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时代人的异化与回归

　　摘 要：余华的小说《祖先》是一部具有典型象征色彩的小说。它通过一个卖货郎进入闭塞乡村后的情节发展表现了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对峙，并且展示了在文化过渡环境中人们的精神抉择，其中母亲和父亲分别代表了在文化的两难处境中对欲望的皈依和对传统的回归的不同选择；祖先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我表现了一个孩子在文化蒙昧状态下对传统的直觉好感。 

　　关键词：《祖先》;消费文化;传统文化;象征 

　　《祖先》是一部具有鲜明的象征意味的小说。小说以“一个满脸白癜风斑的货郎，摇着拨浪鼓向我们村走来”象征的商品经济的入侵为开端，以“（祖先们）低着脑袋一步一步很慢地往树林走去”象征的传统精神的衰微为尾音，表现了在商品经济泛滥下物质欲望对传统精神的胜利，而具体来看，这种胜利则是通过祖孙三代在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二元对立的境况之中的不同选择作为依据来呈现的。通过对《祖先》的故事情节的梳理，可以发现父亲、母亲的选择是在变化的外在环境中的一个不断调整最终趋于个性化的表达，我的选择是在原始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主题直觉，而祖先则是历史传统的化身。(见表1) 

　　卖货郎的到来体现了商品经济文化对原始传统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祖先从原始的森林中回归现实来帮助人们确定正确的价值观念。作者就是通过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以及人们在这个特殊时代的行为选择为依据，表现了对近代商品文明和欲望社会的思考。 

　　一、消费文化下祖孙三代的选择 

　　小说通过祖孙三代在文化中的选择来表现人们在商品社会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抉择。其中作者在对过去文化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创作了祖先作为传统文化坚守者这一形象；在对现在二元文化交流的现实基础上阐发了现代人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以父亲为代表的对传统的回归和以母亲为代表的对欲望的皈依；并且作者塑造“我”作为一个小孩对传统文化的直觉好感的形象，表现了人类原始经验的选择，以及作者对“我”这一代人的希冀。 

　　1、母亲：文化两难处境中对欲望的皈依 

　　母亲的形象是作者对商品文化时代中的女性形象的凝缩。她们对潮流，对来袭的商品有一种自觉和敏锐的追求，母亲是首先听到卖货郎的拨浪鼓声的，在这种声音的诱惑之下，她忘记了与父亲的争吵，并且向村里的其他女人一样“抬起胳膊梳理头发，或者低头拍打裤管上的泥土”来迎接商品时代的到来。这种对于商品的追求体现了人们对商品社会营造的欲望的追求，“母亲彻底沉浸在对物质的渴求之中，她的眼睛因为饥饿而闪耀着贪婪的光芒”。同时，商品社会的物质欲望与肉欲的满足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母亲和众多女人在俯身翻弄货担里的货品时“臀部结实的肉绷紧了裤子” ，“（母亲手）里面的肉正一鼓一鼓试图涌出来”；货郎作为商品社会的主动者和得利者掌握着对顾客的控制，“女人的手在翻弄货物时，他翻弄着女人的手”， “我母亲立刻抬起头来，与货郎相视片刻后，两人都微微一笑”。后来，母亲甚至直接选择对商品欲望的回归，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去和卖货郎过夜--“她走过我父亲身旁，如同走过一个从不相识的人身旁”—在母亲身上体现了商品文化时代一类人对欲望自觉的追求。母亲最终选择归入商品欲望的大潮，但是她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她始终认为“死去的父亲在她心中逐渐成为了惩罚”。作者通过对母亲这一形象结局的安排，表现了一个现代人在完全投身于欲望化现实之后生活的空虚，作者如此安排是对文化发展的预测，也是对现代人的警示。 

　　2、父亲：文化两难处境中对传统的回归 

　　父亲与母亲同样处于文化两难境地的抉择之中，但是父亲最终选择了对传统文化的回归。 

　　父亲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人格，他对外在的变化是不敏感的，对生命本身的存在也是不敏感的，“而在田里耕作的父亲对我表达生命的叫唤似乎充耳不闻”，“对他来说，让我母亲怀孕与他将种子播入田里没什么两样”。父亲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劳动者的代表，他们骨子里有一种天然的对于传统的好感，当“我”被祖先带走的时候，“我的父亲，在那一刻显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冷静，他茫然地注视着这突然出现的纷乱”，完全不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在祖先的手里发生意外。但是父亲的这种骨子里的传统表达被沉浸在商业社会中的人认为是胆小的体现，“几声嗤笑此起彼伏，他们把我父亲当成了一个胆小的人”。父亲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为了在自己女人面前挣得尊严，他在一个清晨进入了森林，他要找到并且打死那个浑身长满黑毛的家伙。但是父亲的防线在遇到祖先的那一刻瓦解了，“我父亲扣住扳机的手立刻凝固了，他一下子忘记了自己为何要来到这里”，从此父亲就像野人一样生存在了这个原始的森林中，从现实的欲望生活中脱身并且消失了。 

　　迈克?费瑟斯通说过，“狂欢中的荒诞不经的身体是不纯洁的身体，比例失调、及时行乐、感官洞开，是物质的身体，它是古典的身体的对立面，古典的身体是美的、对称的、升华的、间接感知的，因而也是理想的身体。”[1]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创造了父亲这一古典的身体与母亲的物质身体的对比表现了在现实环境中不同人群对于消费欲望的反应，其中暗含了作者对传统精神的倡导。 

　　3、祖先：传统文化的坚守者 

　　祖先身上包含了中国历代历史经验中积累的传统文化的要素。他从森林中走出来希望拯救在物欲世界之下失去依靠的孩子，希望能够唤醒人们的精神觉醒，但是他在与以货郎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文化的斗争中失败了，并且最终被被物欲蒙蔽了双眼的目前用镰刀砍死，体现了在商品社会之下传统文化的丧失，和人们精神文化境界的衰微。这部分我将在第二部分的第二小节中继续谈到。 

　　4、我：文化蒙昧状态下对传统的直觉好感 

　　“我”与父亲、母亲不同，“我”还是一个孩子，没有像成年人那样的理性判断和价值思考，也没有像祖先那样的文化沉淀的基质，因此“我”对于两种文化的选择表现了人类原始经验中对于传统的直觉好感。 

　　当母亲在忙碌而贪婪地在货郎的担子里寻找商品时，“我”意识到了母亲的遥远，感受到被遗弃的恐惧，这是一个孩子对商品时代对人性的扭曲和欲望的呈现的一种先验性的体验。在我的哭声唤醒祖先的时候，我在他的怀抱里感到“一切都变得令人心安和难以拒绝”，“我的嘴唇微微张开，发出呀呀的轻微声响，接受了这仿佛是杂草丛生的胸膛”，而与此同时成年人对祖先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认为他只是一个怪物，一个可能摧毁我们村庄的一个怪物。儿童与生俱来的原生经验形成了一种预知式和智慧化的判断，“我”选择了对传统的接受。但是祖先在第二次来的时候，被母亲用镰刀砍死了，“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像个被吓疯了的孩子，口水常常从嘴角流出，不说话也不笑，喜欢望着森林发呆”，我怀念着我的祖先，并且对当今人们对传统的残暴的杀戮不能理解。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谈到过，“（艺术）不是为了把小说改造成哲学，而是为了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叙述的和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2]作者运用象征的表现手法，揭示了在商品文化时代下人们的异化和对于传统的回归的两种选择，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关注，对人们的存在手段的探求。 

　　二、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