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时期《尚书》发展演变之探究

　　在中华民族辉煌的文化宝库中，《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之一。《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叙了华夏文明初始阶段尧、舜的历史砖说。《尚书》的最后一篇《秦誓》，记叙了春秋时期秦穆公的悔过词。《尚书》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至封建社会初期，横跨整个奴隶社会，记载了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传说和历史事件，例如：尧舜禅让，盘庚迁殷，周公摄政，成康之治等等。可以说，《尚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多棱镜，折射着中国古代文明丰富多彩的世界。然而，就《尚书》自身的性质而言，根据其编纂的目的以及其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来分析，可以将其定性为“政治历史教科书”的范畴。

　　从编纂的目的看，《尚书》是周代史官依据前朝覆灭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政治历史资料汇编，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长治久安而专门供统治阶级学习的典籍。《礼记·玉藻》称君“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记录君王的言行，汇编成册，就成了《尚书》。《尚书》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积累，不断记录，不断编辑，最后才逐渐确立下来的。因此，《尚书》在开始形成文本的时候是不定型的，例如，先秦典籍中引用《尚书》过程中曾有四十几种篇名，与现在的古今《尚书》相对比，有三十余篇名不同，可见早期《尚书》文本是不定型的，处于运动状态。与此同时，《尚书》在流传的过程中，后代学者对其不断进行整理，断简残篇和次要篇目反复经过删改或重新编纂，相传孔子就整理过《尚书》，经孔子整理的《尚书》120余篇。《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大碰撞的年代，除了孔子，其他各种学术流派也非常重视对《尚书》的研究和探讨。《庄子·天下》：“《诗》、《书》、《礼》、《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言之。”但是，这些学派争相谈论和引用《尚书》的目的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儒家引用《尚书》多半是为了叙述历史，突显其客观、权威的一面；墨家引用《尚书》多半是为了叙述历史；而其他诸子引用《尚书》则大半是以此为名，根本却是为了提出自己的某种政治主张，仅仅是将《尚书》作为正名的工具或途径而已。这个时期《尚书》的作用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引《书》为敦”。即老师将《尚书》作为教育下一代的课本；二是“引《书》为用”，即借用《尚书》中的某些词句来发表自己的不同观点：三是朝中的大臣引用《尚书》的论断来作为朝堂奉行的准则和原则。

　　虽然《尚书》在其产生、确定以及流传的漫长年代中主要是以权威典籍的面目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的，但是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仅在周秦时期《尚书》就经历过三次厄运，这也为后世古文经和今文经两大派别长达数千年的争斗埋下了伏笔。第一次，是春秋时期，由于《尚书》主要是记载先代君王言行的典籍。因此，《尚书》讲的是王道，强调的是君权。而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落，诸侯并起，众多诸候都想夺取天下，于是，宣扬王道的《尚书》就成了这些诸候的眼中钉肉中刺，那么出现焚毁《尚书》的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孟子·万章下》：“北宫镝问曰：‘周室班爵禄，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候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去其籍”即毁掉这些典籍的意思)这些“籍”中就包括《尚书》。第二次是秦代始皇的“焚书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奏请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秦皇统一度量衡、文字、道路，为的是抹掉国别的记忆，从而从根本上摧毁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秦代儒生引用《尚书》攻击秦朝朝政，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传播的源泉以及严厉控制传播的手段，(典籍是传播源，儒生是传播手段)从而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第三次，是项羽火烧咸阳宫。尽管主观上项羽焚烧咸阳是为了向秦朝统治者发泄私愤，而并不是故意针对前人的各种书籍，但是客观上却将秦朝博士官所收藏的绝大多数官方书籍尽数焚毁，使各种先秦典籍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尚书》自然也无法幸免了。

　　谈到这里，我们可以对周秦时期《尚书》的文本状态进行一下总结，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史官笔下的《尚书》，然后是贵族教育中的《尚书》，再下来是诸子编撰、研讨下的《尚书》，最后是博士(秦代官名)收藏的《尚书》。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尚书》的状态和所起的作用都有着很大区别，分清这些区别对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尚书》对我国早期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所起的重大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