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的回眸与展望 (上篇)

　　摘要：本文回眸了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探索形成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渊源、主要特点和丰硕成果，展望其学科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重要途径和发展趋势，以推动中国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不断走上新台阶。

　　关键词：回眸与展望；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创新与发展；

　　作者简介：欧阳雄飞，男，深圳市委政法委员会一级警督；深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汕头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首届理事，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正如是非场上“旁观者清”一样，理论建设也应当补充一个新概念，叫做“反思者清”。我国行政管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和重建以来，其学科体系的发展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目标提出和理论探索阶段(1982年—1985年)、产生和形成阶段(1985年—1987年)、创新与发展阶段(1987年—至今)”。回眸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自主创新的历史过程、研究现状，并展望其光辉灿烂的未来前景，集中反映中国行政管理学理论建设的历史轨迹、学术脉络和科研水平，对于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关于“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①的战略部署，澄清学界有些人关于“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②的说法，繁荣发展中国行政哲学和行政管理学，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

　　我国行政管理学的恢复与重建，与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与探索，是同时起步和同步发展的。提出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就为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指明方向和目标；而行政管理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成果，又为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提供理论资源、人才基础和学科支撑。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行政实践的强烈需求、理论界人士的积极努力，则是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目标提出和理论探索阶段的重要特征。

　　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是：恢复和重建行政管理学，一方面需要开展比较研究，引进、吸收国外行政管理研究的积极成果和先进理念；另一方面需要开展应用研究，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中国行政管理问题、经验、特点、规律，特别是总结1982年行政机构改革的新鲜经验，并升华到理论高度。只有提出探索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基础研究任务，才能避免在开展比较研究时，照抄照搬国外行政管理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在开展应用研究时，避免忽视基础研究、迷失方向和目标的形而上学倾向。因此，行政管理学恢复和重建时期，党和国家要求学术上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把学科体系建设的任务，定位为“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同时步入改革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强烈需要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和其它学科理论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因此，关于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已经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1979年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③

　　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1980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1982年夏书章教授提出“把行政学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响亮口号；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在吉林召开的行政学研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1983年在昆明召开了全国政治学会年会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由中国政治学会陈为典秘书长主持，组织专家学者议定，编辑出版全国首部《行政管理学》专著，并聘请积极呼吁恢复和重建行政学的夏书章教授出任主编。

　　1982年、1983年、1984年中国政治学会等单位，分别在北京、上海、天津举办了《行政学讲习班》和召开了“我国第一次行政科学学术研讨会”，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建立行政管理学科学体系的设想。”1985年5月5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下发的《关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筹备工作的通知》)(中行筹字85第1号)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章程(草案)》，确定了“研究行政管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建立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的科学体系”的战略任务。

　　薄一波同志于1984年为《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创刊题词，提出了“研究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战略构想；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1986年10月写给田禾同志的一封信，旗帜鲜明地提出关于行政学“我国应考虑学科体系的问题”④，并引发了关于行政学学科体系的大讨论。

　　我国行政管理学探索阶段的三种提法，即从“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体系或科学体系”，到“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提法”或“概念”的调整和更新，而是我国行政管理学初创时期理论上自主创新的集中反映，即集中反映了在服务于行政实践基础上，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丰富多彩。一句话，反映了我国行政学理论由不成熟尽快进入了成熟和正常发展的理论状态。

　　二、在党和国家的倡导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引导和指导下，全国行政学界群策群力，开拓创新，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积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体系，开创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局面。

　　1984年以来，中央和省、市地方行政管理学会的筹备和成立，为探索建立我国行政学学科体系提供了组织保证。行政学恢复和重建时期，全国大多数省成立了学会或学会筹备组；天津、广西、上海、福建、辽宁、四川、山西、河北、河南、浙江、江苏、安徽、陕西、黑龙江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式成立了行政管理学会，各地大都由政府领导人主管学会工作，纷纷把“探索中国行政管理学体系”作为学会研究的重点课题；并且先后采取举办行政管理学讲习班、研讨会和开办行政管理院校和专业，以及创办多种报刊杂志，培养人才，出版专著，大量翻译国外行政管理著作，为研究和探讨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提供信息沟通和学术交流的平台。据统计：我国行政学学科体系探索阶段，编辑出版的行政管理学以及有关分支学科的专著、译著、辞书、手册等，估计约有近百本，仅行政管理学专著就有30多本，发行数量也较大，有的成为畅销书。

　　正如史策同志在《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9期“试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一文指出的：“仅自成体系的著作，目前就正式出版有7个版本之多：《行政管理学》夏书章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管理学纲要》李方编写、劳动人事出版社1985年版；《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华中师范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现代行政管理学教程》唐代望编著湖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史策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导论》田禾著。”

