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恐题材美剧看美国的跨文化传播方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5-0081-02 

　　一、构建霸权世界观 

　　随着美苏冷战和苏联解体，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一度相当稳固，然而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波助澜，尤其是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用一支恐怖组织“游击队”便炸毁了美国的地标性建筑世贸中心，美国社会蒙上了一层“恐怖”阴云，奠定了其反恐的时代主题，更成为世界格局的一大转折，美国不断谋求实现和恢复霸权的形式。 

　　新葛兰西学派在分析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更加强调整体的立式结构的分析方法，这种整体的历史结构由三种力量组合而成，分别是物质权力、观念和制度。他认为霸权地位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权力、观念和制度三者结合的产物。 

　　于2001年11月首播的《24》距离9·11事件仅仅两个月，其“真实”还原的“恐怖”氛围让美国人一边“舔舐伤口”一面酣畅淋漓地将全世界与美国为敌的“恐怖分子”和“邪恶国家”铲除殆尽，反映了美国民众对国家安全的深深不安和焦虑。几乎毫无悬念的，在2006年揭晓的美国电视行业最高奖项——第58届艾美奖上，电视剧《反恐24小时》（以下简称《24》）一举拿下最佳剧情、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而成为全场最大的赢家[1]，相比之下，10年后，由相同团队制作播出的《国土安全》则在反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恐怖分子不仅来自于中东、亚洲等美国人心目中的传统敌对国家，更来自美国，从军官到CIA内部，策反与反策反的大戏时时上演，“正义”与“邪恶”的角力中此消彼长。 

　　信息时代的到来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发达的信息产业，不断地向其他国家输出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等，全球化已经悄然演变为西方主宰，它赋予了其浓厚的“西方性”特征。“霸权”又译作“支配权”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先进行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革命，即取得文化领导权。 

　　《24》中无不体现着美国的“后9·11”恐慌和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打击一切对美国有威胁的势力，该剧已播出了八季，每一季都“虚拟”了一次甚至多次连环恐怖袭击，包括刺杀总统、核弹危机、生化危机等等令人震惊和恐慌的恐怖阴谋。 

　　《国土安全》在娱乐性和消遣性以外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视美国“后9·11”时代的政治和舆论环境的机会，剧中多次出现了中东等国家的场景，城市建筑、街道、人文风貌都让人联想到“恐怖”、“无序”、“混乱”等不堪的字眼，一切都为了烘托出压抑、一触即发的危险氛围。赤裸裸展现了一个美国视角中的霸权世界——正义的美国正处于邪恶敌国的迫害中，其一切反击和为之建立起来的防御措施都是必要的，这些看似合理的安排为我们理解美国霸权主义提供了文化视角的解读依据。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受众解码 

　　伯明翰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中认为，文化的符号文本生成意义过程存在“三种解码”方式：“主导-霸权式解码”，观众与制作生产者立场完全一致；“协商式解码”，观众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对抗式解码”，观众选择以完全相反的立场解码，“读出”针锋相对的意义[2]。霍尔的文化理论建构于表征理论，强调意义，而在跨文化传播的程中，受众解码的过程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限制甚至阻碍。 

　　对一个文化产品或符号的理解本身因人而异，而这里只将跨文化传播的因素纳入其中，相对于更为微观的个体受众的解码过程。 经济学论文

　　首先，宗教、文化背景或意识形态的影响。《24》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对亨廷顿理论的“实践”。亨廷顿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在1996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提出了一套否定西方文明垄断性、宣称多元文明矛盾性、看似反保守主义的“文明冲突论”，这引发了世界性争论，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的：一是“文明”论，即当前主要国际矛盾的性质是“文明”的还是政治经济的；二是“冲突”论，即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还是共存的。 

　　在电视剧《国土安全》中，主角Brody回国后信仰发生了改变，从纯正的基督徒变成了穆斯林，甚至想用自杀式爆炸对国家领导层进行血洗，剧中反复出现了这种令美国人甚至全球人民痛恨的袭击方式，强化了“穆斯林是一群视人命为‘草芥’的邪恶份子”的印象。 

