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思想穿越历史的雾霭
2022-06-09
当代大陆学者为自身所处的文学治史，是充满悖谬感的学术经历：文学史的权力并不完全握在自己手中。这需要研究者不断强化主体意识，对文学历史和现实进行思想和文化介入，以实现言说空间和言说效果的最大化；同时，现代文学经验都不具备充足的历史间距，这又需要研究者依靠理论素养和文学判断力对史料进行艰难的变焦，才能获得清晰的历史认知。尽管现代文学经历了文学研究者不断的历史爬梳，但百年新文学的历史依然像晦暗的雾霭，很多领域仍处于混沌不明的蒙蔽状态。丁帆数十年来致力于用思想唤醒历史。他不但参与治史实践，编著或参与编著了十数种文学史，其中包括现代文学的各种专门史、地域史、通史和断代史，更连续不断地撰文论述自己的文学史观，逐渐形成一个有思想脉络可循的学术体系，这个体系以围绕乡土、自然、女性等文学论域形成的审美文化史观与围绕文学语境研究和历史断代研究形成的启蒙思想史观为主体，形成了丁帆文学史研究的特色。丁帆近期撰写的系列文学史观的论文“再次显示出美学趣味与启蒙思想的深度融合。
一、启蒙文学史观
由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系列导言始，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以后就立即得到了有效的历史描述。尔后从胡适、钱基博的个人文学史到1949年后的国家文学史，再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之后的个人文学史，文学史的撰写一直密切伴随各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背后拖曳着一条思想史的关键线索。文学史著作层出不穷，但有认知价值、有审美眼光、体现出独到文学史观的文学史少之又少。学界繁复治史和百年新文学历史的荒芜形成明显反差，主要原因在于，大多史家虽然不乏学识，但缺少史识。正如丁帆指出的那样，很多人“缺‘骨’少‘血’”，既无对文学的忠诚，又无对真理的坚守。
丁帆在当代大陆文学史历史主义的幽灵中寻找自己的治史方向。他对文学史的兴趣萌发于酝酿“重写文学史”的20世纪80年代，由早期的现实主义的乡土美学建构，到富有启蒙精神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勘探，再到知识分子立场的不懈追问，他逐渐形成了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选择了一条看似老套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路线图。自觉的启蒙意识使他秉承思想先行的文学史理念——文学史首先应是智识史，其次才是文学史。丁帆的文学史观存在历史与美学两大精神要素，与他文学史研究中的启蒙思想有密切关系：“我赞同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辩证法来解析一切文学史的问题，那就必须设置一个有恒久生命力的治史价值原则。我以为被马克思主义肯定过了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学史恒定的价值原则，它既然已经成为人类普遍的人文价值共识，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拒绝它，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治史观念和原则更应遵循这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历史内涵是其评价体系的核心；审美的和表现的工具层面是其评价体系的第二原则。‘人的文学’仍然适用于我们的治史原则。”
曾有两位西方学者系统表述过对历史主义思想谱系的不同看法，他们分别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波普尔将历史主义看成极权主义的前奏，看成了“个体零星工程”的敌人。无论亚里士多德的历史主义，还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主义，都受到了波普尔的激烈质问。梅尼克则令人信服地阐明，启蒙运动作为历史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二者之间存有很多共同点，启蒙历史学中的“精神力量和渴望历史知识的力量”在历史主义的起源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历史主义的核心”并非是有可能俘虏人类的精神和灵魂的“普遍化的观察”，而是一种“把崭新的生命原则应用于历史世界”的“个体化的观察”。
丁帆显然采取了梅尼克的历史认知方式。虽然他也激烈地抨击极权政治对文学个性的扼杀，但他一直在自己的话语可能性之内认可历史主义，甚至为某些现象援引马克思的历史美学：“如果用一种传统文化的中庸方法来解析这种现象（保尔形象的经典化，引者注），便可以‘历史的和美学的’一次二律悖反作答”。丁帆刻意要在历史主义真正到来之前，在文学史中嵌入启蒙精神。一些发生在中国大陆历史事实也证明，未经启蒙精神熏陶的历史主义是行之不远的。1960年代初翦伯赞的历史校正，1970年代末热血青年们短暂溢出政策边界的历史纠偏，19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的众声喧哗，都成为历史求真精神的昙花一现。在历史蒙蔽还未破除的当代中国，放弃启蒙，片面追求历史主义，只能更加快速地逼良为娼，将文学史捆绑在专制的历史权力秩序内。