　　三、组织和动员全国行政学界的力量，开展关于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专题大讨论，推动行政管理学基础研究走上新台阶。

　　时任《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主编的葛孚光同志，在回忆这场讨论时指出：“探索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体系，这是我国行政管理学界早就明确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正如钱学森同志指出的，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1986年底编辑部意外地收到国防科技大学田禾同志寄来钱学森同志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论述了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建立学科体系的问题。”“编辑部立即决定在1987年第1期发表钱老的这封信，并‘借东风’，开展‘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专题讨论。”⑤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1987年组织开展“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专题大讨论，激发和调动了理论界学者专家的科研积极性和创造性，关于学科体系建设的新观点、新见解、新论著、新模式，层出不穷，并催生和培育了一批学科带头人，为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学科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统计，讨论期间发表了有关学科体系的文章有30余篇；其中代表作有：刘应海的“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及学科体系初探”(《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10期)；刘善金的“谈谈建设中国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条件”(《中国行政管理》1988年第12期)；杨学敏的“建设我国行政管理学体系的几个问题”(《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6年第1期)；卓越的“试论行政监督在行政管理学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8期)；万鹏飞的“行政管理学的逻辑起点”(《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9期)；李琪的“论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逻辑结构”(《行政学研究》1987年第1期)；刘熙瑞的“行政的概念与行政学的学科体系”(《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11期)。

　　当时参与组织讨论的葛孚光同志指出：“1987年由钱学森同志的信所引起的关于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专题讨论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进行了将近一年。1988年该刊继续发表了不少与学科体系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集中了这段时间行政学界相当一批学者的意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们有的论述了创建学科体系的条件；有的指出了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应注意的问题；有的分析了行政管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有的从行政的基本概念出发考虑学科体系问题；还有的论述了行政管理中的某一环节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而更多的则是根据各自研究粗线条地勾画了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轮廓。”⑥

　　综合我国行政学学科体系探索阶段的科研成果，其理论框架大致有如下四种模式：1、要素并列式。即把行政管理活动和过程中的各个方面或环节作为行政管理学的学科要素一一加以罗列，自然地形成一个并列式的结构。其代表作有：夏书章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唐代望编著的《现代行政管理学教程》。2、矩阵排列式。即把学科的内容以数学上的矩阵方式，“横行纵列”地组合起来，自然地形成一个矩阵排列式的结构。其代表作有：戴大祝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3、主题系列式。即把学科的主要内容组合成一个具有统一主题的系列式结构。其代表作有：田禾编著的《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导论》)。4、“十”字网络式。即“日益形成一种以公共行政管理学为中心点、有静态行政管理学和动态行政管理学、纵向行政管理学和横向行政管理学、广义(宏观)行政管理学和狭义(微观)行政管理学纵横交织的、协调有序的、网络开放型的体系。”⑦理论界称之为“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

　　综观我国行政学学科体系“四种理论模式”的优劣，当时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李琪同志认为：“要素并列式、矩阵排列式、主题系列式这三种结构模式的共同特点是：注意了要素与要素之间、一项内容与另一项内容之间形式上的关联，而没有阐明它们之间在本质上的联系；各要素、各项内容还没有体现出学科体系的有机构成。如果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来看这一问题，我们不难发现，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整体性似在有无之间。表面上它好像有整体性，但实际上则由于它的内部缺少有机联系而显得没有整体性，犹如一个松散体系。”⑧

　　葛孚光同志指出：“从发表的专题讨论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大家对学科体系的理解不尽相同。不少同志把一本书的体系当作整个学科体系，这虽然不够全面，但讨论一本书的体系仍很有意义，因为不解决一本书的体系也就很难去深入全面地解决整个学科的体系。而且，有的同志对一本书体系的意见为整个学科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然而，一本书的体系的确不是整个学科体系，这一点已经有不少同志提出来了。正是这样的原因，欧阳雄飞同志提出的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⑨

　　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的中国特色主要为：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整合了国内有关行政管理的理论资源，总结了中国行政管理和机构改革的新鲜经验，走出了一条理论上自主创新的学术道路；2、我国行政管理学分科化、层级化和综合化而形成的学科群，集中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机构改革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建设的强烈需求。3、“十”字型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中的分支学科的产生和形成，不断探索和揭示了国家宏观行政管理的一般规律和微观行政管理的特殊规律；4、“十”字型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不是僵化的、封闭的体系，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开放型理论体系。它既面向现实世界，总结、概括行政实践创造的经验和新鲜经验，使之升华为学科理论；同时又面向理论世界，吸收、综合理论创新进程中的新成果、新概念和新学科，使之更加完善和发展。5、在近20年来科研和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与时俱进的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使我国行政管理学较早地驶入了中共中央[2004]3号文件提出的关于“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的社会科学轨道。正如卢岳华教授指出的：“欧阳雄飞发表于《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6期《试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一文，最早成为中国行政管理研究的突破口和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群的发源地，在国内外行政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0)

