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素质导向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的复合审视

　　摘要：本文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就业状况、行政职业素质需要、实务者函询等实践层面的数据与行政学理论结合起来，以在专业培养的探索中体现行政学实践性的学科本质。通过分析行政管理专业的就业现状，发现人才培养思路必须进行适当调整，关键出路之一在于以专业素质为核心的培养目标的梳理和确定，而目前这方面的分析因缺乏理论观照还不够系统。结合职业素质的分析成果，本文初步提出了行政管理专业的六种素质，以及行政管理专业素质培养的三个原则，供学界参考。

　　关键词：行政管理；专业；职业；素质；教育；

　　作者简介：何力平(1951-)，男，东莞理工学院教授；

　　一、引言

　　由于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行政管理学科和专业可算分别跻身当今的“显学”和“热门专业”，本文针对讨论相对薄弱的后者。已有的分析涉及了行政职业的素质需求、就业状况、专业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改革等方面。行政职业的素质需求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参照点，作为专业培养与行政职业连接桥梁的就业状况，则是专业培养状况的风向标，因为若就业形势严峻，说明专业建设与职业需求间有较大差距；关于专业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改革，也已有不少研究，关注社会需求，注重应用性和实践性成为共识，但专业学生应当注重哪些应用能力和实践素质，还缺乏系统阐述。本文通过评析有关“职业素质”的已有成果，以及反映专业培养状况的就业形势，提出理论和实践复合审视下的“专业素质”，阐释“专业素质”的基本构成和外在含义，得出初步的专业人才培养框架。作为对职业需要和学生需要等的回应，希望能为后续学术讨论和院校具体的专业建设提供参考。

　　二、行政职业素质视角的已有分析回顾与评价

　　高等教育学界的潘懋元教授指出，目前高校特别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地方性普通高校在教师、课程、教材等方面大多数都是研究导向的。[1]大学教师的研究导向没有错，但研究什么内容、教授学生什么内容则是值得推敲的。在行政学界，行政学的创始人们一开始即强调行政学的集合性和应用性。正如比威尔逊更早的德国行政学先驱斯坦因(LorenzvonStein，台湾译史坦恩)告诫的，行政学(Verwaltungswissenshaft)必须“基于社会生活事实发展而成”。[2]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的开篇第一句就指出：“任何一门实用科学，在没有必要了解它时，不会有人去研究它”。[3](P1)行政学的实践性可见一斑。

　　应用性和实践性并不等于“动手”或“实践越多越好”，而是体现在解决职业问题的能力与素质。这种“素质”，可以看作“个体完成一定活动与任务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特点，是行为的基础与根本因素，包括生理素质与心理素质两个方面”，“对一个人的身心发展、工作潜力发展和工作成就的提高起着根本的决定作用”。[4](P3)本文认为素质是一种“实然”的状态而非“潜质”，是一个人现有身心能力与状态的综合，但不否认素质的可塑性。素质一旦置于某个特定的情境中就具有了某种意义或后果(高低、适不适合等)，可以进行相应评价。所以它有时会与胜任力(competency)混用。在未来的工作或说职业中所需要的主要素质即是“职业素质”。

　　(一)一般职业素质的视角

　　对各种职业的素质具有较强概括性和通用性的是美国的SCANS(TheSecretary’sCommissiononAchievingNecessarySkills)能力体系。美国劳工部部长委员会认为，无论何种教育理念或高校层次，也无论具体从事何种职业，都应该明确工作素质(该研究英文用的是competency和skill)的一般要求。对此，他们对年轻人在工作中成功所需要的素质进行了一般界定，并认为这对促进高绩效的经济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框架的首要目标是帮助教师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方式等，自问世以来，成为职业导向教学设计的重要指导框架。这个体系要求工作者具备在文字、运算方面的坚实基础，具备让这些知识管用的思考技能，具备投入和值得信任的个人品质，并且具备管理资源与他人一起友好而高效地工作、获取和运用信息、驾驭各种复杂的工作系统、运用各种工作相关技术等具体的能力。

