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演进研究

　　小学语文是孩子的启蒙教育，从清末民国至今，小学语文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演变，在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时代特色下，小学语文教材也在不断的完善。

　　摘要：清末民国是我国小学语文教材发端与形成时期，其演进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紧密相连。清末民国时期，我国小学语文教材历经蒙学变革时期、国文教科书时期与国语教科书时期三个阶段，在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下完成了从近代蒙学读本到现代教科书、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成人主体到儿童主体的转型，为我国当代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小学语文教材体现着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与教育价值观。研究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演进过程，有助于认知当儿童教育被赋予民族拯救的希冀时，语文教材与民族国家意识之间的特殊关系，有助于理解社会、政治等因素对小学语文教材发展的影响。这种认知与理解对于当今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撰与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黄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材；教材演进；启蒙教育；儿童文学

　　我国传统蒙学读本可谓历史悠久，自《史籀篇》始，历经“三、百、千”，绵延千百年，对蒙童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集文史哲于一身的蒙学并不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语文教学，因此蒙学读本并非教科书意义上的语文教材。我国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语文”学科发端于清末。在风云激荡的晚清变局中，教育改良在御辱图强的历史语境下登场，当近代学堂取代了传统私塾，学科的分类便成为必然，现代意义上的“语文”学科亦从古老蒙学中挣脱而出，现代教科书意义上的小学语文教材也应运而生。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演进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相始终，与近代中国“儿童的发现”紧密相连，当儿童教育被赋予了民族拯救的希冀时，小学语文教材与中国民族国家意识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因此，研究清末民国的小学语文教材演进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认知传统蒙学读本是如何完成向现代学科意义教材的蜕变的，亦是我们探视近代中国社会影像的独特窗口。

　　清末民国时期作为小学语文教材重要的发端与形成时期，其间小学语文教材经历了从新式蒙学读本到国文教科书再到国语教科书的演化历程。本文拟从清末蒙学变革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末民初国文教科书时期（1902—1919年）、民国国语教科书时期（1920—1949年）三个阶段梳理小学语文教材形成与演化的历史，并剖析其背后的发展逻辑，以期能为当代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撰提供借鉴。

　　一、清末蒙学变革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鸦片战争惨败的教训使有识之士痛定思痛，纷纷将救亡图存的目光从“练军实，讲通商”转向了教育，认为救国之道首在教育。《马关条约》签订后，严复即在《直报》发表《救亡决论》，直言：“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终致危亡而已。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1］一时之间，改革教育的呼声四起，谋求教育变革渐成风气。

　　1.教育改良思潮的兴起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教育改良的思想便已经开始出现。有识之士认为传统教育中的“章句之学”“帖括之艺”是无用的，对“天算、动植、形声、格致之学，皆懵然漠然不知”，“读书六七年徒以多记为功，不辨菽麦”［2］，因此主张学术应为经世实学，教育应经世致用。1878年，张焕纶会同徐德基、沈成浩等在上海创办正蒙书院，其办学宗旨为“损益古今，参会中外，设为教约程式”，设置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等科目。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校，开创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河。然而，对于经世致用的迫切关注，使得这一时期对新式教育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军事技术学堂的设置，诸如北洋水师学堂、江南陆军学堂等，新式蒙童教育仍然属于凤毛麟角。

　　甲午战败以后，国人意识到“日本维新以来，人才文治，蒸蒸日晋，大旨皆发源于学校规制之善。其尤为得要者，在村村闾阎遍开小学。小学之要，以修身为本，以益智启蒙为用……夫蒙养者，人才之根柢也，根柢不正，萌芽奚遂。中土积愚成弱，皆由小学不立之故”［3］。儿童教育因此被提升到关系国家强弱、民族盛衰的头等大事，并受到广泛重视。梁启超便认为诸如《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蒙学读本“事物不备，义理亦少”，提出要改革蒙学读本的内容。林纾在《闽中新乐府》中有“莫言芹藻与辟雍，强国之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陵驾欧人上”等句，将强国的希望寄予儿童教育。在此背景下，“开民智”渐成国人的共识，有识之士纷纷热心于举办、推广普及教育，尤其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最为普遍。

　　2.新式蒙学读本的出现

　　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为适应新型课程的需要，清末相继出现了一批新式的蒙学读本，语文学科较为重要的有上海三等公学的《字义教科书》、上海南洋公学外院的《蒙学课本》、无锡三等公学的《蒙学读本全书》等。