　　二

　　我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的产生和形成，是在贯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关于“探索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统一部署，综合国内外行政管理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学术界关于学科体系专题讨论的新观点、新见解、新模式基础上形成的，是理论界领导人和专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而研究探讨“十”字型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产生的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其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意义重大。

　　一、走自主创新的学术道路，解决世界性难题，在国际理论舞台树立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形象，这是催生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的思想基础。

　　自美国著名学者威尔逊1887年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一百余年来，世界各国曾经致力于公共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但至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目前，国外行政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有害的倾向，即只注重公共行政的应用研究，而忽视甚至放弃其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留美学者林至敏在全面考察了美国行政管理研究和教学情况之后指出：“目前，美国的行政管理学者大多数放弃了企图建立单独的行政学体系的努力，转以实际行政为目标，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研究什么。”(11)这种只注重学科的应用研究而放弃学科基础研究的倾向，不仅使学科建设缺乏系统性、创造性和预见性，而且不利于对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方向、目标、步骤和学术力量，进行统一规划，科学管理和宏观指导。因此，建立行政管理学体系，是一个世界难题，或叫做全世界的“老大难”问题。

　　我国行政管理学恢复和重建时期，没有各国可借鉴的理论体系模式，学科基础研究也呈现一个人才资源、理论资源短缺的“空白地带”，在这种情势下提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行政学学科体系”的任务，的确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现实问题。当理论界对有关行政管理学体系的“要素并列式、矩阵排列式、主题系列式”的探索成果普遍感到不满意的条件下，有的学者也打起了“退堂鼓”，甚至企图放弃学科体系研究，并将这个世界难题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王鸿同志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体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这件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假如说今人是给这项工程树立奠基石的话，那么，这项工程的主体大厦，将有待于后人的努力。只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体系才能建立起来。”(12)

　　当然，在人类社会没有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即公共管理时代以前，建设在“以国家行政组织为逻辑起点”基础上的国家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不仅是当代人的任务，而且有赖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我们并不能因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建立的难度太大，就知难而退，放弃自己的努力，把难题和历史责任推给子孙后代。因此，我国行政管理学恢复和重建时期，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以马思克主义为指导，借鉴国外行政学研究的积极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开拓进取，自主创新，首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而后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行政学学科体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二、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行政管理学自身理论建设的需要，是推动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产生和形成的基本动力。

　　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的产生和形成，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有其社会历史条件。首先，我国“十”字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产生，是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产物。行政管理学是一门政治性、综合性很强的新学科。在指导国家行政管理科学化方面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行政管理学在国外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当时，在我国重建却只有四、五年的“学龄”。过去，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改革，其效益不十分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落后，理论准备不足，不成熟的理论无法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生疏问题。因此，加强行政管理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指导国家行政管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法制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建设，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基础研究，一是学科的应用研究；前者主要是行政哲学研究的任务，即研究学科的原理、概念、范畴和学科体系，回答解决学科理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后者是指学科的基础理论和行政实践相结合，用理论说明和回答行政实际生活提出的现实问题。而无论学科的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旨在探讨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并运用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过去，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建设，虽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学科的基础研究方面，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没有产生一个大家公认的学科体系；这是我国行政管理学理论尚不科学的主要标志。而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成功的体制改革；理论不能落在实践的后面，而必须成为现实的先导。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时，我国行政管理学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的突出表现，就是构成行政学逻辑结构的原理、概念、范畴和专业术语相互之间，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有的专著甚至直接搬用相邻学科的范畴和原理，显得别扭、生硬和粗糙。因此，加强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研究，建立学科体系，有利于更新其学科的内在结构和逻辑面貌，构成由原理、概念和范畴构成的行政管理学独特的逻辑体系，以集中反映我国行政管理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我们只有加强行政学的基础研究，把学科长期积累的资料、素材和科研成果加以综合，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系统化的学科体系，并据此制定学科发展的总体规划，指导其学科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才能促进学科的应用研究，保证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同步发展。

