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色杂糅的斑驳——浅论周作人附逆之因
2022-06-09
在历史上，文人附逆之举比比皆是，且多数并不令人惊奇，而周作人的"投敌叛国"却使举国震惊。不免有很多人会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会绞尽脑汁地想"五四"时期文艺启蒙的先驱为何会落得如此境地？显然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倘若这众多促成因素中少了一个或是多个，这样的历史悲剧将不会发生。就好比一幅画，如果仅有几种颜色淡淡地和谐地点缀、拼凑而成，它也许会是一幅杰作；但若是色彩多样且各色杂糅，斑驳不堪，那么它就成了不忍入目的调色板。那么周作人附逆的原因究竟可以归结为哪些呢？以下笔者将从其个人性格、时代背景及冥冥中的命运安排等方面来简要分析。
一
学者黄开发言"对人生和民族的双重悲观，构成了周作人附逆的基本原因"。基于此说法，换言之，可以说周作人的悲剧是他的性格特征造成的。进言之，他的附逆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周作人的性格怎样？他性格中的哪些方面促成了他的附逆呢？
学界常有人认为周作人的性格大抵是由"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走向后来的"平和冲淡"。其实"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只是表象，那不是他的本色，他的本色是"平和冲淡"，"平和冲淡"在他年幼时就与他紧随在一起了。据周作人母亲回忆，小时候开始，他就是个很好说话的孩子。在家庭变故中，对家人不能给予与鲁迅相同的学习用具，他从不会心存芥蒂，一而再再而三也没有关系，他总是怀着理解的心情去接受一切。他从小就是一个知道体恤家人的好孩子。他的性格里面有的主要是平和的一面，浮躁的一面只是主色中的一抹杂色罢了，这一抹杂色，盖不过主色的风头，不影响整体的美观。且这抹短暂存在的杂色也有其成因，他"五四"时期的先驱思想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了外来思想的启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自己成长的琐碎生活中见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一面以及农民起义的残酷性，如：从祖母与介孚公的不平等关系里面，"第一次领悟到封建礼教压抑人的本性的残酷，第一次唤起了对于妇女命运的关注与同情"。幼年看到的义和拳运动，农民领袖残暴的杀人使他看到了农民的愚昧无知及人性的残暴。所以被深深触动的他，积极地关注妇女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倡导人性化等，俨然一副时刻有着知识分子气度、士大夫的精神，时刻有着社会责任感的气派。待到后来，把一切看清后，他知道了自己对现实世界诟病的无力，便退却了，又回到了本性的"平和冲淡"，与世无争。他在自己的苦雨斋过着与世无争的读书人的日子。这从他的《五十自寿诗》中的"且到寒斋吃苦茶"可以窥见一斑。
有人言，周作人附逆是因为他有着虚无主义的人生观，"既然没有所谓彼岸世界，人生不过是宇宙间瞬时生灭的火，活着唯一可靠的只是现世享受，而他又没有力量去抗争，去忍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厄，那么所谓国家、民族的利益只好置之不顾了。"想必是把与世无争和虚无主义给调换了，虚无主义是对人生的彻底失望，而周作人仅仅是与世无争，未达到虚无的境界。因而，他不是人生观的虚无主义者。
钱理群先生认为周作人抗战时期言与行所呈现的矛盾在于他寻求的是一种得体的生活，"得体的活着，这成了周作人后半生全部生活目标与意识中心，人的生物性的生存本能被提炼为一种'活着就是一切'的人生哲学。"虽然说周作人不是神仙般高洁，但是他为的不仅仅是得体的活着。如果他追求的仅仅是得体地活着，那么他就会比实际上过得更好，至少物质上会更富足充裕。众所周知，周作人平时虽赚得不少，但是由于家庭开支大和缺少计划地花钱，很多时候会入不敷出，甚至还会在困难时期举债度日。如若他仅仅是为了好好地得体的活着，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话，那么凭借他的学识与能力，他完全可以让自己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转变成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他只想与世无争地躲在他的"苦雨斋"，待到国难后。
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使得他仅仅生活在自己的"苦雨斋"，顾着自己的小家。不愿四处漂泊，颠沛流离。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然而这种举动在战乱时期，就似乎不太合乎时宜。显然，他的悲剧附逆就关系到了时代问题。
二
然而，仅周作人个人性格这一因素导致不了那深深铭记于世人心的大苦果，他所处时代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大因素。当时日伪当政，周作人作为对中日文化都很是精通且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势必会成为日伪用来巩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所以说周作人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乱世的时代背景成了他附逆悲剧的催化剂。
