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故乡》的话语形态特征

　　摘 要：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作为对乡土藏污纳垢之世界的揭示在乡土题材作品中成为了经典。作品除了主题的撼动人心之外，其叙事过程中的话语形态特征也体现了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学生发期所达到的高度。小说《故乡》的话语形态特征一方面体现了鲁迅先生在叙事上的独到追求，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和文本内涵的高度黏合。

　　关键词：《故乡》 话语形态 希望 偷窃

　　 《故乡》实际上记录的是叙述者的一次旅程。“我”的一去一回之所闻所见所思不仅是对家庭财产和关系的清理，更多的是对农村世界的再度审视，对生命形而上机制的深度回省。但是作者的思索并没有通过直呈的话语形态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更多隐性的方式暗藏在表层故事发生和发展的内面。《故乡》话语形态的总体特征表现为：通过纵横向的对比和关联，通过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外化，通过不断的暗示，呈现乡土社会的复杂样态。

　　 一、代际的重复，希望的空茫

　　 《故乡》的很多情绪是在文本中以渗透的方式发散出来的，它交叉间隔在作品中不断呈现。“从现存事物和惯常事物那里是从来看不到真理的。毋宁说，只有通过对在抛状态中到达的敞开性的筹划，敞开领域之开启和存在者之澄明才发生出来。”①可以说，希望的有无一直是作品叙事的重要线索。

　　 “我”深冬回乡，在船上目睹了“荒村”的萧索，不禁“悲凉起来了”。这样的开头实际包含了极其深广的内容，具备叙事的无限张力。 “我”的悲凉情绪的产生一来由于目下环境所致，二来联系的是主人公的当下性处境，三来则隐含着作者某种隐秘的心理预期。仅就作品是否能呈现给读者希望这一视角来看，作者的叙述尚处在挣扎状态中。

　　 而关于希望的有无，作品是以代际重复的方式去试图求证的。大体而言，作品的代际重复性表现在几组人物关系的更迭上：“我”和闰土，水生和宏儿。

　　 “我”和闰土是儿时之交。这一段充满诗性的交往故事成了整部作品的焦点和希望之动力所在。这段记忆之所以能有如此动人的生命力，至少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我”童年时富裕的家境。经济基础的强大，使叙事者的童年减少或回避了很多因贫困而催生的悲情因素。第二，回忆者的年龄特征决定了回忆自身的情感走向。“我”当时尚处童年，可谓少不经事，人间种种对于不幸和苦难的体验尚未进入其精神视野之中。在这样双重背景的推动下，童年生活便格外具备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并且，在叙述者当下境况的对比下，童年之美便以绝对的姿态展现了出来。而整个叙述作为小说的一个部分一方面成为了情感的祭奠，另一方面又为当下性的比照奠定了基础。

　　 水生和宏儿的交往实际上是“我”和闰土童年交往的翻版。当我们离开时，宏儿仍在念叨水生。从浅层次来看，这也许意味着一种突破，但从深层次来看，因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希望本身也陷入了失语的状态当中。小说末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曾作为励志名言给了后来者无数的期待和希望。但联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世人可能对此句的真实意涵有一定的误读。所有文本的内在意义都需要通过上下文情境来揭示。对于叙述者来说，正因为对当下性的失望导致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期待，所以“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存在着双重解读的可能性。其一为：希望发生在行动之后;其二则是：虽然走多了也便成了路，但问题的关键是谁在走以及如何走，如果水生和宏儿不过是“我”和闰土的翻版，那么结局并不在于走路人数的多寡，失望是注定的宿命。从上下文的情境来推测，后一种解读成立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整部小说中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仅仅是时过境迁后的回忆，而回忆又是主观形态的演绎，所以，鲁迅先生面对代际的承传，内心世界积压的恐怕更多的是恐惧或者质疑的心结。

　　 二、群体性行为，偷窃的张扬

　　 “怀乡”是现代知识分子热衷的题材之一，由于创作者价值观念体系的差异，导致了怀乡的异质性。鲁迅先生的怀乡最后便成为了对乡土世界的强烈反省和批判，这种强烈的批判有三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对对象的日常化批判，同时纳入同情的要素;第二，将自我纳入批判的体系之中;第三，从批判的行动层进入精神文化层。

　　 小说《故乡》中，作者极力描述的乡土社会的破败并不在于其经济的凋敝，而在于其行为的猥琐和精神的坍塌，而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意象则为偷窃的“集体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