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故事与社会意识的变迁
2022-06-09
【论文摘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有作家将西厢故事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西厢故事，随着时间的淘洗而历久弥新，传唱不绝。无论在什么时期什么地方，纯洁美好的爱情永远是人们心中永远的向往，以及口中笔下永恒的话题。在封建时代一登龙门的才子，或是天生富贵的五陵年少，等到掌权见用之时，无不是心存攀龙附凤，就是广蓄姬妾以自奉。当年的佳人早已抛诸脑后。对于才子们来说，始乱终弃至多不过是失去了一位早已厌弃的妻妾。而对封建时代的未婚女子来说，始乱终弃却会误了她们的一生。然而，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西厢故事的接受和改编是不一样的，对“始乱终弃”的处理更是不同。
【论文关键词】西厢故事；观念；变迁；
引言：
自元稹创作《莺莺传》，西厢故事便广为流传。西厢故事带给人们的不单单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同时也留给引发了人们对良知的拷问，以及对悲剧的叹息……然而，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西厢故事的接受和改编是不一样的，对“始乱终弃”的处理更是不同。同样的角色，相似的故事情节，却有着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本文试以原著元稹《莺莺传》、古典戏曲中执牛耳的代表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以及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中的《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为例，发掘西厢故事人物形象与情节的异同，并探讨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社会心理原因。
一、西厢故事与古代门第观念的变迁
众所周知，所有西厢故事冲突的根源都来自于爱情自由与包办婚姻的冲突。《莺莺传》中，张生认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而自己“予之德不足以胜妖”，故最终抛弃挚爱的莺莺。但其说辞过于冠冕堂皇，即便在当时，人们对此也是“莫不耸异之”。其实，张生并非因此不愿娶莺莺为妻。张生并非恪守礼教的圣贤，张生是很想明媒正娶地将莺莺娶回家的。而其隐情则在于，在当时，崔家的门第，是张生高攀不起的，深受当时门阀制度对婚姻观念的影响。门阀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贵族本位思想的体现，它保护的是士族这种特殊的政治团体。政治上，士族享受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甚至不把皇权放在眼里。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而在婚姻上，士族更是严守门阀，甚至连皇族都不入其法眼。
到了元朝，即《西厢记》的时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门第观念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门第已与“高门大姓”无关，人们更看重实际的政治地位。《西厢记》中的高门大姓崔氏，必须给崔家找一个相当的社会地位。由于门第观念对氏族的重视已经转移到了对实际政治地位的重视，所以在张生科举高中之后，崔张也才有了结合的可能。
在话本小说《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情况则又发生了转变，张生不再是那个穷酸的书生了，而是“以财豪称于乡里”的富家少年，而且，“贵族中有慕其门第者，欲结婚姻”。明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门第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有了钱便有官做，官本位思想逐渐向金本位转移，即便是贵族也会钦慕富豪的门第。因此，在这一则西厢故事里，莺莺家长拒婚这一情节就不再是门户之见了，而且到了最后，知道了莺莺的“丑事”不得已要嫁女之时，莺莺父母的心中只剩下“但愿亲成，一切不问”，再也不计较张生的姓氏和科举是否得中了。
综上所述，《莺莺传》中张生与莺莺最终的分离，是因为当时的门第观念中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最终的结合，是因为张生科举得中，调和了当时的门第观念中官员和布衣的矛盾。到了《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张生与莺莺之间本来就没有了门第之差，他们最终的结合也就没有受到激烈的反对了。三个不同的故事，分别折射出三个不同朝代门第观念的变迁，从贵族本位，再到官本位，再到金本位，反映出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日趋开放和现代化。
二、西厢故事与古代贞洁观念的变迁
在创作《莺莺传》的唐代，虽然也有礼教严格的限制，但妇女的贞洁观念不如宋明那么严格，相对宽松一些。正因为唐代的士人对于“始乱终弃”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负罪感。《莺莺传》中的莺莺最后再嫁也并没有出现后世“殉节”、“自尽”的惨剧。因此，张生的选择是合理的，然而这种“合理”却是残忍的。造成《莺莺传》的悲剧，一部分原因是唐代较为开放的贞洁观念，与男女之间社会地位的极度不平衡，以及严苛的封建思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的。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老夫人口中的婚姻观中，只有“俺三辈不招白衣女婿”，“俺相国之家，也无与人做次妻之理”。可是，作为封建礼教的代表，老夫人将已经许配给郑恒的莺莺许给了张生，又将已经与张生订了终身的女儿再次许给郑恒，却想不到后世诸如“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嫁之女”这类教条。而到了明代，贞洁观念已经和性命等同重要了，在《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的故事中，如莺莺在面对父母不允，张生再娶的绝境时，毅然说道“女行已失，不可复嫁他人，此愿若违，含笑自绝”。在这里，“饿死事小，守节事大”的贞洁观念，被莺莺巧妙地用作反抗包办婚姻的武器，在这里，贞洁观念已经有胜过“父母之命”的效力。在这里，陈腐的贞洁观竟成为了追求爱情的武器。在体会到作者对这个时期根深蒂固的包办婚姻和贞洁观念进行绝妙讽刺之余，也不由得被小说无穷的魅力深深吸引。