　　《字义教科书》是上海三等公学使用的教材。1896年，钟天纬创办上海三等公学，用新法教授。所谓用新法教授，不同于传统仅教认字而不讲解字义的教学方法。《字义教科书》虽称“字义”，实际以“词”的语言功能分字类教字，是对汉语认识的一大进步。虽说亦是“集中识字”，但和传统大有不同，一是以词教字，课文中每个字都教学生组成词。二是讲解字义，作简要解释，如“娣”，用小字注“女弟”；“妣”，用小字注“母死曰妣”。这种教法，使学童不仅理解字义，还增加兴趣容易识记。就近代教育和教科书出版历史而言，《字义教科书》是传统蒙学读本向新式蒙学读本迈出的第一步。

　　《蒙学课本》和《新订蒙学课本》是上海南洋公学外院的教材。1896年10月，盛宣怀上《请设学堂片》，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亲自担任督办。盛宣怀仿日本师范学校设附属小学校的做法，设立外院，南洋公学外院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公立新式小学校。外院最初使用的教材是由陈懋治等编纂的《蒙学课本》三编，但该教材内容偏难，远超小学生的认知水平，致使学生难以接受。于是1901年由朱树人修订编纂的《新订蒙学课本》三编出版。新教材难度较之《蒙学课本》有较大的降低，如《蒙学课本》第一课讲授的是禽兽类知识，计有36字，而《新订蒙学课本》第一课仅为“天、地、日、月、山、水”6字，更切合学生的实际水平。《新订蒙学课本》内容多为实用知识，但其立足点是在成人，并非儿童本位，然而与传统蒙学读本相较，课文已经开始具有文学色彩。《蒙学课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国人自编的第一部小学语文教材。

　　《蒙学读本全书》是无锡三等公学堂所用的教材。1898年，裘廷梁、俞复、吴稚晖等人仿日本办学体制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由于没有教材，课文由教师随编随教。1902年，俞复等人在上海开设文明书局，遂将学堂历年所用的课文汇集出版，定名《蒙学读本全书》。《蒙学读本全书》共有七编，此套教材课文出版前经历了数年的课堂实践，课文的文字简练有趣，内容切合学生的需求。一至三编的识字课本选用了儿童游戏等儿童喜闻乐见的内容，这在小学语文教材发展史上是很重要的进步。由于整套教材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受到广泛欢迎，被清政府定为“寻常小学堂读书科生徒用教科书”。此外，这套教材还配有“文法书”，也就是教学参考书，堪称当时最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语文教材。

　　概而言之，此阶段的教材名称虽都冠以“蒙学”两字，但实际上它们都已初具语文教科书的雏形。它们都脱胎于“三、百、千”，但都革新了内容和形式，增加了新的知识，也更注重学生的阅读兴趣，这种模式是传统蒙学读本所没有的，却是后来的语文课本所遵循的。它们虽然没有“语文”或“国文”的名称，但实际上已经基本具备了学科意义上的语文课本的主要特质，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连接蒙学读本与国文教科书的桥梁。

　　二、国文教科书时期（1902—1919年）

　　“庚子事变”后，要求变革的呼声再起。在清末新政中，包括兴学堂、建学制和停科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相继实行，并开始制定教育法规，确定小学语文教育目的。随着新学制的建立及相应教科书的编订，现代意义上的“语文”学科从蒙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国文科，小学语文教科书随之进入国文教科书时期。国文教科书时期因其学制的变化，可分为清末和民初两个时期，清末国文教科书时期从1902年“壬寅学制”颁布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为止，民初时期从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

　　1.国文教科书前期——清末时期（1902—1911年）

　　（1）“癸卯学制”与国文科名称确立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学制，它们的颁布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立了学科门类，确定了分科教学的教学准则，对我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有重要意义。

　　《奏定学堂章程》将小学教育分列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设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教授科目设中国文学。“中国文字”的课程要求是：“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中国文学”的课程要求是：“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即教以作文之法。”［4］“癸卯学制”将“壬寅学制”中的识字、作文、习字等科目合并为一科，“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科目名称首次以国家认可的形式出现，奠定了国文单独设科的基础，而其将读、写、作三者融于一科教学，也符合现代语文学科的教学要求。