在动乱的年代若是不能随机应变，不舍弃点什么，苟全性命于乱世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作为文化名流的周作人在此时有两种选择：1）舍弃安逸的生活，举家迁往异乡避难。2）守着自己的"苦雨斋"，怀着侥幸的心理等待时局平稳。这样的话有失节的风险。而有着清静无为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周作人选择了后者，把友人的规劝置于不顾，结果沦为了日伪当政的一枚棋子，在"新政"要求中发挥着他的"治国之用"。
但想，倘若当时时局安定，那么"苦雨斋"老翁必能也必会留一世清名于后世。今日鲁迅、周作人至少可以齐名于文学界，但历史是不能设想的。
三
周作人的附逆在笔者看来也是命运悲剧。也许有人会说命运悲剧是无法抗拒的，是经过抗争而无力改变事实的悲剧，周作人在当时面临着那么多脱身的机会而不避难，那是怎样地不理智。也许，周作人想侥幸过难的背后也有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想法吧。
在特殊时期，总有一些人有着沦为"卖国贼"的命运，周作人只是其中的一员罢了，试想如果一穷凶极恶、残暴不仁之徒处于他的位置，会给国人及社会带来怎么样的恶果。从此种意义上说他的悲剧带有舍生取义的色彩。周作人的弟子废名，他认为知堂老人是一位爱国之人，他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特意加的一段是："知堂老先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许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事，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更何况周作人在留京期间看护好了北大的校产，同时救助了李大钊的子女，另外还和中共地下组织的人有联系等等。有人说他这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而脚踏了好几条船。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且不做评判。即使周作人是那样想的，这也无可厚非，世上有几个人不会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呢。很多人都在其失节后大骂他为叛国贼，试想倘若自己置身于那样的时代，面对如此多的棘手之事。那么还会有几个会对周作人的所作所为说尽谴责之词。因为这是命运的安排，不是命运选择了他，而是他选择了命运。因为他选择了这样的命运，才能把一些伤害控制到一定范围之内。才能让另外一个也许处于他所任伪职的人免于国家、人民及历史的责难，这是冥冥中的命中注定，这是命运铸就的悲剧。
一
学者黄开发言"对人生和民族的双重悲观，构成了周作人附逆的基本原因"。基于此说法，换言之，可以说周作人的悲剧是他的性格特征造成的。进言之，他的附逆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周作人的性格怎样？他性格中的哪些方面促成了他的附逆呢？
学界常有人认为周作人的性格大抵是由"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走向后来的"平和冲淡"。其实"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只是表象，那不是他的本色，他的本色是"平和冲淡"，"平和冲淡"在他年幼时就与他紧随在一起了。据周作人母亲回忆，小时候开始，他就是个很好说话的孩子。在家庭变故中，对家人不能给予与鲁迅相同的学习用具，他从不会心存芥蒂，一而再再而三也没有关系，他总是怀着理解的心情去接受一切。他从小就是一个知道体恤家人的好孩子。他的性格里面有的主要是平和的一面，浮躁的一面只是主色中的一抹杂色罢了，这一抹杂色，盖不过主色的风头，不影响整体的美观。且这抹短暂存在的杂色也有其成因，他"五四"时期的先驱思想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了外来思想的启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自己成长的琐碎生活中见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一面以及农民起义的残酷性，如：从祖母与介孚公的不平等关系里面，"第一次领悟到封建礼教压抑人的本性的残酷，第一次唤起了对于妇女命运的关注与同情"。幼年看到的义和拳运动，农民领袖残暴的杀人使他看到了农民的愚昧无知及人性的残暴。所以被深深触动的他，积极地关注妇女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倡导人性化等，俨然一副时刻有着知识分子气度、士大夫的精神，时刻有着社会责任感的气派。待到后来，把一切看清后，他知道了自己对现实世界诟病的无力，便退却了，又回到了本性的"平和冲淡"，与世无争。他在自己的苦雨斋过着与世无争的读书人的日子。这从他的《五十自寿诗》中的"且到寒斋吃苦茶"可以窥见一斑。
