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莫言的创作语境
2022-06-09
内容摘要：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故乡高密已超越其简单的地理意义，对他的作品乃至创作历程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必然与其所在的文化传统有某种挥之不去的内在联系，莫言的故乡以及其间的风俗轶事就像风筝的线一般，牵引着他的思路，放飞了他的想象。
关键词：莫言 高密 创作语境
一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是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莫言文学奖时的颁奖词。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必然与其所在的文化传统有某种挥之不去的内在联系。最早提出“不能脱离语境来解释语言风格”（施敏捷，2001：79）这个概念的是伦敦学派的弗斯。但实际上，语境这一概念的涵盖面远不只是弗斯所指的语言发生之情景和前后文，而是延伸到某种美学层面的沟通， 即有选择地使用表达方式和语言材料时所受到的语言内外、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的总和（施敏捷，2001：79）。我们眼中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存在的投射。作家创作一部作品，即是将内心投射诉诸于文字的过程，所以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是作家内心影像的真实再现。
莫言的主要作品《蛙》《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等等，无不折射着大地的意象，读后，让人如临其境地感受到一个来自辽阔文学故乡的强悍生命力。高密东北乡，已超越普遍意义上的地理意象，成为莫言小说中遍地可寻的文化映射，生于斯长于斯的莫言对它寄予了深厚的故乡情结。与此同时，这一文化映射又成为中国近现代乃至世界的一个缩影。故乡这一创作小语境成为莫言笔下的发散点，有力反映了同时期下的中国社会大背景，将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成功再现，给读者以真切的感悟。
经过归纳分析，莫言故乡高密确实超越简单的地理意义，对他日后作品乃至创作历程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五年级以上没有同学”（莫言心声系列，2012：21）的莫言算不上高学历，却写得一手好文章，这很令人叹服。溯其根源，我们寻觅到莫言许多作品中对其创作语境的高度显现。“高密胶莱河小石桥上打过一场对日伏击战，枪筒子由于不断射击，滚烫变软到甩起来像面条，一拉能长出很多来……”乡亲们对小石桥那场战斗的讲述，莫言数不清听过多少遍（焦守林，2012：A09）。正式基于对乡亲们口述历史的记忆以及以“二姑姑”为原型的人物创设，才有了后来他以此为题材创作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莫言的故乡以及其间的风俗轶事就像风筝的线一般，牵引着他的思路，放飞了他的想象。
纵观莫言的小说，题材大多以他的故乡为故事背景。在文学世界里，莫言以其故乡大拦乡（山东省高密市下辖乡，素有“高密市粮仓”之称）为原型，用文字成功构建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作为一个文学概念，作为莫言小说中许多人物的成长地，是人物活动，情节发展的的主要活动地域。要想单纯直接地从莫言小说中寻找有关高密的一些真实地名，是有一定难度的。在小说《红高粱》对爷爷和父亲去伏击日本鬼子的描写中，莫言以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为故事原型，其中的曹梦九，王文义等也确有其人。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叙写的关于四叔因为车祸而死的情节就是莫言受1987年山东蒜薹事件触动所写，其四叔在现实生活中确是因为该次事故而死（莫言心声系列，2012：79）。高密东北乡作为莫言笔下的故事背景，既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创造性存活的，既是其创作的驱动力量，也是作家精神理想的催化剂。它不再是自然地理，而是一个文学地理的概念鲜活存在于作者的许多部作品当中。莫言视之为创作源头，同时又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作为乡土作家，莫言的作品又异于普通的乡土文学。莫言笔下描绘的，是一个古老悠久的，充斥苦难折磨的农村。这并非是某个特定时期的乡里乡间，却是一块永恒的中华土地。他的作品经时不衰源于他淘去了农村生活的平淡浮层，留下并还原了生活本真和最基础的形态。这是莫言作为寻根作家，在文学创作主题上的转变，使人的肉体需要和生命力得到了更多关注。
二
纵观中国历史，文人价值取向通常具有很强的同一性，即“求同不求异”的普遍心态。对于社会大背景这个创作语境，我国社会没有给作家留出潜心探索的空间（张卫中，1999：28），也就是说，作家们彰显个性的机会少之又少。而莫言的童年又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时期内度过——生活的倒退，精神的压制，人性的压抑，理想的错位，道德的扭曲，是非的颠倒，人格的丧失——更是对国民的言语、思想有种种严格的限制。在这种严苛的束缚下，莫言的文风受到了极大影响，而这些影响也自然而然流露于他日后的作品创作当中。莫言的作品写得相当含蓄，鲜有直白露骨的观点性表达。同时，他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以特别迂回的方式藏起来，其作品中很少窥见鲜明的政治立场，尽管他对政治并非全无看法。他恪守了自己笔名所规定的法则：莫言。事实上，当今中国社会仍处于一个转型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抗争也远未结束，远未达到一种平衡与交融（张卫中，1999：29）。