【论文关键词】西厢故事；观念；变迁；
引言：
自元稹创作《莺莺传》，西厢故事便广为流传。西厢故事带给人们的不单单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同时也留给引发了人们对良知的拷问，以及对悲剧的叹息……然而，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西厢故事的接受和改编是不一样的，对“始乱终弃”的处理更是不同。同样的角色，相似的故事情节，却有着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本文试以原著元稹《莺莺传》、古典戏曲中执牛耳的代表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以及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中的《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为例，发掘西厢故事人物形象与情节的异同，并探讨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社会心理原因。
一、西厢故事与古代门第观念的变迁
众所周知，所有西厢故事冲突的根源都来自于爱情自由与包办婚姻的冲突。《莺莺传》中，张生认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而自己“予之德不足以胜妖”，故最终抛弃挚爱的莺莺。但其说辞过于冠冕堂皇，即便在当时，人们对此也是“莫不耸异之”。其实，张生并非因此不愿娶莺莺为妻。张生并非恪守礼教的圣贤，张生是很想明媒正娶地将莺莺娶回家的。而其隐情则在于，在当时，崔家的门第，是张生高攀不起的，深受当时门阀制度对婚姻观念的影响。门阀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贵族本位思想的体现，它保护的是士族这种特殊的政治团体。政治上，士族享受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甚至不把皇权放在眼里。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而在婚姻上，士族更是严守门阀，甚至连皇族都不入其法眼。
到了元朝，即《西厢记》的时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门第观念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门第已与“高门大姓”无关，人们更看重实际的政治地位。《西厢记》中的高门大姓崔氏，必须给崔家找一个相当的社会地位。由于门第观念对氏族的重视已经转移到了对实际政治地位的重视，所以在张生科举高中之后，崔张也才有了结合的可能。
在话本小说《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情况则又发生了转变，张生不再是那个穷酸的书生了，而是“以财豪称于乡里”的富家少年，而且，“贵族中有慕其门第者，欲结婚姻”。明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门第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有了钱便有官做，官本位思想逐渐向金本位转移，即便是贵族也会钦慕富豪的门第。因此，在这一则西厢故事里，莺莺家长拒婚这一情节就不再是门户之见了，而且到了最后，知道了莺莺的“丑事”不得已要嫁女之时，莺莺父母的心中只剩下“但愿亲成，一切不问”，再也不计较张生的姓氏和科举是否得中了。
综上所述，《莺莺传》中张生与莺莺最终的分离，是因为当时的门第观念中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最终的结合，是因为张生科举得中，调和了当时的门第观念中官员和布衣的矛盾。到了《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张生与莺莺之间本来就没有了门第之差，他们最终的结合也就没有受到激烈的反对了。三个不同的故事，分别折射出三个不同朝代门第观念的变迁，从贵族本位，再到官本位，再到金本位，反映出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日趋开放和现代化。
二、西厢故事与古代贞洁观念的变迁
在创作《莺莺传》的唐代，虽然也有礼教严格的限制，但妇女的贞洁观念不如宋明那么严格，相对宽松一些。正因为唐代的士人对于“始乱终弃”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负罪感。《莺莺传》中的莺莺最后再嫁也并没有出现后世“殉节”、“自尽”的惨剧。因此，张生的选择是合理的，然而这种“合理”却是残忍的。造成《莺莺传》的悲剧，一部分原因是唐代较为开放的贞洁观念，与男女之间社会地位的极度不平衡，以及严苛的封建思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的。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老夫人口中的婚姻观中，只有“俺三辈不招白衣女婿”，“俺相国之家，也无与人做次妻之理”。可是，作为封建礼教的代表，老夫人将已经许配给郑恒的莺莺许给了张生，又将已经与张生订了终身的女儿再次许给郑恒，却想不到后世诸如“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嫁之女”这类教条。而到了明代，贞洁观念已经和性命等同重要了，在《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的故事中，如莺莺在面对父母不允，张生再娶的绝境时，毅然说道“女行已失，不可复嫁他人，此愿若违，含笑自绝”。在这里，“饿死事小，守节事大”的贞洁观念，被莺莺巧妙地用作反抗包办婚姻的武器，在这里，贞洁观念已经有胜过“父母之命”的效力。在这里，陈腐的贞洁观竟成为了追求爱情的武器。在体会到作者对这个时期根深蒂固的包办婚姻和贞洁观念进行绝妙讽刺之余，也不由得被小说无穷的魅力深深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