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才女第一人

如果问起谁是现代女作家第一人，一般都会说是冰心。一个被笼罩在冰心影子里的才女，其实创造了很多中国女性的第一：第一位公派女留学生，第一位新文学女作家，第一位白话小说家，第一位女博士……。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记得，她的大名叫陈衡哲。

　　1890年，陈衡哲出生于江苏武进的一个官宦人家，父母皆好诗书画，而她亦好学如命。贤明而富才华的母亲，理解并安排她跟随待她如亲女的舅父舅母，先后到广东和上海求学，直接受惠于20世纪初的女子教育之风。然而当时还在清廷多方肘制下的女学教育，并不能满足她的求知欲望。不仅如此，最要命的是她到了“女大不中留”的年龄。是继续求学还是结婚生子，在当时也是女性命运变与不变的分水岭。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当然要考虑她的婚姻出路，不能不要她订婚。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恰也是当时已沾染现代教育风气之先、对新生活满怀热切追求的新女性最不愿接受的一件事。陈衡哲做了一件代表当时有才华、有抱负、有主见、有个性的女子所能做的事情――逃。

　　她逃到乡下的姑母家，这位姑母看起来很不寻常，她头发长见识也长，她充当了陈衡哲命运走向中的一个枢纽式人物，她保护了她，给她一个不灭心志继续前行的推力，给她一个可以在冥冥之中等待机会的生存环境。这一点对当时有可能选择反叛传统生活方式的女性来说，非常关键。1914年，陈衡哲等到了这个机会：清华学堂公开向社会招考留美女学生。陈衡哲凭着自己聪慧与学识，一举考中，从而如愿以偿走向西方，同时也意味着她走向中国现代最顶尖的那批男性知识群体。陈衡哲到美国后，先就学于美国最有名的五所女子大学之一的瓦沙学院，毕业后转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到北大任教授。

　　在美期间，她结识了胡适、杨杏佛、梅光迪以及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任叔永等一批当时中国留美精英，接触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学思想与写作行为。这种影响是十分直接而快速的，陈衡哲的文学写作才能与激情很快被激发出来，她以莎菲的笔名开始她的文学写作。而这一开始实在非同小可，因为她在1917年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上的微型白话小说《一日》，可以把鲁迅发表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作为新文学白话小说诞生的记录，整整提早了一年。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其后来一直被当作小说集的《小雨点》，还是《洛绮思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其“抒情散文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

　　从陈衡哲的写作经历来看，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她没留美的话，就不可能在彼时彼地与胡适、任叔永等人结识交往，也就不可能置身于胡适与陈独秀等在国内外遥相呼应一手掀起的文学革命氛围中；她也就不会有白话写作的文学意识与超前行动，也就不会成为率先托举起新文学浪潮的一朵浪波。与男性一样可以出洋留学，是中国女性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获取的一种崭新的生活形态，它带给中国女性一种崭新的生命形态，促使一代学贯中西，视野开阔，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女性群体的诞生，并以此构成与古代才女在本质上的区别。她们一般有较为完整的人格，敏锐的思想与独立的见解，崇尚自由，热爱学术，不趋炎媚势，这是她们这一个群体的特质。因此，她们的散文言说，必然有着古代才女们在诗词中无能到达的崭新内涵与气势。陈衡哲回国后的写作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陈衡哲回国后，在大学任教当学者。她时刻关注社会，关心时事时势，对妇女问题的揭示更是当仁不让，她发表《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文章，充分体现了她们这一代知识女性不同以往的理性、犀利与深刻。1935年，她随出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丈夫往川大任教，因发现女学生中不少是姨太太一族，便更为中国女性的处境与命运忧愤。她以为这不仅是女界的耻辱，也是大学教育的悲哀与失败，作为女性学者，她不能视而不见，喑哑无语。故即使是身单力薄，且处于川地旧习惯势力的包围圈之中，但她仍不畏得罪，挺身振臂，写文章揭露与呼吁。这个行为中有个性使然，但更有她作为现代知识女性所具有的道义感、良知感，参与社会变革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在这一切行为后面，则是她作为一个人的见识与自信。而这些如果没有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与教育背景做支撑，那将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直观到的一个事实是，出洋留学使陈衡哲的女性命运得到改变，而她要使整个女性群体的命运得到改变，陈衡哲的散文言说，揭开了这种来源于女性潜在意志的传承。

　　《纪念一位老姑母》是陈衡哲的散文代表作，也是现代散文中最具女性命运玄机的言说作品。老姑母在陈衡哲的生命经历中充当了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的重要支柱，因为正是来自老姑母的支持，使她最终得以跳出女性命运的窼臼，完成老姑母不能实现的宿愿。反过来也正是这种支持，才使得陈衡哲能够把本来注定要湮灭在男性言说长河中的老姑母，在日后得以在自己的言说中浮现――她们都因这个言说而改写了自己早被既定的女性命运。这真是一个令人讶异的、非常完整而美丽的来自女性内部的默契与互动，在陈衡哲眼中，老姑母是这样的：

　　“她是一位任重致远的领袖人才；虽然因为数十年前环境的关系，她的这个领袖天才只牛刀割鸡似地施用到了两三个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却并不像普通所谓‘才女’的一样，只限于吟风弄月。她除了作诗，读史，写魏碑之外，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这样的精力，这样坚苦卓绝的修养，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们所能有的！

　　其实，历史上能诗会书兼有管理才能的才女并不少，否则，就不会有曹雪芹笔下的贾府三小姐探春的形象，陈家老姑母只是其中一员罢了。但不同的是，陈衡哲已然非常明确地把老姑母与传统才女区分开来。陈衡哲在这此已然触摸到历史上的才女们最难于言说的那部分隐秘：她们的才华几乎就是为男性欣赏而准备而洋溢的，于是她们也被这种欣赏穿上约定俗成千古不变的男性标准的才女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