　　这种由国家出面经过复杂研究提炼出来的素质分类非常明确也非常有价值。部分高等教育工作者过于依赖纯粹思辨，并将之等同于培养一般素质，忽视了专业本身的贡献。殊不知，离开具体能力的一般能力是很不牢靠的，并且这种误解或托辞事实上把专业能力获得的责任推给了学生自己，未免对本专业同学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更大的要害可能不在于侧重的是理论还是实践，而在于到底有没有把理论和实践吃透，否则根本谈不上结合。总之，不能将专业教育的低能用培养“间接”素质的借口搪塞过去。

　　(二)行政职业素质的视角

　　前述一般素质模型让我们看到一个概括良好的指标体系无论对于职业实践还是专业培养都具有非常好的指示作用，可以用于分析行政职业的素质需要。然而，仅仅根据一般模型，未必能够较为充分地体现行政职业的特点，有必要对行政素质专门加以分析。

　　从国内外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和专业课程设置上看，往往都以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为对象，而非广义的行政，所以关于一般行政素质或能力的分析比较少见。遵循学科惯例，本文仍然把公共行政素质的分析作为主要知识来源。实践中，自从邓小平提出干部“四化”方针以来，特别是国家推行公务员考试制度以来，素质导向就成为一种既定政策。2003年人事部的《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国人部发[2003]48号)将公务员的通用能力分为9种：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2004年《广东省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粤人发[2004]27号)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处、科职领导职务公务员还应具备的通用能力(正职的组织管理、计划统筹、激励示范能力；副职的组织执行、参谋辅助能力)。政府的这种能力划分仍然非常粗略，但至少表明官方已经有了明确的能力意识。

　　2004年《上海市国家公务员能力素质标准》，将公务员的能力素质分为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思考能力、行动能力、管理能力、工作态度；二、三级指标则根据基层行政人员(科级以下)、中层行政人员(正副处级)、高层行政人员(副局级)而有所不同。比如基层行政人员的一、二级指标分别是思考能力(岗位知识、理解能力、想象能力)、行动能力(执行能力、学习能力、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管理能力(组织活动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工作态度(责任心、积极性、纪律性、协作性)；在三级指标中对二级指标加以解释，如“岗位知识”包括“精通本岗位专门业务知识”、“熟悉本岗位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具备一般社会常识”，“信息处理能力”包括“准确及时处理来信来访中较为疑难或政策性较强的问题”、“熟悉现代办公技术，能够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办公”，“协作性”包括“在本岗位内的合作态度”、“在本岗位外的合作精神”等等。[6]可见，上海市的这个指标分类比国家和广东的要系统得多，且细化到三级指标已经非常具有可操作性了。

　　深圳市公务员的通用能力素质结构(见表2)在国家的基础上增加了国际惯例认识能力、外语及跨文化沟通能力、信息处理能力，鲜明地体现了深圳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实际和需要。可见，公务员的能力素质指标不仅要体现系统(行业)、层级、岗位的特点，还要体现地域的实际需要。

　　以上的能力分类体现了官方经验和探讨的代表性成果，特别如上海的指标体系由于研究论证细致，已经比较成熟，如果能贯穿在绩效评估等公务员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必然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学界，李业兴、郭小聪根据调查结果对能力需要进行了排序7](P41-42)；[“全国首届公共管理院长论坛”涉及了身体、智力、人格和文化等方面需要的素质[8](P87)；[一些比较深入的实证分析，如李静、李雪梅对能力的多元分类，[9](P78)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素质结构的分层性与复杂性。

　　段华洽和徐俊峰的研究，按地域分布选择安徽省6市(每市选取1个县和1个市辖区，各县取城关镇和2个代表性乡镇)，对公务员和专家(主要为组织人事方面的实务专家)进行351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提出并根据调查结果调整了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位即初级公务员的素质模型(见表4)，与李静、李雪梅的研究同样地划分了多个维度。