　　其次是利益是否冲突。相对于宗教、意识形态来说，利益是更为直接又“多变”的因素。受众对其不同的理解也可以看出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是对抗还是互利。 

　　《24》中涉及到中国的剧情大多表现了中国人的阴险和“称霸”世界的企图。在一次行动中，中国间谍使诈获取了有关俄国的情报，由于该情报是在美国被盗，于是美、俄两国总统决定共同对抗中国。这段剧情在美、俄、中三国及其他国家受众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我们可以假设美国盟国的心态：中国的崛起让美国“寝食难安”，而对他国来说中国似乎也是个“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岌岌可危等等。 

　　再次是吸引力程度。对大多数受众来说，美剧是一种“消遣”，因此就吸引力而言应该排在观看需要的首位。2005年起热播的美剧《越狱》不仅获得2006年金球奖最佳剧情类电视影集，在中国也积聚了众多的“越狱迷”，2007年2月，《越狱》第三季即将回归的消息在“越狱迷”中广泛传播，短短几天内，百度“越狱吧”一条相关内容的帖子点击率就超过了一万次[3]。 

　　最后是移情作用。在《24》第七季中，Jack受到了审判，理由是对疑似恐怖分子刑讯逼供，侵犯人权，相信此时，无论是哪国观众都会为其“喊冤”，因为他是全民英雄，而那些被他拷打的人后来也被证实有罪，这种“移情”式的同情通过前六季的铺垫和培养被一下激发出来使之凌驾于法律，看来美国反恐的旗帜还能再飘一段时间。 

　　三、对文化霸权的抵抗——反霸权 

　　波德里亚认为大众传播给予的是甚为悲观的读解，他宣称，电视就是世界，其中符号的激增和受众的沉默不断扼杀文化的多样性[4]，大众媒介还通过各种“媒介事件”和“文化奇观”加强对民众的整合和收编。 

　　文化传播背后的政治语汇总是为人津津乐道，2013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逃离德黑兰》曾一度掀起了包括伊朗、新西兰在内的国家的抵触甚至抗议。影片改编自1979年的伊朗人质事件，讲述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时期，6名美国外交官巧妙地“瞒天过海”逃离德黑兰的故事。伊朗方面认为电影丑化了其国家和人民形象，在伊朗的迈赫尔通讯社表示，由奥巴马夫人通过视频连线宣布获奖的形式，本身就暴露出颁奖礼的政治动机[5]。令人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是，在《逃离德黑兰》获奖的两天后，伊朗文化部便进行了“反击”——决定投资拍摄影片《总参谋部》，反映了同一时期的历史，并将推向国际影视市场。 

　　亨廷顿认为将特殊的西方性视为普遍的现代性，完全是西方文明“自我中心的错觉”。而实际上，“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6]。也就是说，对内，普世主义忽略文明之间不可消除的隔膜性，幻想存在统一的世界文明，自诩为世界公民（文化世界主义），却最终分裂、削弱了西方性；对外，普世主义强行推销西方文化模式，结果酿成激烈的文明冲突，如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以往的武力火拼或冷战，“文明的战争”一旦打响，没有硝烟却一样“你死我活”，胜者将获得话语“霸权”，负者则成为政治上的“跳梁小丑”。 

　　四、总 结 

　　《24》可以看作是美国媒介为军方编排的最极端情况下的大型军演，对外，这是政治策略和价值观的体现；对内，是一碗后“9·11时代”的“心灵鸡汤”。《国土安全》则在“反恐”的同时关注9·11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同上一代的价值和道德观的碰撞。剧中男主角的女儿对9·11事件并没有切肤之痛，当其得知父亲信仰伊斯兰教后，并未表现出震惊或谴责父亲，她更像是“前9·11”时期的美国人——多元、包容而叛逆。加上其更多地反映“反恐”和“人性”复杂性交织的表现来看，《国土安全》是美国新时期“反恐剧”创作的转折，另外，从文化与现实政治的隐射关系来说，这或许标志着“急功近利”的美式英雄主义并未能为美国的对外强权政治找到“合理化”的解释，这不禁让人反思：“反恐剧”除了一如既往展示其强大的军事、国防和科技实力和加深对“邪恶”国家的“歪曲”以外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