　　1907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以“国文”之名取代了“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学”，这是“国文”作为学科名称第一次在法令中出现。此后清政府颁布的《学部颁定京师初等小学划一课程表》与《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亦都使用“国文”名称，“国文”的课时也从《课程表》的每周9学时大幅增加到《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5年制初小的每周18学时和4年制的22学时。学部在官方文件中已经正式使用“国文”科目名称，这意味着“国文”科名称正式确立。

　　（2）国文教科书前期最重要的小学语文教材——《最新国文教科书》

　　为满足新式教育的需求，各地出版机构相继出版了一批教科书，其中质量最好、影响最大的小学语文教材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

　　1901年，自称“昌明教育平生愿”的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他认为教科书事关国人的民智开启，因此与蒋维乔、庄俞、高梦旦等开始统筹编撰教科书。“癸卯学制”颁布后，商务印书馆随即出版了成套的中小学教材《最新教科书》，包括国文、算术、历史、修身等。其中，小学语文教材《最新国文教科书》分为初等小学堂用十册和高等小学堂用八册。《最新教科书》的出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代教育家蒋维乔1935年在《出版周刊》第156号发表的《编辑小学教科书志回忆》中称：“此书既出，其他书局所编之儿童读书，即渐渐不复流行。”［5］

　　（3）《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特色

　　《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排较之新式蒙学教科书有明显的进步。

　　首先，更强调教科书用字编排的科学性。从识字和写字的角度来说，一般认为教科书应先按字的笔画多少来安排其先后，以做到由易到难，符合识字、写字的心理过程；从识字和用字的角度来说，教科书应先选用生活中常见、常用的字，以便于学以致用，这也符合识字、写字的基本目的。这套教科书中的用字方式正是以此来编排的，较之新式蒙学教科书更为科学。

　　其次，更强调教科书内容应符合人们的现实生活。南洋公学的《新订蒙学课本》内容多直接译自西方教科书，故其内容多远离普通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则在“编辑大意”中特别标明“本编不采古事及外国事”，注重选取适合中国儿童阅读的内容。

　　再次，更强调教科书课文的文学色彩。《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虽然“杂采各种材料”，但“以有兴味之文字记述之”。如第一册有“庭外海棠，窗前牡丹，先后开花”，“雨初晴，池水清。游鱼逐水，时上时下”等这样具有文学色彩的课文。第二册课文中更有儿童文学作品十多篇，有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寓言故事，如《守株待兔》《犬衔肉》《鸭与鸦》等；亦有以儿童为主人公的人物故事，如《孔融》《杨布》《文彦博》等。

　　概而言之，此套教材在内容上较尊重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在编排方法上亦然。如课文皆附有精美图画，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果。因此，一经出版便深受儿童喜爱，在教育界盛行十余年，行销数百万册，影响既深且巨。虽然这部教材仍以介绍知识为目的，并沿袭文言文的表达方式，但显然编者已经注意到了对儿童阅读情趣的培养。

　　2.国文教科书后期——民初时期（1912—1919年）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教育部旋即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共14条，其中男女同校、小学废除读经、废止奖励出身等规定使普通教育步入了现代教育。《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是我国第一个正式的课程标准，确立了我国普通教育的大纲，使普通教育纳入统一的轨道，课程标准的设定也使教材的编撰从此受到国家标准的主导与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清末新政期间出版的教材显然已经不适应社会需要，因此各出版机构相继推出各自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

　　（1）国文教科书后期主要的小学语文教材

　　1912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以“教科书革命”为口号，主张“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6］。并于当年出版了《中华教科书》，其中小学语文教材分为由华鸿年、何振武编撰的《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和由汪渤、何振武编撰的《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这是民国出版的第一部小学国文教材。这套教科书最大的特点是紧跟时代，符合教育部教材“合乎共和民国宗旨”的要求，所以一经出版便抢占了小学国文教科书市场。

　　商务印书馆的由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1912年4月出版，全书共八册。《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出版后，因课文内容较适合儿童学习，与《中华小学国文教科书》同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小学语文教科书。

　　（2）国文教科书后期小学语文教材的主要特色

　　进入民国以后，新学制以“健全国民”为教育宗旨，这在我国语文教材的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时期的语文教科书适应了当时教育发展的需要，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强调“健全国民”的教育宗旨，在国民知识方面重视法律、政治、经济、军事、国防等内容，以养成国民之常识。如《中华国文教科书》中就有《国会》《宪法》等课文。

　　其二，选文注重弘扬传统道德教育、文化传承教育。如商务印书馆《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编辑要点中就有“注重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教科书中亦有《爱亲》《孝亲》等课文。

