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而后工

　　南唐后主李煜和宋朝的徽宗赵佶极为相似：都是皇帝与艺术家身份的错位者；都是在几个艺术领域中，达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峰；都是“穷而后工”的诗人——俘虏、囚徒的生活，铸就了他们各自诗词的灵魂；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王国维语）；都是由天堂跌入十八层地狱，整日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都是死于囚禁之中。

　　由于有这么一大堆相似之处，后世人们就加以附会传说，说徽宗赵佶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转世再生。有一段流传很久很广的故事：宋神宗赵顼（赵佶的父亲），有一天正在秘书省里观览李后主的画像，为其相貌风姿的英俊、儒雅、风流、倜傥赞叹不已之时，忽然有人来报，太子降生了。当然，这是后世人看到二人在很多方面相似得出奇，而杜撰出来的故事。但此故事也说明了：赵佶从长相到脾气秉性，从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生活到趣味爱好等等，诸多方面都酷似李煜。

　　李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为躲避兄长的猜疑，他使用韬晦之计，给外界造成一种无心皇帝的位置与不愿参与政事的印象，他曾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诗词、书法、绘画、音乐上。李煜天资聪颖再加上刻苦研习，就奠定了他成为艺术大家深厚的基础。

　　他的书法学习柳公权，达到了很高的造诣。陶榖在《清异录》中说：“后主善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书之，皆能如意，世谓之撮襟书。”

　　李煜不但是一个书法家，还是一个有着独到见解的书法评论家，《砚北杂志》上说：“南唐李后主谓善书法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禇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独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对以上书法家的评论，可以说是相当精辟，而且具有辩证的观点。

　　李煜的画，亦堪称一绝。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后主才识清瞻，书画兼精，尝观所画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都穆在《寓意编·题后主墨竹》中说：“此幅予家旧物，骤而阅之，但见其老干霜皮，烟梢露叶，而披离偃仰若古木然，谛玩久之，始知其为竹也。世之评画者谓后主墨竹清爽不凡，殆得之矣。”老干古木和枝叶披离的竹子格调不一致，一个是劲直，一个是颤曲，李煜能把矛盾的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达到艺术的高度统一，令人叫绝。

　　李煜在音律方面，也是上乘的音乐家，曾为大周后制新曲新声，大周后边唱边谱，一会儿谱成。

　　当然，后主李煜造诣最高、影响最大、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词。欧阳炯在为《花间集》作序时说《花间集》的词风是浮靡香艳，“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李煜一洗《花间集》轻浮香艳的格调，并拓宽了词的题材。胡应麟在《诗薮·杂编》中说：“后主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胡应麟把他说成宋代词的开山之人，这种评价是很有见地的。李煜的词比起《花间集》来，确实把题材扩大了许多，不但把宫廷生活写进了词里，还把家国沦亡的悲痛题材搬到了词里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说：“《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图画闻见志》中说：“李后主才高识博，雅尚图书，蓄聚既丰，尤精鉴赏。”凭着他的艺术天才，渊博的学识，精湛的鉴赏力，李煜革除了《花间集》浮靡、艳淫的词风，创立了一种清丽的格调。还有不少的评论家说李煜是豪放词派的引路人……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评价李煜的词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李煜）之词，神秀也。”王国维用“神秀”来评价李词神韵，是有真知灼见的。王鹏运在《半塘老人遗稿》中说：“莲峰居士（李煜的别号）词，超逸绝伦，虚灵在骨。兰芝空谷，未足比其芳华；……后起之秀，格调气韵之间，或月日至，得十一于千首，若小晏（晏几道），若徽庙（赵佶），其殆庶几。断代南流，嗣音阒然。盖间气所钟，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他把李煜提到了词的帝王的地位，认为除了晏几道和宋徽宗的词和他有些接近，其他人的词就无法和他相比了。

　　宋徽宗赵佶，在艺术领域中，也有几种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是个多才多艺的帝王。“是一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水浒传》第二回）。虽说这是小说家之言，但和他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宋徽宗在书法、绘画界名气非常大，远远超过了李后主。宋徽宗酷爱书法，在书苑中他的书法堪称一绝，自名为“瘦金书”。他喜爱绘画，山水、花鸟、人物画，都造诣高深。他还是绘画界的一个天才的鉴赏家，书上多处记载他亲自考画师，亲自出题，亲自品评，画师们都心悦诚服，留下了不少的有趣传说。

　　赵佶在诗词上，虽说不如李后主名气大，但也称得上是一位文学大家。还有文人说他的诗词超过了李后主很多，“文采风流，过李主（李煜）百倍”（张义端《贵耳集》）。这种评价可明显看出，是带有一定的偏激、偏爱的成分，但也说明了赵佶晚期的某些词作不亚于李煜的词。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说：“诗文之外，尤工长短句。”是说宋徽宗能诗能文，尤其擅长写词。可惜他的诗词大部分散失了，就留下了一小部分，就留下的部分诗词看，也不失为艺术大家。

　　后主李煜、徽宗赵佶在艺术领域中，几个艺术门类都达到了大师级的地位，创造了他们各自的辉煌，是艺术界的天之骄子。但身为帝王不思治国，把国家、人民丢到九霄云外，把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和大臣们谈诗论赋、评艺说文、写词吟诗的取乐里，这就是“皇帝与艺术家的错位”了。

　　由于李煜、赵佶二位耽于纸醉金迷的享受，没日没夜地纵欲无度——玩女人，玩艺术，玩小脚，一切可玩的都尽情地玩，玩得发狂，玩得心跳，玩得昏天黑地。一玩起来把一切都丢到了脑后，什么社稷江山，什么黎民百姓，在他们心目中荡然无存了。作为一代帝王，这样玩儿的结果是极其惨重的。他俩都有极其惨败的人生，各自留下了自己的奇耻大辱，也给人民带来了重大灾难，被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