有人言，周作人附逆是因为他有着虚无主义的人生观，"既然没有所谓彼岸世界，人生不过是宇宙间瞬时生灭的火，活着唯一可靠的只是现世享受，而他又没有力量去抗争，去忍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厄，那么所谓国家、民族的利益只好置之不顾了。"想必是把与世无争和虚无主义给调换了，虚无主义是对人生的彻底失望，而周作人仅仅是与世无争，未达到虚无的境界。因而，他不是人生观的虚无主义者。
钱理群先生认为周作人抗战时期言与行所呈现的矛盾在于他寻求的是一种得体的生活，"得体的活着，这成了周作人后半生全部生活目标与意识中心，人的生物性的生存本能被提炼为一种'活着就是一切'的人生哲学。"虽然说周作人不是神仙般高洁，但是他为的不仅仅是得体的活着。如果他追求的仅仅是得体地活着，那么他就会比实际上过得更好，至少物质上会更富足充裕。众所周知，周作人平时虽赚得不少，但是由于家庭开支大和缺少计划地花钱，很多时候会入不敷出，甚至还会在困难时期举债度日。如若他仅仅是为了好好地得体的活着，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话，那么凭借他的学识与能力，他完全可以让自己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转变成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他只想与世无争地躲在他的"苦雨斋"，待到国难后。
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使得他仅仅生活在自己的"苦雨斋"，顾着自己的小家。不愿四处漂泊，颠沛流离。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然而这种举动在战乱时期，就似乎不太合乎时宜。显然，他的悲剧附逆就关系到了时代问题。
二
然而，仅周作人个人性格这一因素导致不了那深深铭记于世人心的大苦果，他所处时代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大因素。当时日伪当政，周作人作为对中日文化都很是精通且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势必会成为日伪用来巩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所以说周作人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乱世的时代背景成了他附逆悲剧的催化剂。
在动乱的年代若是不能随机应变，不舍弃点什么，苟全性命于乱世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作为文化名流的周作人在此时有两种选择：1）舍弃安逸的生活，举家迁往异乡避难。2）守着自己的"苦雨斋"，怀着侥幸的心理等待时局平稳。这样的话有失节的风险。而有着清静无为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周作人选择了后者，把友人的规劝置于不顾，结果沦为了日伪当政的一枚棋子，在"新政"要求中发挥着他的"治国之用"。
但想，倘若当时时局安定，那么"苦雨斋"老翁必能也必会留一世清名于后世。今日鲁迅、周作人至少可以齐名于文学界，但历史是不能设想的。
三
周作人的附逆在笔者看来也是命运悲剧。也许有人会说命运悲剧是无法抗拒的，是经过抗争而无力改变事实的悲剧，周作人在当时面临着那么多脱身的机会而不避难，那是怎样地不理智。也许，周作人想侥幸过难的背后也有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想法吧。
在特殊时期，总有一些人有着沦为"卖国贼"的命运，周作人只是其中的一员罢了，试想如果一穷凶极恶、残暴不仁之徒处于他的位置，会给国人及社会带来怎么样的恶果。从此种意义上说他的悲剧带有舍生取义的色彩。周作人的弟子废名，他认为知堂老人是一位爱国之人，他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特意加的一段是："知堂老先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许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事，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更何况周作人在留京期间看护好了北大的校产，同时救助了李大钊的子女，另外还和中共地下组织的人有联系等等。有人说他这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而脚踏了好几条船。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且不做评判。即使周作人是那样想的，这也无可厚非，世上有几个人不会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呢。很多人都在其失节后大骂他为叛国贼，试想倘若自己置身于那样的时代，面对如此多的棘手之事。那么还会有几个会对周作人的所作所为说尽谴责之词。因为这是命运的安排，不是命运选择了他，而是他选择了命运。因为他选择了这样的命运，才能把一些伤害控制到一定范围之内。才能让另外一个也许处于他所任伪职的人免于国家、人民及历史的责难，这是冥冥中的命中注定，这是命运铸就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