　　综上，人们关于行政职业素质重要性及其内容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能力”与“素质”在实践中很难截然分开，关键看分析者的定义。本文将素质看作是一个人能力、人格的总体状态，主要是积极状态，它包括很多具体的知识、能力、人格因素。人格即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相对稳定的个体心理特征的总体。如果从人格的“可控”或“能动”部分看，它与“能力”又有一部分交叉的地方，所以素质与能力并无绝对的界限。

　　讨论完职业素质，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1)大学有无职业考虑上的义务？如果没有，则职业的选择完全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但早自1920年代末以来，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就已逐渐超过物质资本的贡献，[11]教育已经不能仅仅被看作形成优雅生活方式的纯粹“消费”，而应当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一种实实在在的“投资”，甚至是就业竞争的关键。在我国，计划体制以后的市场择业也同样提出了这种需求，因此对高校而言，考虑学生的就业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也是一份责任。前面也提到，对高度实践性的行政管理学科更是如此。(2)目前我们的专业培养与职业需求有无差距？如果我们目前的专业培养已经做到很好，已经完全能够满足职业的需要，我们就没有继续讨论专业提升的必要了。对专业培养现状的集中体现就是就业状况，目前有一些非常初步的分析，但失之零散，且多有随意的议论，对于已有的社会调查数据没有充分利用。本文将结合国内权威大学生就业调研机构麦可思(Mycos)公司的数据等进行总体分析。

　　三、职业与专业间的窗口：就业

　　(一)行政管理的就业现状

　　1.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2006—2008年行政管理专业的就业率比较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见表5)，但2009届毕业生求职强度(即每拿到一份工作邀请所需投出的求职份数)较大的前50个本科专业中，行政管理与其他3个专业并列第11位，求职强度为17。[12]三年内离职率较高的前20位专业中，行政管理与另一个专业并列第9，高达59%。[13]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事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就业表现更差，而很多高校这两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与行政管理专业的差别并不大，更反映了形势的严峻。

　　2.就业的职业和行业分布比较发散。

　　2008年本科就业量最大的职业中类，行政/后勤占就业比例的7.4%，排名第二，仅次于销售(9.8%)；在高职高专中行政/后勤职业排名第三，占6.9%，仅次于销售的12.8%、财务/审计/税务/统计的7.4%。[15](P78-79)职业小类上的行政秘书和行政助理也属于就业机会最多的岗位类型。但这没有考虑就业市场对经验的要求。而且糟糕的是，本科毕业生从事的行政服务经理、文职人员、行政秘书和行政助理，[16]高职高专毕业生从事的市政行政办公人员、行政服务经理、文职人员等都属于就业门槛低的职业，[17]专业对口率比较低，薪酬水平和职业上升通道也比较有限。

　　从表6D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就业渠道(为毕业时登记数据)可以看出，其涵盖的行业范围非常广泛，在国民经济20个行业大类中占有15个，仅仅有农、林、牧、渔业(A)、采矿业(B)、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M)、文化体育和娱乐业(R)、国际组织(T)等5个行业未包括进来，而这还基本不是由于专业的限制，而主要是因为该市为地级市，产业结构中缺少上述行业。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及笔者的经验，其他层次院校本专业的行业分布也较为广泛。

　　综合行业与职业的特点来看，行政管理专业的就业分布非常广泛，但竞争力不明显，而且行政管理专业的实际就业与学科的定位“公共行政”并不一致。这也导致学科与非公共部门行政管理人员认同和互动上的困难，后者较多习惯与工商或企业管理的人员进行互动，从而减少了行政管理专业与企业等相关专业人士通过交流互动改善专业培养的机会。学科范围与整合的问题即使在公共行政内部也难以短期解决，[18](P3-13)所以本文暂不讨论，但须知这个问题是重要的。美国大学与政府间的频繁人事流动基本解决了公共行政职业间的认同。

　　3.毕业生满意度较低，教学成熟度有待提高。

　　虽然不同学科有不同特点，有的学科相对更容易激起学习者的兴趣和参与，但学生的满意度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启示。而且国内外的不少院校在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生动性等方面也做得不错。从毕业生的满意度上看，公共管理中类和行政管理小类在我国各类专业的总排名中比较靠后(见表7、表8)，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还不够成熟，这对相对年轻的行政管理学科是一个很大的警示。