很多启蒙斗士已经在各种“后学”中改弦易辙，但丁帆从未放弃过对历史言说权力的争夺。作为一名对文学制度保持醒觉的学者，丁帆对在制度中发生变形的文学史逐一勘察和校正。他以历史与美学为双翼，以文学中丰富多变的人性为人文依据，也能兼及文学的形式问题。他以乡土文学、女性文学、自然文学等文学门类的研究表达美学见解，对文学史研究领域则投注了启蒙者持久的思想注意力。他预言了一个文学的病态语境“思潮”消失的可怕：“思潮、流派以及个性化创作的严重缺位，这种样式的文学将消失于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史之中。”这是一位启蒙主义文学家的思之惑。早在1980年代中期，丁帆就提醒自己规避有“术”无“学”的学术研究，称颂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并恪守至今。唯其如此，才能在治史中客观求实，拂去文学的专制尘埃，还文学史以自由本真的面目，也为文学的现实问题找到历史根源或形成历史镜像。
这种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注重历史认知的祛魅、祛蔽，让历史主体在思想光照中走出无名之境。比如，丁帆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并对“民国文学风范”的文学史认知价值进行了初步阐述。他大刀阔斧地将缠绕百年文学的藤蔓斩断，以“民国文学”为经线，重新拉起汉语文学发展的复线结构。这等于他已经为大陆文学的美学困局找到了颇有价值的现实参照：大陆文学的一部分历史正在以让人亲切的现实面目走在不远的对面。尽管他为自己“闪烁其词、词不达意、欲言又止”的文风深感自责，但还是成功揭示出，“从1912年肇始的‘民国文学’一直延伸到1949年，进入台湾后，开始从一个正统的地位逐步进入一个被边缘化的过程，乃至于最后被林林总总的文学潮流和现象所遮蔽和覆盖”。丁帆认为，文学史家故意将新文学开启时间提前与延后的治史行为与“国体”与“政体”为参照的惯常做法相悖，这种“无视或贬抑辛亥革命历史价值”的错讹举动，与上世纪思想界的“五四”权属风波有相似之处——人们的历史意识在这一点上似乎并无半点进步。在丁帆看来，对1912至1919这七年的遗漏，与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历史内容的删减，就史家而言都是对真相的故意遮蔽，属于同一治史误区。“今为辛卯，何为辛亥？”正是一个启蒙主义文学史家典型的历史追问，其意涵深刻，精神史在历史惯性中的蜕变也不言自明。
这种洞见是在长期思想铺垫的基础上实现的。1990年代末，对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价值立场问题的研究曾是丁帆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个学术行程中，他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场的崭新认知也刷新了他的文学史观。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投射出他们的精神史。用思想唤醒历史，利用地域文化的他者反观自身，更全面和清醒的文学省察意识开始形成。尔后，对“文革”的认知促使他发现极权文化的暗影，并对文学史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思想清点和审美审视，与此同时，民间话语立场作为独立思想的价值得到了关注。这同时也得益于丁帆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研究的成果——他从这样的研究获取的成果并不是历史知识，而是重叠的问题和精神悖谬，是有待阐明的思想原相。《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国新文学史》等文学史的治史实践，也锤炼和升华了这种启蒙文学史观。
一、启蒙文学史观
由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系列导言始，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以后就立即得到了有效的历史描述。尔后从胡适、钱基博的个人文学史到1949年后的国家文学史，再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之后的个人文学史，文学史的撰写一直密切伴随各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背后拖曳着一条思想史的关键线索。文学史著作层出不穷，但有认知价值、有审美眼光、体现出独到文学史观的文学史少之又少。学界繁复治史和百年新文学历史的荒芜形成明显反差，主要原因在于，大多史家虽然不乏学识，但缺少史识。正如丁帆指出的那样，很多人“缺‘骨’少‘血’”，既无对文学的忠诚，又无对真理的坚守。
丁帆在当代大陆文学史历史主义的幽灵中寻找自己的治史方向。他对文学史的兴趣萌发于酝酿“重写文学史”的20世纪80年代，由早期的现实主义的乡土美学建构，到富有启蒙精神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勘探，再到知识分子立场的不懈追问，他逐渐形成了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选择了一条看似老套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路线图。自觉的启蒙意识使他秉承思想先行的文学史理念——文学史首先应是智识史，其次才是文学史。丁帆的文学史观存在历史与美学两大精神要素，与他文学史研究中的启蒙思想有密切关系：“我赞同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辩证法来解析一切文学史的问题，那就必须设置一个有恒久生命力的治史价值原则。我以为被马克思主义肯定过了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学史恒定的价值原则，它既然已经成为人类普遍的人文价值共识，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拒绝它，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治史观念和原则更应遵循这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历史内涵是其评价体系的核心；审美的和表现的工具层面是其评价体系的第二原则。‘人的文学’仍然适用于我们的治史原则。”
