“尊程朱，抑陆王”的政策。但受到顾炎武“古时理学即是经学”观念影响，不少士人对程、朱理学亦持批评态度，因而把学术兴趣转向汉学。针对官方倡导理学而言，知识分子专心汉学多少表现出回避和不合作态度，这种情况导致当时学术与政治和官方的疏离。考证、训话学家带有更多民间意识。学者考经考史，著书立说，不必像那些与政治关系密切的学者，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他们显得更为自由，可以更多地注重学问本身的探讨。这是以往各朝代少见的。虽然这种疏离政治的学术也有易流于脱离实际的弊病。但总体上看这种学术民间化反映的学术独立精神是有利于史学向现代转型的。

　　清代学术与中国传统学术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由于接触外来文化而呈现出的学术开放性。一些士人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开始接触到一些科学知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两种文化。对中国士人来说，这种外来文化，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是很新鲜的。尽管这一时期中西交流是短暂的，内容较粗浅也有限，但它却使域外不同文明之风吹进了中国学术的大门，开阔了中国士人的眼界。特别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中国士人有相当大的影响。

　　清代学术的这些新发展也推动了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实证为特点的考证史学的发展和传统史学理论的系统总结和整理两个

　　方面。

　　清初学术上崇尚实证之风与政府对学术控制的加强，导致史学考证的发达。至乾嘉时代，考据学在考经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后，本是考经方法的考据学被学者运用到正史的考证。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考史名作，运用文字学的方法对正史史籍的文字、字句进行校勘，对史籍记载的历史事实、历代典章制度和地理沿革等内容进行考证，并对史书的优劣和历史事实进行评论，使考证史学的方法也渐趋规范和严格。

　　钱大昕以治经的方法转而治史，擅长文字、音韵、历算、金石、地理。《廿二史考异》在考史取材方面很有特点，除搜集众多正史材料以外，还搜集了谱碟、家乘、稗史、野史等材料作参考，并运用一些金石材料作佐证；还善于运用比较法，对取证的材料比较其异同，考辨真伪。王鸣盛以文字校勘、考订文句见长，擅用“理校法”。《十七史商榷》中的重点是对《汉书》和《新唐书》、《旧唐书》的考证。作者善于对诸史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其异同。重视典章制度的考证，如对两汉和五代的地理与职官，尤对地理历史的沿革，及各代中央和地方职官的演变的考证等。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这部考证史实和史论兼备的札记类著作中，对《史记》到《明史》二十四部正史的编纂情况，所用史料和方法等进行了考察和评论。书中运用“参互校核”、正本清源等方法参校诸史，考证历史记载的异同。他不仅运用考据法考史，还整理、排比各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按专题归纳史料、护列史实，进行综合分析，以考察和寻找历代盛衰治乱之原。他的史论和史法很受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的推重。

　　以上三位学者的成果对于以前史学研究中的繁复和杂芜之弊都有校正作用，特别是对传统的正史著作做了全面的考证和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严谨的考史态度，注重证据的研究精神，使史学的考证方法得到丰富和发展，为后人研究史学留下了宝贵遗产。考证方法中所蕴含的科学因素也为后代学者接受科学方法的洗礼做了初步准备。

　　清代学术经世致用的大气和实证学风的精致相结合，把中国学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为全面回顾和总结中国传统史学提供了学术基础和思想资源，造就了章学诚和他的史学理论思想。

　　章学诚针对尚考据的考史学派，特别是乾嘉史学脱离致用目的的学术倾向，著《文史通义》专门探讨史学理论问题。他认为：“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所以，他作《文史通义》“因弊以救其偏”。他说，他著《文史通义》的立意与刘知几的《史通》不同，“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也就是说，与刘知几着重评论史书编纂不同，章学诚着重论述史家的“撰述”思想，强调追求“史意”的主旨。《文史通义》涉及到通史理论、方志编纂、史评，以及历史文献学、历史文学和历史思想等等，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中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章学诚特别强调“史意”。他认为，史家作史重在表达自己的“史意”，史学著作当能成一家之言，不能只是模仿前人：“作史贵其知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这种认识强调以史意的深切著明来表达义理，以发挥史的经世作用，要求“史以载道”。现代学者把章学诚的“义意所归”概括为四点：一是明大道，二是主通变，三是贵独创，四是重家学。这种思想虽有强调以史为传统政治统治和伦理道德服务的倾向，但它含有对史家在“通变”过程中提出自己独到见解的要求，在意义上与现代史学注重史家对历史作出解释的倾向有相通之处。

　　相对于刘知几才、学、识“三长论”，章学诚以义、事、文为良史不可缺少的三要素。他认为，三者中，“义”为重：“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事与文”是“义”的载体，“义”是“事”与“文”的内涵。如果说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是针对史家为主体而提出的，章学诚的义、事、文则是以史学著作的内容表达为主体而提出的。显然，章学诚对史学理论的认识也超出了史家而进入到了史学的载体和表述形式领域，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史意”观念之外，章学诚还提出“史德”的重要。他说：“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趁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要求客观研究历史。这是对“直书”传统的发展。同时也为“史意”提出了原则：史学中的创见不能离开客观史实的基础。“方以智”的记注要以“方”，即全面反映史实为准绳，求“圆”的撰述要灵活择采，不能失其史实妄加想象空说。章学诚的这些认识带有要求科学研究历史的色彩。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的纂史理论是章学诚对古代史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他认为史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撰述”，一是“记注”。两种史裁有不同的内容和标准。“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据此他认为《史记》是“圆而神”之作，《汉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赞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在他看来，“圆神”“方智”本应是后世史家撰史所应循之例，但马班之后的史书，则“以纪表志传，同赞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放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这里，他在以一种新的历史见解评估历代史书价值的同时，提出了史著分类，并指出不同类的史著所具功能的不同。

　　此外，“六经皆史”也是章学诚在史学认识方面的一个卓见。在他看来，经也是史书，只是为了特别的“明道”需要，才有经与史之分。现在还原其经的史书地位，是因为史学也有“明道”、“经世”的职责。“六经皆史”的论题体现了章学诚提倡重史学，特别是想把史学与当时盛行的经学打通的思想。尽管如此，这种认识有提高史学地位，降低迷信经书作用的意义。

　　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清代学术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结整理，为新的发展作预备的阶段。虽从表面上看，清代没有出现体大思精、能与两司马著作相媲美的史学著作，但在求真精神、善用考证、重视史论，以及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系统化和具体化方面都有进步和创新。特别从考证方法和史学理论方面看，带有整理、总结、创新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这也表明清代史学发展本身己预示了向新的方向进步和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傅玉璋、傅正：《明清史学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章学诚：《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3]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4]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版

　　[5]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

　　[6]戴逸：《步入近代的历程》，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杨舒眉、路则权：《近代前期中国传统史学的嬗变》，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