　　(二)原因分析及素质导向的紧迫性

　　前述，行政管理的就业形势和学生满意度很不乐观，行政管理专业在两个最大的利益相关者雇主和学生中认同度较低。必须找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看到行政管理专业在变化的环境中遇到的挑战。

　　1.就业形势的原因分析。

　　虽然很多问题是高等教育体制一般问题的具体体现，如各专业的招生规模、不同高校的层次定位等问题。但专业之间的差别说明，行政管理专业建设特别是管理水平、标准、质量保障体系落后至少是一个突出原因。最大的问题是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即不明确自己要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才培养的过程既缺乏一个中间环节———素质或能力体系，也缺乏一个监督和整合的体系，并且教师和课程之间也难以做到无缝衔接，非常需要借鉴目标管理的思想，将素质或能力体系层层分解到各门课的教学中，并需要不断关注教学进展。很多课程设置滞后，不能够根据社会需要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及时更新调整，导致学生的发展空间需要自己付出较大努力去开拓。[21](P40)教学方式滞后，不能及时吸收国内外好的做法，习惯分析大而化之的问题，不能细致深入地分析现实的政策问题和管理问题，只重结论不重分析方法。教师迷恋“屠龙术”，[22](P91)学生成为万金油，是虽然片面但却值得深思的说法。

　　2.未来的挑战及专业素质提高的紧迫性。

　　(1)专业特色上的挑战。李业兴和郭小聪的调查[23]表明，从1998年到2003年，录用过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党政部门的比例有所提高，从10%提高到23%，预计需要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的比重从17%提高到39%，且2003年曾录用过该专业的党政部门表明未来有需求的高达70%，表明行政管理这个相对比较崭新的专业逐渐得到了用人单位更多的了解与认同，但计算机、中文、经济管理等专业所占比重更大，法律专业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录用过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党政部门一般安排他们从事文秘、综合协调、人事管理、机关事务等综合性工作，认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写作、协调等方面有优势，但专业性不够强。这些评价可能与专业的实际需要、职业资源认同等都有关，但也表明了行政管理专业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专业特色有待加强。高校是不是没有很好地教会学生掌握众多先进的管理工具？(2)人口结构变化、改革开放深化带来的挑战。一方面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逐步显现，生源逐步减少，将对公立尤其是私立院校的办学经费带来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化使学生的选择进一步增加，高校将面临国内外高等教育机构的激烈竞争。这些都将对成长中的行政管理专业带来重大冲击。(3)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的需要是考验行政管理专业建设和应变能力的试金石，仅靠个人的天赋、经验管理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四、行政管理专业素质：理论与实践的复合审视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专业培养与这种素质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那么，回到我们本文的论题，“素质导向”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是否就等于“职业”素质导向？或者说，按照第一部分的某个职业素质模型进行培养是否就万事大吉了？

　　并非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行政管理实践中的政治素质不再一枝独秀，人们认识到职业素质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从第一部分评述的已有研究中也可以看出政界和学界对职业素质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行政管理学科中的科研素质(科研伦理与科研能力)也日益提高，“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局面逐渐被研究方法的强调所取代；但科研素质和职业素质毕竟不等于“专业素质”。“专业素质”不等于站在科研立场上的“科研素质”，也不等于无视教育规律和需求的“职业素质”。“专业素质”是师生站在教育高度对潜在职业素质的一种超脱性认识，集中体现在专业学生或者人才的素质。人才是素质的载体，但素质是人才的关键。

　　对专业素质的认识，不仅关系到本专业学生能否最终形成优秀的职业素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科研工作者与实务工作者能否形成更高的专业共同体与良性互动，能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对话和共同标准。“素质导向”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是人才培养必须立足于“专业素质”，将之贯穿到整个专业的教学过程，专业素质成为统合职业要求、学生个人要求、教育要求(通过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的关键因素。首要的一步是了解本专业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这包括本专业核心的一般素质，也包括结合各高校的专业定位和学生层次等进行的具体调整。对于前者，可以参考职业素质对其构成加以分析；而后者，可以提供一个一般性原则。