关键词：莫言 高密 创作语境
一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是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莫言文学奖时的颁奖词。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必然与其所在的文化传统有某种挥之不去的内在联系。最早提出“不能脱离语境来解释语言风格”（施敏捷，2001：79）这个概念的是伦敦学派的弗斯。但实际上，语境这一概念的涵盖面远不只是弗斯所指的语言发生之情景和前后文，而是延伸到某种美学层面的沟通， 即有选择地使用表达方式和语言材料时所受到的语言内外、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的总和（施敏捷，2001：79）。我们眼中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存在的投射。作家创作一部作品，即是将内心投射诉诸于文字的过程，所以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是作家内心影像的真实再现。
莫言的主要作品《蛙》《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等等，无不折射着大地的意象，读后，让人如临其境地感受到一个来自辽阔文学故乡的强悍生命力。高密东北乡，已超越普遍意义上的地理意象，成为莫言小说中遍地可寻的文化映射，生于斯长于斯的莫言对它寄予了深厚的故乡情结。与此同时，这一文化映射又成为中国近现代乃至世界的一个缩影。故乡这一创作小语境成为莫言笔下的发散点，有力反映了同时期下的中国社会大背景，将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成功再现，给读者以真切的感悟。
经过归纳分析，莫言故乡高密确实超越简单的地理意义，对他日后作品乃至创作历程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五年级以上没有同学”（莫言心声系列，2012：21）的莫言算不上高学历，却写得一手好文章，这很令人叹服。溯其根源，我们寻觅到莫言许多作品中对其创作语境的高度显现。“高密胶莱河小石桥上打过一场对日伏击战，枪筒子由于不断射击，滚烫变软到甩起来像面条，一拉能长出很多来……”乡亲们对小石桥那场战斗的讲述，莫言数不清听过多少遍（焦守林，2012：A09）。正式基于对乡亲们口述历史的记忆以及以“二姑姑”为原型的人物创设，才有了后来他以此为题材创作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莫言的故乡以及其间的风俗轶事就像风筝的线一般，牵引着他的思路，放飞了他的想象。
纵观莫言的小说，题材大多以他的故乡为故事背景。在文学世界里，莫言以其故乡大拦乡（山东省高密市下辖乡，素有“高密市粮仓”之称）为原型，用文字成功构建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作为一个文学概念，作为莫言小说中许多人物的成长地，是人物活动，情节发展的的主要活动地域。要想单纯直接地从莫言小说中寻找有关高密的一些真实地名，是有一定难度的。在小说《红高粱》对爷爷和父亲去伏击日本鬼子的描写中，莫言以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为故事原型，其中的曹梦九，王文义等也确有其人。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叙写的关于四叔因为车祸而死的情节就是莫言受1987年山东蒜薹事件触动所写，其四叔在现实生活中确是因为该次事故而死（莫言心声系列，2012：79）。高密东北乡作为莫言笔下的故事背景，既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创造性存活的，既是其创作的驱动力量，也是作家精神理想的催化剂。它不再是自然地理，而是一个文学地理的概念鲜活存在于作者的许多部作品当中。莫言视之为创作源头，同时又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作为乡土作家，莫言的作品又异于普通的乡土文学。莫言笔下描绘的，是一个古老悠久的，充斥苦难折磨的农村。这并非是某个特定时期的乡里乡间，却是一块永恒的中华土地。他的作品经时不衰源于他淘去了农村生活的平淡浮层，留下并还原了生活本真和最基础的形态。这是莫言作为寻根作家，在文学创作主题上的转变，使人的肉体需要和生命力得到了更多关注。
二
纵观中国历史，文人价值取向通常具有很强的同一性，即“求同不求异”的普遍心态。对于社会大背景这个创作语境，我国社会没有给作家留出潜心探索的空间（张卫中，1999：28），也就是说，作家们彰显个性的机会少之又少。而莫言的童年又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时期内度过——生活的倒退，精神的压制，人性的压抑，理想的错位，道德的扭曲，是非的颠倒，人格的丧失——更是对国民的言语、思想有种种严格的限制。在这种严苛的束缚下，莫言的文风受到了极大影响，而这些影响也自然而然流露于他日后的作品创作当中。莫言的作品写得相当含蓄，鲜有直白露骨的观点性表达。同时，他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以特别迂回的方式藏起来，其作品中很少窥见鲜明的政治立场，尽管他对政治并非全无看法。他恪守了自己笔名所规定的法则：莫言。事实上，当今中国社会仍处于一个转型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抗争也远未结束，远未达到一种平衡与交融（张卫中，199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