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村《玻璃》中的诗人形象

　　摘 要：北村的长篇小说《玻璃》呈现出复杂的宗教观念与情感体验。小说的核心人物李和达特两位校园诗人因追求诗歌的理想境界不得而陷入精神的困境，并在灵与肉、精神与物质、信与不信的角逐中，各自踏上了自我毁灭（救赎）的道路。本文将审视和解读这一对文本形象，试图找出文本中诗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揭示基督教的“爱”在不同语境下造成的误读。

　　关键词：北村 诗人 救赎 宗教之爱

　　一、引言

　　北村的长篇小说《玻璃》，线索多重，意象复杂。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精心刻画了李和达特这对相互指涉的诗人形象。有学者从同性恋题材、禁忌写作的角度去阐述这一对人物形象，试图论述这是一部当代的同性恋题材小说，如姜辉的《中国当代同性恋小说略论》{1}。笔者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对这一观点产生异议，着重对作家对人物刻画所透视出的基督精神做一番分析思索，试图探索小说中所蕴藏的诗性沉思与宗教关怀。

　　二、诗人的生存困境

　　北村笔下的诗人或者富有诗人气质的人物形象一直是学界研究其文学世界的敲门砖。诗人或者广义上的作家，是北村构建精神王国不可或缺的一环。北村作为一个作家，以描绘作家（诗人）作为突围的重要缺口，用诗人的敏锐觉察到时代的变迁，以及信仰失落后的无家可归。诗人成为“大地上的异乡者”。这一原本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和筑造者，陷入了时代的焦虑和存在的遗忘之中。

　　小说中，达特和李二人都是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对诗歌怀有巨大的热情，且彼此欣赏。达特性格外向，粗放，“作为拳击手的名气比他作为诗人的名气更大”{2}，认为“文学就是一次射精”{3}。李性格内向，温和，对文学抱着敬畏的态度，希望写出纯粹的诗。根据好友老六的叙述，达特和李之所以能“臭气相投据说是因为他们有远大的志向。他们想当英雄”，“他们都认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需要英雄”{4}；对于通过什么途径，二人又有所不同。李认为要靠内心的变化，达特却认为要靠制度的约束。由此可以看出：李和达特在人物设置上高度契合，是一个主体的两个面向。主体是诗人的身份，两面既表现为他们性格的互补，又体现在相对的美学追求上。

　　在文本中，达特和李二人随着情节的推动都将走上自我救赎（毁灭）的道路，面临着人生的种种困境与选择。李和达特一开始就以好朋友的人物关系出现。“李—达特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李文和罗达特。”接着又说，“我称他们叫李—达特，实在是出于无奈，这两个人只能当作一个人叙述，因为他们形同一人。”{5}小说开头，叙事者老六就用极富暗示性和挑逗意味的话语叙述李和达特之间密切的联系，甚至还有意且高频率地使用“如胶似漆”、“他们之间有秘密”等话语造成一种含混的效果。这是有些学者认为该小说是一部同性恋小说的主要论据。

　　达特被诗人柯南骗了作品之后，看到了文学界的黑幕。他心中的“文学之父”轰然倒塌，陷入一种怀疑愤恨、不知所措的状态。他所打交道的文学界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个真善美镜像，而是黑暗与光明、权力和反抗、庸众与天才交织的场域。“至此，他和文学界的一切活动彻底了结。”{6}他逐步走上世俗的道路，开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李则一直固守自我，坚持个人独立创作，保持着自我精神的独立完整。最终当李发现自己无法写出真正的诗时，他也彻底垮掉，离开了达特，走上寻找信仰之路。

　　此外，达特和李的命运也是联在一起的。他们都是诗人，承担着共同的灵魂痛苦与精神绝望。北村在《我与文学的冲突》一文中写道：“以为人生不过就是如同诗人们所出示的那样绝望，于是在某个被感动的时刻，以模仿的方式结束自己。”{7}因此，他笔下的诗人大都和他一样是痛苦和绝望的，在精神世界里极度挣扎，外化在文本中就呈现出达特式的情欲迷狂和李式的精神执着。我们可以看到达特是拜伦式情感喷放的诗人，而李是荷尔德林式追求纯粹真理的诗人。达特的诗靠近酒神的迷狂以及欲望的沉沦，而李的诗则接近日神的崇高以及宗教的玄奥。两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充满矛盾地作用于诗人这一主体之上：要么上升，要么沉沦。