　　(一)行政管理专业素质的构成(或内在含义)

　　系统和政策分析学者克朗将人类的知识划分为三大类：环境的知识(主要是自然科学)、人的知识(主要是社会科学)、管理知识。管理知识是有关如何运用、如何进一步扩展属于前两个范畴的“知识的知识”。[24](P3)并非巧合地，早期的德国行政学家斯坦因即强调管理知识的综合性、协调性与“粘合性”，并将整个国家学说巧妙建立在拟人化基础上：“经济理论构成国家的物质面向，因为自然资源事实上就是国家权力的物质基础，所以国家如何开发与运用自然资源，就是国家生活的一个必要分析面向；社会力量构成国家的精神面向，因为社会共同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人际之间抽象精神层面的结合，社会秩序相对于经济秩序有其更深刻与抽象的分析方式，这个抽象精神层次的发展，构成国内生活是否向上提升的关键；而行政理论则是物质与精神的统合……国家以其行政权调和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矛盾，形成一个符合国家本质的行政秩序。”[25]可见，这里的经济理论并非狭义的经济学，而是有关物质创造的方面，即可以主要看作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本文参考克朗和斯坦因的分类法，也将行政管理核心专业素质分为自然、人文、管理三大类。“自然-科技素质”分为科技素养，逻辑推理，想象力和创造力三种；“人文素质”分为人格素养和法规政策素养；最后一种则是管理素质或素养(这里主要是公共管理素养)。分别涉及关于自然与科技的知识和能力，关于探索普遍规律的能力，关于驾驭普遍变化的能力；关于社会行为的知识和能力，关于社会规则的知识和能力；关于综合与化约的知识和能力。

　　1.关于自然与科技的知识和能力：科技素养

　　主要是通过关注和理解重大科学技术进展来把握自然现象的能力，对重大科技发现或发明应当有常识性的认识，但对其意义应当有较深入的理解。这涉及到未来行政管理者对所处行政环境和生态的认识。既包括对自然科技问题宏观影响的把握，如生态问题、基因工程的伦理影响、互联网的影响；也包括对微观工作环境的适应，如对于比较重要的现代办公工作条件如计算机和现代通讯工具(办公设备、办公系统)的起码操作技能。这种宏观和微观影响可能是交织的，如了解互联网既是提高未来工作效率的必需，也是理解社会状况的必需，比如对网络环境及其问题和管制的理解。

　　2.关于认识普遍规律的能力：逻辑推理

　　主要指运用语言、数学、图形等进行逻辑推理和比较的能力。中国目前的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因此为较多公众所熟悉。公务员考试题目是否实用我们不去评论，但人们对语言能力重要性的认识反而经常被扭曲和低估了。人们对语言重要性的认识经常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而非组织角度出发，与我们这里的理解不同。比如花言巧语或许很受欢迎但并不等于有很强的工作判断能力，所以我们强调合乎逻辑的语言能力。InternationalAdultLiteracySurvey(IALS)的一份相关研究，对20国工作场所成人文化情况(literacy)进行了比较后认为，美国和其他高度发达国家的雇员仍较多存在读写技能缺乏的情况，在美国有高达40%的雇员缺乏足够的读写技能以充分完成大部分工作。这里的读写能力包括对文本、其他书面文献的阅读能力，以及数字运算的能力。[26]

　　在对函询的回答中(2010年6月28日)，中央办公厅W认为不同层级政府所需要的能力肯定不同，但“有些相通的地方”，如“写作能力”，因为“所有的文件、材料、报告最后都要形成文字，所以写作很关键。这是泛泛地说，其实包括了很多方面，比如分析的能力，研究的能力，总结归纳的能力，最后看到成型的东西是文字的”，并且“懂逻辑很关键，要有条理，清清楚楚”。陕西某公务员M在函询回答中(2010年7月31日)也认为：“要有较强的公文写作能力，公文写作不同于其它写作，要提高必须始终坚持多看、多写、多想、多学、多请教”，“要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这和公文写作能力是相辅相成的”。他们从当事人的角度呈现了逻辑推理能力的重要性及其如何体现在公务员的日常工作中。

