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乔纳森的文艺思想

 　　一、欣赏性阅读和症候式阅读的选择

　　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具有多重身份，《文学理论的现状与趋势》这篇论文中则主要从卡勒先生作为当代英语世界最有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而论。

　　论文以对话的方式展开，以问答的形式推进，卡勒教授用自己的观点解决了多个重要性问题。首当其冲地谈到两种文学阅读的方法——“欣赏性阅读”和“症候式阅读”。针对这个问题，卡勒强调“读者对某些作品的兴趣源于它们在某个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代表性，或者源于他们对作者某些方面的揭示，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无可厚非。”[5]这样就表达了作者对不同种阅读方法都不反对，就如他在写作一本关于福楼拜的书，此书在诗学和诠释学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卡勒这里就指出了面对纷繁冗杂的阅读方式，读者可选择任何一种。

　　摆在读者面前的各种读物应有尽有，就文学作品而言，对于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戏剧，读者应该从作品本身着手，还是着眼于人物，或者从作品生成所处的环境下考量，抑或是思考作家本人的创作因素，难以抉择。参照卡勒的观点，你可以欣赏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也可以把《温莎的风流娘们儿》读得津津有味。在当今世态多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评价十七年文学时，不免会批评当时文学的在政治思想的、文学创作的高度一致性，讴歌政治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题材单一，英雄人物的“高大全”，读者多数会走向“症候式阅读”。但同时也可把这个时期的文学作为“欣赏”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最佳选择。卡勒选择文学阅读的态度便是如此，选择是自由的，但却不是多度的，如何平衡“欣赏性阅读”和“症候式阅读”不再让读者左右为难。。

　　二、过度解读的启发

　　卡勒发表了一篇题为“为过度解读辩护”的文章，是为什么？卡勒教授给出了他的答案。支持“过度解读”不仅仅是因为90年代初时与翁贝托·埃克（UmbertoEco）进行的针对“解读”与“过度解读”的学术争论而采取的立场，同时是卡勒本身一直支持的观点。他说：“我今天仍然认为‘过度解读’有必要性。…在我看来，往往能够揭示出以前被忽视的含义跟那些看起来温和的解读相比，‘过度解读’有时更为有趣、更有启发性，‘过度解读’通常是指通过非常规的方法和视角，阐述文本中隐含的，或者读者引申出来的意义，我认为，有趣的’解读’是能够提出一些文本并不鼓励读者去思考的问题，而不是顺着作者的意图去阅读和解释预先设定的问题。”[5]由此看来，卡勒是一直支持‘过度解读’的，过度解读可以揭示文本未曾发现的或忽视的隐含含义，而且对读者来讲也更具趣味性和启发性。

　　对于不同时期的作品我们在进行作品解读时所持的角度当然仁者见仁，否则千篇一律的的研究角度研究出来的观点便没有任何意义而言。对于中国上古时期的歌谣、民谣，使我们透过原始歌谣不仅看到了原始先民的整个劳动和生活，同时也看到了其精神面貌。可以说上古歌谣是远古先民情感最早最真实的宣泄。而从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两汉期间的历史、诸子散文，建安风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等，一直发展到中国文学的鼎盛时期——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以及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直到文革时期文学的样板戏一统天下，最后到倪方六的《盗墓史记》开始风行的盗墓小说，有人说中国文学到了当代越来越没落了。并非这样，比如当代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以及新写实文学等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解读意义并且需要人们过度解读的精神，如新写实小说作家刘恒的《伏羲伏羲》和《白涡》，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都值得读者或评论家们别开生面的解读，除了避免了雷同，也达到了另辟新径。

　　三、全球理论概念提出的意义

　　在探析作品深刻含义的同时，接下来第三个问题便出现了：人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作品有待探究，应如何应对如此多的作家作品？卡勒继而全球理论”的有什么意义？

　　卡勒教授对“全球理论”的定义是——理论从法国传到美国，并得以全球化，“全球理论”包含那些来自西方以外的理论，它们为学界所接受，成为“理论”范畴的一部分，“理论”不再特指法国理论，或者西方理论，而是指更宽泛意义上的理论”。[5]而后他列举了比较文学的模式：“我认为比较文学有个很重要的模式，那就是，站在文学作品之外，想象某种超验，从特定高度进行比较。比如，站在法语文学和英语文学之上和之外进行比较。”在此，卡勒论及了什么是“全球理论”，应如何正确理解“全球理论”。“全球理论”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理论成果，而不单是西方的天下。而我们学习时，应不拘泥于西方理论，更应思考和探索本国或除西方之外的理论，另辟蹊径才能别有洞天。中国文学理论只有别出机杼，才能最终走进世界的眼球。

　　中国古代文论博大精深，但是为什么没有对世界造成多大影响呢？从《尚书》中的“诗言志”，庄子的“虚静”、“物化”说，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到《毛诗大序》“六艺”说、“变风、变雅”说，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曹丕的“文以气为主”，陆机的提出划分体裁的“十体说”，刘勰的“风骨”说，钟嵘的“三义”说，再到陈子昂的“兴寄”说，韩愈的“气盛言宜”，再到白居易的“为时、为世”的观点，司空图的“韵味”说，一直发展到袁宏道、叶圣叹、李渔，再到近代的梁启超，王国维等等文人在古代文学理论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然这么多理论零零散散未能铸成理论体系，不能完整全面，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古代文论中有关“象”、“意”的关系，或“文字”、“景物”、“神情”与西方理论作品中“文字”、“现实”、“主体”的关系何其相似，却不能走入“世界理论”。

　　卡勒先生上述三方面的观点为站在庞大冗杂的文学作品面前的读者，在形色各异的创作方法的选取上的作家，在无从判别一个作品是否优秀的文艺青年，更给中国文学理论指明了一条道路。

　　注释：

　　[1]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M].北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M].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胡经之、王岳川、李衍柱.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王卓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文论思想研究[J].北京：外国文学，2007.

　　[5]乔纳森·卡勒，何成洲.郝志琴译.文学理论的现状与趋势——乔纳森·卡勒教授访谈录[J].南京：JournalofNanjingUniversity，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