　　其三，选文注重实用性和趣味性，注重启发智慧教育。对学生进行教育时注意从儿童实际出发，结合儿童的生活经验。《中华国文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便提出：“举儿童在家庭在学校之普通游戏，述以明浅之文，以鼓儿童之兴趣。”［7］

　　简而言之，此阶段小学语文教材的改革开始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在中国教育的进程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小学语文教材在国文时期仍有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国文教科书的编写仍然采用文言文，对基础教育的普及推广形成一定的阻碍。二是小学语文教材内容多以成人本位、实用主义为立场，强调对儿童进行政治、道德思想的训育和日常生活、各种知识与能力的灌输，虽然开始注意趣味性，但课文的文学色彩和童真童趣依然不足。

　　三、国语教科书时期（1920—1949年）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将“国文”改称为“国语”，这标志着我国小学语文教材从国文教科书阶段进入了国语教科书阶段。这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20年至1928年的北洋政府时期为第一阶段，其以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改“国文”为“国语”为标志；从1929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时期为第二阶段，其以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为标志。

　　1.国语教科书前期——北洋政府时期（1920—1928年）

　　（1）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提倡言文一致。北洋政府明令把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这使教科书更具亲和力，更贴近生活，更容易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更适合儿童学习和使用，由此开创了我国语文教材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儿童”的发现也使文化界、教育界知名人士纷纷提倡“儿童本位”教育，主张儿童教育要顺应自然，要使儿童能够保其自然之本相。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如鲁迅、周作人、叶圣陶等对儿童文学给予了高度关注，将儿童文学引入启蒙教育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作品较之以前大为增加，这在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进步。

　　（2）国语教科书前期主要的小学语文教材

　　国语教科书前期主要的小学语文教材有商务印书馆《新法国语教科书》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

　　《新法国语教科书》于1921年4月出版，这套书连《首册》共九册。当时教育部虽然已经明令改“国文”为“国语”，但对于教材的编辑原则尚未有具体规定，因此这套教材仍以我国语文教学的传统——识字为主。为了适应新学制，课文以白话文为主，但仍留有文言文，凡属白话文的课文排在前，夹杂文言文的课文排在后。

　　吴研因、庄适等编撰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于1923年出版，初小共八册。此时“壬戌学制”已经颁布实施，明确规定改革的标准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对教材编辑原则也有较明确的规定，对小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带来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深刻变化，所以这套教材打破了以往初小语文教材以识字为主的编辑模式，强调儿童本位，形式上图文并茂，选文以儿童文学为主，切合儿童心理。

　　同时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还有中华书局的《新小学教科书》以及世界书局的《新学制小学教科书》等。

　　（3）国语教科书前期小学语文教材的特点

　　在形式上，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由于“言文一致”，对小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打破了我国识字教学从单字开始的传统，提倡在阅读中识字，这在我国小学语文教材史上是一次重大突破。

　　在内容上，强调文学化与趣味化，儿童文学作品成为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的主体。《新学制国语课程纲要》颁布后，教材便一改国文教科书时期语文教材大半是说明文的枯燥面貌，更多地编入与儿童生活比较接近的故事、诗歌，从儿童的兴趣出发，着重儿童文学的欣赏。正如吴研因所说，“新学制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的文学’做了中心”［8］，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小学语文教材带来了进步因素。

　　“壬戌学制”是我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变革，标志着近代以来的学制体系建设基本完成，此后近20年的数次课程标准变革都在其基础之上进行。同时，“壬戌学制”也标志着军国民主义教育向平民主义教育的转型，教育改革运动从学制、教材到教学法，都有很大的更动，这些特点为后来的语文教材编写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国语教科书后期——国民政府时期（1929—1949年）

　　从1929年8月颁行《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国民政府教育部共颁布了五次课程标准，这意味着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逐步规范化。

　　（1）国民政府时期教育背景

　　①提倡“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

　　1928年颁布的《小学暂行条例》首次明确规定，小学教育应根据“三民主义”培养国民之基本知识技能。此后更提出要以“三民主义”为编定全部课程之中心，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小学教育的法令和课程标准都是以此原则为基准修订。“三民主义”成为小学语文教育的宗旨，政党思想教化被视为国语教育的重要目标。

　　抗战爆发后，民族主义思想的灌输受到高度重视。1936年颁布的《小学国语课程标准》便将“指导儿童从阅读有关国家民族等文艺中，激发救国求生存的意识和情绪”［9］作为课程目标之一。

