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诗意”的残忍

　　摘 要：“儿童”概念是一个众多价值系统发生作用的场所。作为一个永远处于“正在形成”状态中的存在，“儿童”可以作为对成人世界的一种反思与再创造。本文一则具体介绍“儿童”这个概念，发现与诗意建构的历史过程；二则从具体文本《笑忘录》中儿童岛描写出发，对“儿童”诗化的质疑和消解——儿童诗性思维模式的专权恐怖，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分析，旨对“儿童”概念的丰富内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 

　　关键词：儿童 建构 诗意 质疑 

　　“儿童”是一个历史建构的概念。它的意义认知经过了从“微型成人”，也就是成人与儿童混而不分的状况到儿童是成人的预备形态到完全与成人这一概念分开、从而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的三个发展阶段。正如柄谷行人在《现代日本文学的源起》一书中提出的：“所谓的孩子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 [1] 

　　正是在方法论的眼光下，孩子成为可观察和可研究的对象，进行着种种塑造和建构。 

　　一、儿童的发现 

　　在这种建构中，作为现实存在的经验儿童因缺乏自我表达的能力，在成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里不具有话语制造权，成人常常成为儿童的代言者。而他们又无法摆脱自己的立场，因而在建构“儿童”这个历史概念的种种活动中，不免打上成年人自己对自身、关于历史、关于未来的种种想象。 

　　（一）儿童只是微型的成人 

　　阿里斯在其社会学史著作《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中指出，在中世纪欧洲，特别是法国，论文发表人们不承认儿童具有不同于大人的独立性，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年龄上的界限。人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并没有什么隐私，七岁的儿童就已经完全参与了大人的社交生活。正如普拉姆说的：“那时没有分离的童年世界，儿童和成年人一样做同样的游戏，玩同样的游戏，听同样的故事。他们在一起那样的生活，从不分开。”[2]同时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也指出儿童期这一概念在中世纪并不存在。可见当时儿童只被视为微型成人，而不具有与成人相分别的独立性。 

　　（二）儿童是成人的准备 

　　波兹曼又从媒介的角度解释了“儿童”和“童年”概念的出现：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成人领域里对成年期的新的看法出现了。新的成年期将儿童清晰地排除在外。随着儿童从成人的领域被放逐，就需要发现儿童落脚的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便作为儿童期为世人所知。 

　　在印刷时代背景下，凭借印刷，作家通过写作来表达自我，读者则通过阅读进行私人化的经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个体意识开始增强，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哲学是建立在这样的构想上的：每个人都是离经叛道者。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存在在于坚持个性，反对社会的限制和规范要求。”[2]正是这种强化的自我意识导致了对“儿童”认识的转化。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因而作为一个生命的儿童，他的个体价值也愈加突显。 

　　另一方面，印刷术所塑造的知识权威论将人们推入了一个不断昂扬的知识理性氛围中，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知识世界，人们尝试到了个体创造和理性张扬的快感，处于一种对个体理性自信的乐观状态。儿童则被视为珍贵的资源，是成人的准备，可以通过培养和教育，成长为优秀的成人个体，以继承已开掘的知识宝库，超越原有的记忆经验，去探索过去不从探索也不从考虑的世界。 

　　（三）对“儿童”的诗化想象 

　　当社会将“儿童”看成自己的储备资源时，希冀通过文明教育将“儿童”培养成一名理性节制的成人，以卢梭为代表的另一派则看到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文明危机，将“儿童”身上的“天性”看为人身上所具有最本质自然的东西。他们执著于一种自然的状态，相应地轻视“文明的价值”。对于卢梭来讲，儿童的知识和情感生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 

　　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的过度教化带来了人性的堕落。他希望以对自然的遵循来恢复自然人性的优良德性，以自然人性来对抗社会的世俗化。卢梭这种观点也可以在席勒身上找到。席勒在《美学书简》中表达了他对近代文明的反思，“我们的本性成了文化的牺牲品”，“一切民族在他们通过理性而能归复自然之前，必然毫无例外地由于理智过分敏感而脱离了自然本性”。他指出，近代西方人正“以一种人为的方式从他的成年返回他的童年时代，在人的观念中建构一种自然状态”。[3]可见对儿童的这种“儿童性”的诗化建构，也即对“童心”的崇拜是当时的一种文化氛围，而这种想象也被后世所继承与补充：当人类文明在人与自然之间划出一条条明显的界限时，“未受摧残的自然状态”的儿童在精神上满足了异化的人们返归“自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