　　3.关于驾驭普遍变化的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虽然目前人类对想象力和创造力规律的认识还很不够，但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与整合能力。这对于强调能动和实践的行政管理学而言非常重要。工程、设计类的活动(包括行政学)在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的需要丝毫不亚于基础科学对它们的需要。虽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可以从事某些非常简单和基础的服从性与例行性行政工作，但很难有真正的行政能力上的突破与发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国庆教授就明确认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行政通才”，按照这种理解，势必需要较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独立开展工作。

　　4.关于社会行为的知识和能力：人格素养

　　由于国内课堂教学中缺乏这方面的系统训练，所以与海外包括香港的学生相比，我们这方面有很大差距。素质教育之路任重道远。这里不仅仅限于智力层面的“情绪智力”(即情商的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综合的人格管理能力，以更成熟和道德地驾驭人的各种能动性心理因素和欲望。这里的重点在于“回到”并“面对”真实、矛盾、混沌与连续的社会，其终极目标是积极地改造社会。既能通过事实判断(科学理性)进行整合创造，增进中性的价值(工程理性)，同时通过更高水平的价值梳理、价值澄清和价值讨论，改进社会的伦理判断乃至道德水平。无疑，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

　　人格的驾驭在于学生自身，所以不能通过强制的方式形成，而必须通过目标式的诱导。在校园和专业文化的熏陶下，通过人格、品德、价值观、态度、果断、灵活、毅力等综合素质的养成，达成健全的人格与积极的态度。关键的整合点是对自我的认知与调控。对此，除了学生工作之外，在《组织行为学》等课程上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进而保持自我内心及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和谐积极状态。正如余斌研究员强调的(2010年6月28日的函询答复)，一定要有“人文精神的传承”，“不要培养出‘官僚’来，要让学生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健全成熟的人格还体现在作为社会人所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素质与能力，尤其对本专业学生而言，提高表达、沟通、谈判、说服、领导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激活他人，整合资源，开展活动与项目的必要条件，这其中较多涉及人际互动的能力。表达是沟通的基础，沟通是目的。表达需要锻炼才能提高，也完全可以通过锻炼加以提高。调动语气语调语速等副语言(paralanguage)因素，以及表情、肢体、物理空间等非言语因素进行沟通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W在函询中(2010年6月28日)所说：“要和方方面面打交道，接触各色人等，这个(指沟通能力)很重要。”谈判离不开沟通，但往往需要他方合作并付诸进一步的共同行动，往往是在面临比较激烈的利害分割的情境下进行的，这对学生提出了心理承受力、谈判策略和技巧等更高的要求。说服不同于沟通，它可以通过沟通或者隐藏某些信息的方式，以促进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为目的。最后，对于优秀的专业学习者而言，还应当具有一定的战略管理和领导能力，以结合前述这些方式达成群体或组织等更高层面的目标，或者成功地实施一个项目。

　　5.关于社会规则的知识和能力：法规政策素养

　　社会人尤其是未来行政管理者，仅仅有很强的人际互动能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理解社会规则如法规政策制度等，对规则的形成、规制、效力、规避等有深入的理解。很多专业学生学了很多年却对行政管理的重要制度运作非常不了解，跟很多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教材有很大关系。很多教材的内容滞后并不是由于出版时间的耽误，而是由于对现实情况的长期不了解。如《公务员制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核心课，但很多新版教材对于2006年中央和国务院的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完全不提及，只知道《公务员法》中的部分条文，更有甚者还延续着《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内容。其他行政管理类教材也有很多是抄教材、抄条文，沦为远远不如法学教材的条文解读，没有为学生提供任何辩证法的思考，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符的。一本一知半解的教材不可能让尚未入门的学生有更深入的理解。

