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变法前后对商鞅看法的转变

　　摘要：在戊戌变法之前，历代对商鞅的看法大多持否定态度。但戊戌变法之后，知识分子纷纷为商鞅平反。其原因有二：一是历史条件；二是变法需求。对商鞅评价的变化可以从中透视出民族文化道路的转变——从儒家到法家的观念转变。

　　关键词：商鞅；评价；转变；因素

　　一、戊戌变法前、后对商鞅的评价

　　从战国至戊戌变法前，历代知识分子对商鞅的评价褒贬不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对商鞅的人品进行了否定，他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1]贾谊更是痛骂商鞅败坏世风：“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幷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2]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真实地反映了贤良文学派对商鞅政策的批判，他们认为商鞅严酷的法律追求利益，秦国百姓民不聊生，同时也使秦二世而亡，其具体情况被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中。

　　当然，大力赞扬商鞅的也有人在。比如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子曾说：“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商鞅）举法明教，秦人大治”。西汉名臣桑弘羊盛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宋朝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更是肯定了商鞅的治国方略，并赋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强调中央集权严刑峻法，赞成商鞅的看法自然无疑。桑弘羊是西汉大夫派的代表人物，他大力支持用法家思想来治国，也必定对商鞅大力赞颂。而王安石则是为他的变法寻求令人信服的根据，打响其变法的口号，可最终结果不仅以失败而告终，导致北宋的灭亡，还背上了千古的骂名，直至近代才逐渐被平反。

　　从上述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之前历代知识分子对商鞅的评价大多持以否定。戊戌变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后，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为商鞅说话。章太炎曾撰文深论商鞅，为其平反：“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乌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之《商鞅评传》论：“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毛泽东主席对商鞅评价也是很高，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还说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二、影响评价转变的因素

　　在分析戊戌变法前后对商鞅评价巨大转变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戊戌变法前后的历史条件。首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洋务运动破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这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觉醒，戊戌变法爆发。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不断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思想上，西方维新思想的传播和法治思想传入。中华民族陷于危难，加之法治思想的传播，使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观念发生转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维新派人士为了实现变法中的各项主张，开始重新思考起商鞅。1898年章太炎发表了《商鞅》一文，对商鞅变法给予热情的歌颂，成为重新评价商鞅的开端。

　　事实上，不光是商鞅变法，历史上的诸多变法也在戊戌变法后被扶正。粱启超在《王荆公》中写道：“王安石变法取尧舜以来之掣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改革也。”[3]胡适在《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1922年）一文中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梁启超对张居正也是赞赏有加：“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作为政治家，梁启超对他的评价可谓达到了极致。王安石、王莽和张居正的改革的共同点是都深受商鞅的影响，把商鞅的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运用。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影响戊戌变法后对商鞅评价的转变因素有二：第一，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背景——国将不国，民族危机上升到了一定高度，激起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加之西方法治思想的传播，使得知识分子们会选择以“商鞅之法”作为民族振兴的道路。第二，是为了实行变法的需要，就不得不扶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变法。

　　三、从转变中看文化道路的选择

　　从为商鞅、王莽的平反，对王安石的盛赞，再到对张居正的评价，透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之后知识分子们实质选择了一条用法家思想来救国的道路，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并逐渐走向没落，尤其是从新文化运动可以窥见。

　　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他不仅进行帝制复辟，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尊孔复古的逆流。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宣告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鲁迅首先在《狂人日记》中指出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教”，大力对其进行批判。新文化運动全面动摇了封建思想，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带上了片面化倾向，认为所有传统文化都是糟粕，都要将它打倒，这就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新文化运动深刻地体现了在民族危亡时期，知识分子们选择的是法家的思想进行救国，儒家的文化则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细数历朝历代每一次重大转变，无论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型，还是汉武帝攻打匈奴，或是北宋积贫积弱以及明朝社会政治危机严重，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一些知识分子会重新效法商鞅的做法，选择法家作为挽救国家危机的道路，可是其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包括戊戌变法后知识分子文化选择道路的转变。新文化运动值得反思的一点正在于搞错了斗争的主要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4]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37页. 

　　[2]贾谊.新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6版，第87页.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35页. 

　　[4]秦晖.“新文化运动，认错真正的敌人”演讲. 

　　作者简介：陈一丹，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