　　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综合和整合古今中外相关学科的思想资料以及行政管理的理论资源，并使之规范化和系统化，这是形成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的智力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基础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揭示国家行政管理的一般规律和具体规律提供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其科学体系中居于支配一切的总的指导地位。它不仅是保证行政管理学的概念、范畴和科学体系走向规范化和逻辑一元化的总的理论武器，而且是理顺行政管理学和众多相关学科的正确关系的总的指导线索。不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指导地位，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建设将流于形式或陷于形而上学的混乱泥坑。”(13)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给欧阳雄飞同志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政治科学包括于社会科学之中，其基础科学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政治科学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14)

　　哲学是智慧之母。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的产生，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理论创新和行政实践的需要，综合相关学科的思想资料，整合行政学探索阶段的理论资源，专心致志地探索对象的客观规律，捕捉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把那些零星而富含思想闪光的学术观点、独特而富有发展潜力的理论见解、局部而富有全局意义的研究成果，遵循以国家行政组织为逻辑起点的逻辑思路，使之规范化、系统化，从而构成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触角纵贯古今、横达中外的学科体系。正如董京泉同志指出的：“就是根据实践的需要，对前人科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和重新梳理，使其系统化”。“你的任务就是把前人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思想片段加以综合分析，按照其内在联系和逻辑使它构成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15)

　　现将全国有关“十”字型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产生的一些见解、观点、资料选辑如下，以集中地、有代表性地反映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形成的历史轨迹和理论脉络。

　　《中国行政管理》1985年第1期和《光明日报》1985年5月20日分别对成立于1985年4月26日的“湖南教育学院行政管理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作了专题报导。“欧阳雄飞会长在开幕词中提出：‘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创建中国式的行政管理学的科学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潜科学、其它学科》1985年第2期，全文复印转载了《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发表的欧阳雄飞“试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对象”一文，较早地勾画了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正如行政管理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一样，行政原理学、人事行政学、财务行政学、机关管理学、行政法学、公共行政学等具体行政研究领域，则是行政管理学的分支学科”。“广义行政管理学与狭义行政管理学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整体和局部的从属关系。只有对行政管理学的分支学科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揭示每类行政管理及其包含的特殊规律，才能为广义行政管理学的整体研究提供素材和基础，才能科学地揭示我国建国以来行政管理发生、发展和变革的一般规律；同样地，一旦我们建立了中国式的行政管理学的科学体系，又能为研究各别行政领域及其规律提供指导，使各别行政管理及其特殊规律得到更深刻的揭示和科学的表述。”

　　“十”字型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定稿于1985年8月5日(即其学科体系的产生时间)，交稿于1985年9月出席《全国行政管理学专题讨论会》庐山会议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郭丙于副秘书长，在《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6期发表前夕，即1986年3月13日，全力支持“十”字型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研究事业的郭丙于同志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欧阳雄飞同志：‘体系’一文，我与刘怡昌同志商议过，一致意见：很有启发，可以发。”

　　李清元同志在“简评行政管理学‘十字网络型’学科体系”一文中指出：“欧阳雄飞同志发表了《试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以下简称《论体系》)一文，并运用《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网络图》和《中国行政管理学系统工程图》(以下简称“两图”)，来表达学科体系的丰富内容，令人耳目一新”。“《论体系》和‘两图’的形成，标志着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在公共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然而，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和天才的猜测，但一直处于不成熟状态。而《论体系》一文的作者，在广泛吸取了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预测学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相关学科精华的基础上，综合反映了国家行政管理的共同规律的理论成果，注意摄取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新思想和新经验，从而形成了多要素、多层次、多序列、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16)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的建立，学科源的形成，为行政管理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然而，多年来有些同志对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及其学科源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也是行政学研究不应当忽视的问题。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创造的近80门分支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表明其学科体系创始人拥有其学科发明权、学科命名权。因此，专家引用其学科体系中的新观点、新见解和新学科而不注明出处，从法律角度讲，这就是违规、违法的事情，可以诉诸法律予以追究。这也是我国行政管理研究走向规范化、范式化的重要途径。

　　三

　　《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6期发表的《试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标志着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探索阶段已经结束，行政管理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创新和发展的阶段已经到来，也标志着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以自主创新的科学理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风貌，一劳永逸的宣布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独立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园地。

　　一、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参与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大会的理论准备，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地方行政管理学会制定和组织实施历届、历年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近期计划和远景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李清元同志在“简评行政管理学‘十字网络型’学科体系”一文中指出：“《论体系》和《两图》为我们加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一条总的指导线索”。“既指明了专业行政或部门行政理论研究的具体方向，又指明了我国行政管理学理论建设的总方向；既提出了我国行政管理学理论建设的具体任务，又提出了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总体任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有利于学术界从实际出发，规划中国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当前计划和远景规划。”(17)