　　故事里，情欲迷狂的达特杀了信教的李，重肉欲的达特杀了重灵魂的李。从表面上来看，是一种价值理念吞噬了另一种价值理念。但最后达特和李还是葬在了一起，在形式上又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复合了。在笔者看来，灵与肉、信与不信的挣扎在纯粹的“爱”那里化而为一，从而溢出了世俗、诗歌（艺术）、宗教的分裂。

　　三、诗人的救赎与妥协

　　小说饶有意味把两个不同类型的诗人放置在那个诗歌的黄昏时代。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着每个人，诗人由万众瞩目的明星沦为“流氓”、“痞子”、被遗忘的人。因而，李和达特这对诗人形象又成为作者思索诗歌隐退这一文化现象的试金石。在一个诗歌成为商品和噱头的时代，诗人面临着自身艰难的抉择。此时的诗人不但肩负着与他人相对立的痛苦，也陷入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这双重的痛苦与不确定感是诗人无法回避的精神困境，并且以焦虑、彷徨等复杂情绪煎熬着诗人的内心世界，而且似乎没有止境。

　　北村不断强调他在现实创作中，曾经面临过这样一段艰难的抉择。他曾经是中国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语言的游戏与冒险使他对写作的意义发生根本性的怀疑。这种对书写无意义的怀疑，与小说里对诗因市场化而变质，同样是对诗意义丧失后的不确定感。这种共通的不确定、彷徨感被北村成功地移植到新的语境之下。诗的意义脱落之后，诗从诗神的凭附中坠落下来，成为“文学终结”后市场的生产和运作。诗人真正面临了一个诗歌没落的时代，更残忍的是李和达特正处在这一黄金时代向没落年代转折的节点上，亲身体验到了一种被抛感、一种由高到低的落差感，以及一种由信仰到怀疑的失落感。写诗不再是一种神圣的、伟大的、可以安身立命的使命时，诗人从内里垮台了，他的写作不再由他来确定，而处在对商业的炒作、场域的运作不断妥协之中。

　　1.诗人的救赎

　　李和达特都是诗歌的追求者。达特因受到外界的干扰而放弃审美的救赎。随后，他进入了世俗生活的漩涡之中，周旋在监狱、女人、出版业、商战之间，希望通过金钱、肉欲、名利来通向美好的生活，但都一一失败了。他之所以没有完全垮掉是因为他用自己的金钱资助李写纯粹的诗。李成为达特的精神补偿，他从李身上获得一种延伸的平衡感，来抵抗在世俗生活中的心灵浮沉。

　　李在小说中是一个靠近灵性世界的人，他一直保有对纯粹诗的追求，渴望写出真正的诗。他绝少涉足世俗世界，大多时候依附着达特生活。但他的诗却越写越深奥，只剩下达特一个读者。当他认识到自己已经离开现实生活而高高地悬在空中时，他选择了离开达特。李的寻找是一种偶然所得，他在一番精神的折磨中，无意中从好友芊那里听说了基督，豁然开朗，主动投身入对上帝的信仰之列。当诗歌所指向的那个精神王国、审美超越、终极彼岸无法获得时，上帝的信仰、宗教的关怀、彼岸的天堂成为一种价值失落后的心理补偿，成为李生存的唯一精神支柱。这种心理补偿过程中，意向投射的突然转换，反而加固了李对上帝的无条件信仰。这是由纯粹到纯粹怀疑后无路可走的心境造成的逆反和无助，可以说需要生活在稳定精神国度里的李，除了突然降临的基督信仰之外，很难找到其他可以依靠的纯粹精神依托。

　　相反，达特走向精神崩溃，加倍地迷狂，企图用荒诞来反抗荒诞，不断地损耗自己的心灵与世界的残酷周旋。北村用达特的崩溃反衬李救赎的成功。而被物欲世界淹没的达特，终于被宣判“他不行了”{8}。至此，北村又一次“认定了基督的唯一性，并且他也把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简单地加给了他的人物们。在他的笔下，主人公不管是从事什么角色，干什么职业，结局都一样，开个玩笑的话，真可称得上是‘你到这里来，/不论走哪条路，从哪里出发，/那都是一样。”{9}

　　李和达特的死带来这样一种启示：对于内心绝望的人，现实无法拯救他们，与现实隔得很远的诗歌也无法拯救他们，唯有信神、唯有宗教才能使人获得灵魂的救赎，挣脱出绝望的人生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