曾有两位西方学者系统表述过对历史主义思想谱系的不同看法，他们分别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波普尔将历史主义看成极权主义的前奏，看成了“个体零星工程”的敌人。无论亚里士多德的历史主义，还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主义，都受到了波普尔的激烈质问。梅尼克则令人信服地阐明，启蒙运动作为历史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二者之间存有很多共同点，启蒙历史学中的“精神力量和渴望历史知识的力量”在历史主义的起源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历史主义的核心”并非是有可能俘虏人类的精神和灵魂的“普遍化的观察”，而是一种“把崭新的生命原则应用于历史世界”的“个体化的观察”。
丁帆显然采取了梅尼克的历史认知方式。虽然他也激烈地抨击极权政治对文学个性的扼杀，但他一直在自己的话语可能性之内认可历史主义，甚至为某些现象援引马克思的历史美学：“如果用一种传统文化的中庸方法来解析这种现象（保尔形象的经典化，引者注），便可以‘历史的和美学的’一次二律悖反作答”。丁帆刻意要在历史主义真正到来之前，在文学史中嵌入启蒙精神。一些发生在中国大陆历史事实也证明，未经启蒙精神熏陶的历史主义是行之不远的。1960年代初翦伯赞的历史校正，1970年代末热血青年们短暂溢出政策边界的历史纠偏，19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的众声喧哗，都成为历史求真精神的昙花一现。在历史蒙蔽还未破除的当代中国，放弃启蒙，片面追求历史主义，只能更加快速地逼良为娼，将文学史捆绑在专制的历史权力秩序内。
很多启蒙斗士已经在各种“后学”中改弦易辙，但丁帆从未放弃过对历史言说权力的争夺。作为一名对文学制度保持醒觉的学者，丁帆对在制度中发生变形的文学史逐一勘察和校正。他以历史与美学为双翼，以文学中丰富多变的人性为人文依据，也能兼及文学的形式问题。他以乡土文学、女性文学、自然文学等文学门类的研究表达美学见解，对文学史研究领域则投注了启蒙者持久的思想注意力。他预言了一个文学的病态语境“思潮”消失的可怕：“思潮、流派以及个性化创作的严重缺位，这种样式的文学将消失于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史之中。”这是一位启蒙主义文学家的思之惑。早在1980年代中期，丁帆就提醒自己规避有“术”无“学”的学术研究，称颂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并恪守至今。唯其如此，才能在治史中客观求实，拂去文学的专制尘埃，还文学史以自由本真的面目，也为文学的现实问题找到历史根源或形成历史镜像。
这种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注重历史认知的祛魅、祛蔽，让历史主体在思想光照中走出无名之境。比如，丁帆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并对“民国文学风范”的文学史认知价值进行了初步阐述。他大刀阔斧地将缠绕百年文学的藤蔓斩断，以“民国文学”为经线，重新拉起汉语文学发展的复线结构。这等于他已经为大陆文学的美学困局找到了颇有价值的现实参照：大陆文学的一部分历史正在以让人亲切的现实面目走在不远的对面。尽管他为自己“闪烁其词、词不达意、欲言又止”的文风深感自责，但还是成功揭示出，“从1912年肇始的‘民国文学’一直延伸到1949年，进入台湾后，开始从一个正统的地位逐步进入一个被边缘化的过程，乃至于最后被林林总总的文学潮流和现象所遮蔽和覆盖”。丁帆认为，文学史家故意将新文学开启时间提前与延后的治史行为与“国体”与“政体”为参照的惯常做法相悖，这种“无视或贬抑辛亥革命历史价值”的错讹举动，与上世纪思想界的“五四”权属风波有相似之处——人们的历史意识在这一点上似乎并无半点进步。在丁帆看来，对1912至1919这七年的遗漏，与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历史内容的删减，就史家而言都是对真相的故意遮蔽，属于同一治史误区。“今为辛卯，何为辛亥？”正是一个启蒙主义文学史家典型的历史追问，其意涵深刻，精神史在历史惯性中的蜕变也不言自明。
这种洞见是在长期思想铺垫的基础上实现的。1990年代末，对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价值立场问题的研究曾是丁帆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个学术行程中，他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场的崭新认知也刷新了他的文学史观。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投射出他们的精神史。用思想唤醒历史，利用地域文化的他者反观自身，更全面和清醒的文学省察意识开始形成。尔后，对“文革”的认知促使他发现极权文化的暗影，并对文学史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思想清点和审美审视，与此同时，民间话语立场作为独立思想的价值得到了关注。这同时也得益于丁帆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研究的成果——他从这样的研究获取的成果并不是历史知识，而是重叠的问题和精神悖谬，是有待阐明的思想原相。《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国新文学史》等文学史的治史实践，也锤炼和升华了这种启蒙文学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