　　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大会制定的科研规划而言，从张文寿同志于198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工作计划要点(1988年10月——1990年》)的科研部分来看，追本溯源，基本上源于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确定的研究对象、范围和内容。其中包括：(一)研究行政改革的现实问题。(二)学科建设基础理论研究。1、一般行政理论研究；2、专业行政研究；3、层级行政研究；4、区域行政研究；5、行政案例研究；6、政策分析研究；7、行政管理学方法论研究；8、各国行政管理比较研究；9、行政管理史研究；10、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纪念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10周年资料汇编》第99、100页)。

　　二、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组织、引导、指导下，不断开拓国家行政管理研究的新领域，拓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视野，促进我国行政管理学向分科化、层级化、专业化、综合化方向发展。

　　郭小聪同志曾经指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以来，“注意引导行政管理学研究向层级化、分科化方向发展。1989年在广西柳州召开年会，针对县级行政管理，成立‘全国县级行政管理研究会’”。(18)

　　刘怡昌等人在总结行政科学发展的主要成就时指出：“随着行政学研究向分科化层级化发展，在全国学会倡导组织下，1990年创办了‘县级行政管理研究会’，1991年成立了政策科学研究会，1993年成立了‘后勤行政管理研究会’；为适应青年特点发挥青年行政科学研究者的作用，1993年成立了‘全国行政管理学青年研究会’。早在1987年就成立了‘全国行政管理教学研究会’”。(19)

　　张文寿副会长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曾明确指出：“推进行政管理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拓宽研究领域，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历次《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工作计划要点》中，要求全国各地，组织力量，开展多种形式和途径的行政管理学的分科化、层级化、专业化、综合化研究：“各省学会可以结合本地实际选定研究专题”，“建立专题研究组制度”，“推动国务院各部委开展专业行政管理研究”，“深入到行政管理的各专业系统对行政学分支学科的系统研究”，联合召开《全国首届行政哲学研讨会》，并牵头组织编辑出版分科化、层级化、专业化、综合化各类“丛书”，包括《中国县(市)改革纵横丛书》、《部门行政管理学丛书》、《专业行政管理学丛书》、《行政案例汇编》、《国外行政学译丛》、《行政哲学导论》。

　　刘怡昌同志指出：“行政学研究已开始向专题化发展，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支科目。行政学恢复重建时期，主要是引进西方和借鉴台湾行政学理论，重点集中于撰写通论、概论、纲要等通论性著作上；其后，逐步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尝试把一些新的分支科目纳入行政学”。

　　三、我国行政管理学分科化、层级化、专业化的整体推进和分步实施而带来的一个学科群，标志着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主体工程基本完成，行政学恢复和重建时期专家们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连夏书章教授也情不自禁地惊呼：我国的行政管理学“扩展了行政学的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新的学科群。”(20)

　　由学界名家桂世镛、张文寿、夏书章任顾问，刘怡昌、许文惠、徐理明任主编，方彦、许有方、李琪、齐明山任副主编，由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行政科学发展》专著，其中第23、37、38页较为明确地、系统地介绍、宣传和总结了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发展进程中的成果，明确指出：“行政科学已初步形成一个学科体系，一个学科群”，“按照杂交产生优种的原理，以多学科知识的杂交产生一批优秀的行政管理分支学科。”“我们现在选择相对成熟些、富有代表性的59门分支学科，给予概括性地介绍。”

　　“1、一般基础理论类有：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研究……政府经济学、现代管理科学等8门分支学科。2、行政要素结构类有：行政组织学、人事行政学、中国公务员制度、西方文官制度、组织行为学、机关管理学、办公自动化、秘书学、行政领导学、行政决策学、公共政策分析、行政协调学、公共关系学、行政方法、行政法学、法制行政、财务行政、行政文化学、行政体制改革等19门分支学科。3、专业行政类有：农业行政管理学、交通行政管理学、教育行政管理学、民政行政管理学、卫生行政管理学、金融行政管理学、房地产行政管理学、档案行政管理学、文化行政管理学、公安行政管理学、国家安全行政管理学、司法行政管理学、监狱行政学、监察行政管理学、工商行政管理学、企业行政管理学、自然灾害管理学等17门分支学科。4、层级行政类有：乡镇行政管理学、县级行政管理学、城市行政管理学、城市区街行政管理学等4门分支学科。5、行政历史类有：行政思想史、中国行政制度史、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等3门分支学科。6、行政比较类有：比较公共行政、新加坡行政管理学、日本行政管理学、美国市政管理、台湾行政管理学、香港行政管理学等6门分支学科。7、其它有：行政案例学、社会政治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