　　在对公务员所需能力的函询回答中，中央办公厅某工作人员W(2010年6月28日)描述道，“在学校能教的方面，教学生中国政府是怎么运作的，公共政策是怎么出台的，中国的官员是如何处理危机的，中国的领导是怎么产生的，这些其实都不是国外理论里有现成答案的。”陕西某公务员M也认为(2010年7月31日)：“要详细了解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特别是党政部门之间、领导之间的关系”“要有较强的思维能力，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看待事物、分析事物、解决问题。”后者看似思维问题，实则同样是行政运作的问题。要深入了解和把握现实运作，一方面需要科研的扎实推进和课堂教学方式的改进，另一方面也需要教师深入了解政府的法规政策和机构运作，保持与实务界的联系及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敏感度。比如前述提到的公务员制度，身处大陆的大部分研究者与香港的许多著名学者如J.P.Burns(卜约翰)、H.S.Chan(陈汉宣)的研究相比就有不小的差距，这种研究水平就制约了学生对相关知识把握的广度和深度。

　　6.关于公共管理及其理论与方法的知识和能力：管理素养

　　具体说来，涉及到公共管理的一般知识、方法，本系统和岗位的具体知识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类知识是对前述一般自然与社会素养的综合与化约，涉及更为复杂的因素，很多非短期可以摸索出来，需要经过更多的经验与方法的学习和锻炼。所谓综合，即要充分利用各种知识、能力、素质来解决问题；所谓化约，是在伦理的指导下尽可能节约各种资源，提高效率。而各种管理理论、方法、模型、工具为我们实现综合与化约提供了很好的便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斌博士在(2010年6月28日)函询答复中就特别指出，对于MPA教育比较重要的，“一是相关的知识教学。学生要知道相应的知识，比如新公共管理，官僚制，法治，民主制，公共产品理论等知识。二是要对这些知识有正确的认识，这是老师需要引导的。通过这些认识，学生能够掌握行政管理未来的改革趋势。三是管理分析方法的掌握。其中，一个是定量分析工具的运用能力，能够实实在在地用于工作之中；另一个是SWOT分析法、钻石模型分析法等方法的应用，能够提出一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选择相应的策略加以解决。”笔者在北大学习期间，很多MPA学员用相关理论和决策工具解决了以前解决不了或者根本不曾注意到的问题，比如仅仅根据某种非显著性差异强制排名所带来的激励和绩效上的消极影响等等。而MPA的教育经验有很多是值得在行政管理学中推广的。

　　(二)行政管理专业素质的整体原则或外在含义

　　上面这六种比较核心的素质可以看作我们对行政管理专业素质的直接分解或“内部”把握。那么，我们如何从“外部”或总体上来把握行政管理专业素质的培养呢？毕竟这也关系到如何在实践中有所侧重，以及不断根据社会变化、自身学校和学生的特点进行动态调整。这就涉及到行政管理专业素质培养的原则问题。我们根据系统的观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把握：(1)在对专业素质进行整体把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根本问题？或者说行政专业素质的基本性质如何？(2)社会系统对专业素质的要求有何基本特征？(3)专业与学生在互动中应当注意什么？(可分别参见图1的A、S、P三部分)

　　1.把握行政管理专业素质的总体性质：行动性与综合性

　　为何行政管理专业素质要强调行动性与综合性，其实这是有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性质决定的。美国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在一开始就强调行政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学科”(practicalscience)。[27](P197-222)对综合性和应用性的强调在德洛尔的政策科学那里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28]

　　行政管理的行动性、实践性、综合性决定了三个问题需要考虑：(1)价值问题。虽说管理学大师西蒙反对用价值问题来掩饰科学上的无知，[29](P51-55)观点引人深省，但价值问题却永远存在，且经常需要社会作出立即的选择，对此不能说学者毫无责任。换言之，如果价值选择无可避免，关键就在于价值考虑是被明确地澄清还是隐含于盲目的行动中。与其隐含某些价值与企图，不如通过社会讨论澄清价值，以改善社会系统本身。这也意味着前面讨论行政管理素质时既有社会科学与理性的一面，也有人文、伦理的一面。(2)思维方式问题。行政管理学可以看作一种“社会工程学”，(1)[30](P51-55)这就决定了必须要用工程学的思维[31](P239-241；244)思考问题。换言之，不能只为了理论的“纯粹”而完全抛弃政策咨询、管理咨询等方面的功能。而应当愿意吸收多个学科的理论来分析和解决问题。(3)知识获取问题。由于行政管理实践中有大量的“缄默的”或者“不能明确表达的知识”，[32](P5-14)[33]就需要增加学生的实习实践来获得这种知识，而不可能完全通过课堂或者文科实验获得。用西蒙的话说，基础性院系与实务机构具有各自独特的知识“存储、传播、发展和应用”的“精心构造了”的“机构和程序”。[34](P322-341)当然，正因为这三个方面问题的存在，也对行政管理的科研与专业培养提出了永恒的挑战：实务与理论的“一心二用”有可能两面都没做好，这是行政学必须始终要面对的。

