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诞生期“文学革命”的两歧性

　　【论文摘要】作为一个特殊称谓，“文学革命”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的诞生。与此同时，“文学革命”作为一个独特的阶段，从酝酿到发生、发展又一直是一个历史过程，并具体在涉及“文学”和“革命”的前提下，充满两歧的特征。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具体解析4方面内容，探讨围绕“文学革命”的两歧性。在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下，本文期待以立体地方式揭示文学革命内在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在揭示两歧性的过程中，找寻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文学革命两歧性文学革命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了一块崭新的界碑，现代文学以此为标志全面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然而，正如文学的发展本身就存有紧密的延续关系，文学革命的出现一直具有较为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根源。即使仅以话语出现的方式衡量，“文学革命”出现的时间也早于1917年整体意义上的文学革命浪潮①。上述内容从历史的角度上获取证明，即为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自身的发展中具有相当程度上的阶段性。按照文学史通常勾勒的图景，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到白话文运动，再到“人的文学”的线索，的确可以通过先后出现于这一时期的代表文章得以证明(具体见下文论述)。但是，以本文的眼光看来，文学革命的独立性或日其本身并未获取足够的重视，就在于“文学革命”的行为方式必须通过文学自身的内质化过程来找寻，尔后才是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多向互动和复杂的关系网络。在这一认知逻辑下，现代文学诞生过程中的文学革命，一直是一个立体展开的过程，它在“文学”与“革命”的对峙和融合中，深刻体现了转型时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多维度、多面相的特点，而这种错综复杂的特点在具体地展开时，又是以“两歧性”为内在的动力。

　　一、“文学”与“革命”

　　将“文学革命”一词拆开重新确立关系，主要因为二者在当时包含的历史内容远比今天想象的复杂。“文学革命”究竟是“文学的革命”，还是“文学需要革命”，或是本属于两个历史内容，一直与现代文学诞生过程中“革命”话语的意义网络密切相关。显然，在历经晚清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洗礼下，“文学”意义上的“革命”，已在分属于政治与文学的路向上，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在承继和对比历史经验的前提下，比前辈具有更为具体明确的主张。胡适坚定地以“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的论断进行实验，又在1916年8月21日寄给陈独秀信中，提出“文学革命的八事”，都说明“文学革命”一词的最初意义，是一场较为纯粹的“文体革命”。

　　美国汉学家安敏成在回顾现代中国文学之“两种革命”(政治的与文学的)时曾指出：“当然，现代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反映时代混乱现实的一面镜子，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种巨大的使命便附加其上。只是在政治变革的努力受挫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转而决定进行他们的文学改造，他们的实践始终与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目的相伴相随。他们推想，较之成功的政治支配，文学能够带来更深层次的文化感召力；他们期待有一种新的文学，通过改变读者的世界观，会为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铺平道路。”现代文学诞生阶段的知识分子高度重视“文学”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将刊载于1915年lO月《甲寅》最后一期黄远庸致章士钊信中的“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人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作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充分说明了民初政治改革失败带来的“挫折感”和由此可能产生的知识分子“转向”。尽管，就文学本身而言，在历经晚清“三界革命”等文学革新运动失败后，当时的文学常常处于一种歧路彷徨的状态。文学革命的前夕，陈独秀在给胡适一则通信中提到的“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就在很大程度上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困惑。但是，文学革命的出现在当时已成为一种迫切的历史要求，李大钊在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上指出的“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最终态度决然的“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都说明“文学”在“革命”中占有的地位。

　　“文学革命”时代，文学与革命之间的“位置”，当然还取决于对待“革命”的态度。以胡适为例，在完成于日后的《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曾自言1916年与梅觐庄等好友争辩的结果是这年2月到3月间，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胡适这种颇具“历史进化论”倾向的主张，必然使其坚持语言工具的优先地位。不过，如果从另一方面去审视，则是胡适有别于他者对于“革命”的认识。按照美国汉学家格里德的说法，“尽管他(即胡适)总是十分轻松地谈到‘革命’，但在内心，他是怀疑种种革命运动的，而且对其结果也是悲观的。只有在把革命看做是进化变革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时，他才能接受革命这个概念。在他的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形式的进化史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显然的例证。”事实上，对于“革命”，胡适一直将其作为“进化”途径的另一侧面并抵触其激烈、紧张的倾向。在写于1916年1月31日一篇致H.s.维廉斯教授的信中，胡适曾以英文的形式表达自己对“革命”的议论，“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基于此理由，吾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之革命，不抱太多的希望。诚然，吾对这些革命者则深表同情。……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需。’”胡适强调从基础作起的“革命”主张，与其深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有关，而其外在表现则是进行语言工具的变革和尝试白话诗的试验。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本以“文学革命”为名，提出“新文学的八事”，但在具体发表时，胡适却将平素常常提到的“文学革命”，变为“文学改良”并加上“刍议”二字，而且，对于原本的“八事”顺序也进行了调整。对此，胡适曾在不同文章中解释为“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

　　但是，对于当时《新青年》编辑们的激进情绪来说，胡适的审慎态度显然太过温和了。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中，陈独秀抛开了胡适温和的改良主张，直接宣布文学革命的开始——“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日，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显然，陈独秀书写的“三大主义”虽也包括了胡适主张的“白话文体”，但主要针对的却是文学的内容。他从思想启蒙的高度认识文学革命的任务，把文学革命作为反封建文化和革新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新文学内容上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这种将不同层面的“革命”话语统摄为一体，即把文体关怀意义上的革命纳入到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论述，在当时普遍感受危机和社会处于激烈变动的形势下，自然是具有极强的宣传力度。

　　与陈独秀的主张相比，胡适在一年后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力陈“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则是再次印证了“文学革命”中“文学”与“革命”之间的“两歧性”。但事实上，作为古语有之的“革命”一词，比如《易经》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无论怎样变化或是取道外来翻译，都极易在与本土语言和传统结合过程中产生激烈、正义性暴力的倾向。这一点，不但可以在前辈学人梁启超的亲身实践中得到证明，同时，也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革命”总是与这样一种观念息息相关，“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革命”的想象与创造，自然使其进程区别进化式的亦步亦趋。这或然预示着“文学革命”最终的走向和蜕变，也同样使胡适的思想具有永久性的理性和气质特征。只是在此之前，“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及其内部阵营的认知态度，已然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两歧关系。

　　二、“革命”与“审美”

　　在文学革命中，对“文学”的关注还包含着自身的“两歧性”，这使“文学”在具体认识和实践上一度徘徊于“革命”与“审美”之间。对于晚清以来的文学，梁启超“三界革命”所代表的政治现代性，和王国维通过介绍西方哲学、美学而返回文学自身的审美现代性，一直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资源。但较之前辈而言，文学革命时代对所谓“革命”与“审美”的界限区别得并不十分明显，它们常常包容在一个理论家或是一个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