　　②课程标准对小学国语教材的要求

　　国民政府时期的课程将课文材料分为公民、自然、历史、文艺、党义、卫生、地理7类，明确要求在教科书中加入实用文章，要求教科书中的儿童文学内容应涉及一些生活常识及历史、地理等学科知识。表明这一时期的课程标准对前期国语教科书中儿童文学教材内容要求有所调整，要求学习常识化、政治化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发挥其德智启发功能，强调实用与审美兼顾。

　　（2）国民政府时期主要的小学语文教材

　　这一时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数量较多，其中较有特色、影响较大的有商务印书馆的《复兴国语教科书》、中华书局的《小学国语读本》、开明书店的《开明国语课本》等。

　　商务版《复兴国语教科书》于1933—1935年间出版，分沈百英、沈秉廉编著的“小学初级用”与丁彀音、赵欲仁编著的“小学高级用”两套。《复兴国语教科书》的优点主要在于图画多、文学性强。该教科书从儿童的兴趣出发，用图文结合的形式，以儿童喜爱的故事、童话等方式介绍科学知识及自然常识，充分体现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审美情趣，因此广受欢迎。

　　中华版《小学国语读本》于1933年出版，由朱文叔、吕伯攸等编，分“初级小学用”八册和“高级小学用”四册，文体有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和少量议论文。第一册以图画开始，生字有注音；有些课文前边冠以小号字的“前言”，在课文之后附以小号字的“问题”，“前言”对课文起了提示作用，“问题”有助于儿童读后进行思考。

　　开明版《开明国语课本》于1932年至1937年间出版，由叶圣陶编纂，丰子恺书画。分“小学初级学生用”八册和“小学高级学生用”四册。这一套语文教材突出了“儿童本位”，有浓厚的“儿童文学”色彩，编排上图画与文字有机配合；每数课成一单元，单元之间注意前后照顾；每数课之后列有练习课，每册后附有“词汇”等。这种编排体系，有利于对学生进行读写训练，在同类教科书中颇为新颖。

　　（3）国民政府时期小学语文教材的特点

　　首先，党义化主旨和民族主义思想浓厚。在“三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为了体现教科书的思想性，反映党义、民族思想的课文在各套教科书中的占比一般在10%以上。有些国语教科书政治色彩特别浓厚，将党义和国语冶于一炉，“用教材化装的方法，把党义用文艺形式表现出来，或者在文艺教材中，渗入一些党义”［10］，使国语教科书简直成了“三民主义”文学读本。

　　其次，选材以儿童文学为主，内容则兼顾审美性、知识性与实用性。与前期不同，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教育更强调成人生活所需要的常识和技能，许多常识化、政治化的儿童文学作品被选入教材中。

　　再次，从语体上看，课文普遍为白话文。如《复兴高小国语》将《苏武牧羊》《吴季子挂剑》《武松打虎》等古代题材课文也译为白话文。

　　此外，1932年的新课程标准实施后，初小国语教科书的编写体例有了较大的变化，“单元制”的体例开始普及。将内容相关的课文合为一个单元，大致分五到七个单元，各单元之间前后承接。“单元制”的编排模式，为以后的小学语文教材开创了新的体例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沿用到今天。

　　四、结语

　　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材是中国小学语文教材发展的重要时期，历经了蒙学变革时期、国文教科书时期、国语教科书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实现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语文教材从无到有的飞跃。中国小学语文教材的演进与“儿童的发现”是相辅相成的。“发现儿童”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成就，这一“发现”对儿童的最大价值，便是儿童个体价值的确立。而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教材便要以适应儿童为目标，也就是所谓的儿童本位，以具备艺术性、趣味性和语文教育价值的儿童文学作品，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这在小学语文教育历史上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重大进步。

　　如今，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我国基础教育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拉开了帷幕。新教材要反映“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编制教材，重视对儿童兴趣、意志、情感、审美、习惯等的培养；既注重语文教育传统的继承光大，又重视创造和创新能力培养，体现新时代特色，这将是小学语文教科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进步。而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演进历史无疑能为当代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撰提供经验与教训。

　　参考文献：

　　［1］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40－43.

　　［2］郑观应.盛世危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309－1310.

　　［3］叶瀚.新译日本小学校章程序［J］.蒙学报，1898，（21）.

　　［4］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95，310.

　　［5］吴洪成.中国小学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187.

　　［6］中华书局宣言书［N］.申报.191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