　　2.专业素质培养要考虑职业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

　　专业素质与职业需要或素质的不同在前文已有很多体现。正如萧鸣政指出的：“教育的目的与作用，主要在于如何形成社会与组织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基本技能与基本知识，而HRD(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与作用，主要在于如何从现有的基本素质与基础知识中开发与培训出社会与组织所需要的特定素质、特定技能与特定知识，把自然形成或由教育形成的可能劳动力转变为现实的劳动能力。”[35](P67-68)在教育中的基本素质要考虑职业需要，但也要考虑社会需要。

　　或者说，除了要考虑潜在雇主的“功利性”需求，促进就业之外，教育毕竟还有更高的社会引导功能，即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现代的公民。现代公民是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素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培养健全的人格，积极有益的价值观和兴趣，情绪调控的能力等各方面。虽然人格和素质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但人毕竟是一种社会动物，所以教育和社会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要做好这一点，仍然需要一种目标管理的思维，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在考虑社会需要时，还要注意这不等同于政府的法规政策或说政府需要，政府的强制性要求只是社会需要的一部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教育需要学校发挥很大的能动性加以实现，不能“村支书也说总书记同样的话”。

　　3.专业素质培养要尽可能兼顾专业一般要求与学生个性

　　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既要考虑社会需求，也要注意受教育者个体间的差异。专业教学既不能消灭这种差异，也做不到完全的因材施教(囿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和力量)，所以要在学生掌握基本专业标准的同时，指导学生认识到在专业目标基础上制定个人目标的重要性。学生的自主性既是教育思想中一个恒久的主题，也是目标管理思想的精髓。正如德鲁克在论述其目标管理思想时所言：“目标管理的主要贡献在于，我们能够以自我控制的管理方式来取代强制式的管理。”

　　但遗憾的是，从高中到高校往往是从机械控制这一个极端走到放任自流这另一个极端，诚然，在高校中实施目标管理有一定的难度，比如在企业和政府里，组织和个人比较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如企业想要利润、市场等，个人想要报酬、晋升等。但是学校却往往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与他们的“客户”(雇主)的关系不是如此密切，缺乏直接的反馈和激励。学生更不知道广阔的知识海洋里哪些对自己最重要，等他们基本知道的时候可能已经接近毕业了，甚至只有毕业后自己亲身体验才能知道，在校期间却不能从直接的社会创造中获得直接反馈。由于成绩只对很少数同学有激励作用，所以学生总体上激励不足。基于教育的重要性，学校里的目标管理虽然困难却更为必要。如果高校和院系在推进人才培养方案时，能够通过某种机制将学生纳入进来，将教学与学生的未来发展(社会需要)和学生的个人兴趣结合起来，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前述问题。比如本科生导师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中介，可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可惜绝大多数学校没有这么多的教师资源和投入。

　　五、结语

　　在行政学理论指导下，本文回顾了行政管理职业素质和就业现状的有关分析和数据，提出了“专业素质”及其重要性的问题，并最终形成了初步的专业人才培养的素质框架。要逐步达到和强化素质导向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除了需要继续探讨合适的专业素质外，还需要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的相应配合。只有将素质意识与体系分解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具体课程、过程、细节中，并得到师生的全程参与和认同，行政管理教育才会不断得到更大的改进，行政共同体才会逐渐形成并得到更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