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精神净土

　　摘要本文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视角总体概述了凉山彝族现代诗歌的焦虑特征，并分析了现代母语诗歌的文化意义，提出凉山现代诗歌批评理论不足的现实，试图从凉山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视野中为民族诗歌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些线索，并认为，诗歌是民族文化精髓的体现者和倡导者，是最后的精神净土。

　　关键词：变迁焦虑母语诗歌两个诗歌评论家

　　一般认为，只有到了新时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彝族现代诗歌。一直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罗庆春在《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诗歌创造论》中从诗歌“表现什么”和“怎样表现”这两个角度论及了包括彝族现代诗歌在内的四川少数民族现代诗歌的形成及特点。本文无意探究诗歌本体的创造规律，而尝试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谈些个人对凉山彝族现代诗歌的看法。

　　一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凉山彝族现代诗歌的焦虑特征

　　“在一个人们/熟睡的深夜/它有气无力地躺在牛栏里/等待着那死亡的来临/一双微睁着的眼/充满了哀伤和绝望”——《死去的斗牛——大凉山斗牛故事之二》诗人吉狄马加在这首诗的题记中引用海明威的话：“你尽可以把他消灭，但就是打不败他。”无疑，诗人在建构悲壮美的意境，难道诗人在歌唱那行将灭亡的民族精神？可是，当民族精神赖以生存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和自身社会的变革中日益被撞击得支离破碎时，人们可能感受到的不仅是悲壮，还会产生一种深深的焦虑。

　　实际上，凉山彝族现代诗歌的焦虑感是由整个中国社会的社会文化变迁所决定的，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特征所决定的。“表意的焦虑感，可能是一个根本的现代性问题，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就承受着西方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从来都是被迫应战，只是因为它背负着过重的历史包袱，使之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贻误战机”，“总之，在现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思想史的主导思想趋向确实经常陷入巨大的焦虑”。“文革”结束后，先知者已经知道一场伟大的社会文化变迁即将到来，通过破与立的斗争，“解放思想”逐渐取得了主流意识的地位。曾经是政治附属品的文学虽然宣称要独立出来，但实际上在这场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急先锋角色。不过毫无疑问，写作者重新获得了文学创造的主体地位，他们反思历史、凝视现实并展望未来，毫无争议地在20世纪80年代书写了一段文学高潮。自20世纪90年代始，文人下海和出国等成为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日渐衰弱。其中，诗歌表现得更为突出，诗歌与公共文化越来越具有分离的趋势，而且今天诗人们似乎有意识地要延续这种趋势。一个冷静的结论是：这也许才是文学真正回归了本体，历史在解构和重构中不断演义，文学获得“焦灼”的总体美学特征。

　　自新时期始，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大凉山这片土地受到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洪流的冲击，传统诗歌日渐遗失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现代化列车的鸣声惊醒了彝民族中以诗人为代表的文化先锋，他们处于接受外来信息的有利地位，他们用汉语写作，他们的诗歌“告别了排偶的尔比尔吉（彝族谚语），如风中鸟，如水中月”，“兴趣不在展列现象的纷繁，而在显示的灵魂的深邃”，他们借助外来的诗艺，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彝族现代诗歌，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作为彝族文化精英的诗人们，企图建造横跨传统和现代的一座桥梁，重构民族文化，重塑民族精神。但经过冷静的观察，发现诗歌可能真的承载了其不能承载的历史意义。现代化给大凉山这片古老土地带来从未有过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化的种种阵痛，根置于农牧猎的民族传统文化并没有得到诗人们理想中的转型，相应的民族都市文化建设似乎只是诗人头脑里的乌托邦，诗人们纷纷在“远离”与“回归”之间彷徨凝思，在诗歌中寻找古朴的情感、抒写内心的沉思、表达未来的忧虑，因此，诗歌的焦虑感油然而生。

　　在大凉山彝族诗歌中，阿库乌雾的诗集《走出巫界》可能是反应这种表现焦虑感的有力代表作。作为文化先行者的诗人企图走出巫界、寻找焚烧民族桎梏的圣火，但同时又对自己灵魂的根脉难以割舍，对本民族文化的巨大变迁多少显得有些无所适从，诗人不仅“彪悍而孤独”，而且灵魂也在焦虑中受到煎熬，逐渐意识到深层的民族文化才是自己最后的精神净土，即彝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后的火种”：“一节生铁在彝人的经书里/奇异地入静/一块白石在彝人的注视下/默默地生辉/最后的火种/却取自/永古积雪的/火葬地！”——《最后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