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石钟山记》看苏轼

闫学军,李惠云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中学，753400）

苏轼的散文之所以能够享誉古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内涵的深厚，特别是其哲学家的才思、文学家的天赋，于古代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复杂心态中弹奏出的博大深邃的人文精神和积极的参与意识，以及急于表现现实生活的强烈欲望和淋漓尽致地抒发情感的创作激情，使他密切关注着外部世界，以敏锐的观察力与感受力捕捉外部形象与创作灵感，及时而深刻地反映着现实生活。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的《石钟山记》便是苏轼观察生活的产物。透过这篇散文，我们能窥视到他优秀的学者精神，率真的文人情怀，以及由此所生成的卓越的文艺成就和困顿的政治际遇。

一、优秀的学者精神

“记”这种文体，采用的表达方式更多样，表现手法更丰富，能更好地体现作者的性情和意旨。作为一篇“记”，文章围绕探寻石钟山命名之因展开叙述、描写和议论，以“疑”、“察”、“得”为线索，带领读者一步步揭开其“谜”，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苏轼的优秀的学者精神。

关于石钟山命名之谜，历史上郦元和李渤已分别给出了解说。然而，苏轼对这两种解说都表示怀疑：把钟磬这样发音浑厚的乐器放在水里，即使大风浪击打它也不会发声，水击顽石怎么就能发出钟声呢？击打哪里的石头都会发声，凭什么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石钟山以钟命名的原因呢？这些怀疑均有牢靠的现实生活经验作为依凭，从中可以看出他立足现实的求实精神和严谨的求证作风。由“疑”生“问”、有“问”则“究”是做学问的一般途径，苏轼对此恰有极大的兴趣。送子赴任途经石钟山，终于有了考察释疑的机会，他便急于求证，连夜勘察，抓住机遇，顺势而上，将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敢的行为力，付诸扎扎实实的求证行动。由绝壁之下而至两山之间，乘坐小舟纵深勘察，不拘泥一方一隅，不放过一声一息；绝壁下受惊，却惊而不退，对壁下水上发声之因“徐而察之”，终于发现了石钟山的发声奥秘：绝壁下“涵淡澎湃”的声音是由水波冲击岩石穴罅所发出的，两山间“窾坎镗鞳”的声音是“空中而多窍”的岩石“与风水相吞吐”所发出的，两处的声音交响混一恰似洪钟奏响。他自以为“得”矣，进而发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感叹，其追求真知的勇气和拨丝分毫的细节品质表露无余。

虽然明清时人和今人通过更精细的考察，对石钟山得名之因作出了更为科学的解说，但本文中苏轼所表现出的大胆质疑、勇敢探索的精神，恰是一位学者成就事业的应有之义。

二、率真的文人情怀

好疑而问、有问必究、遇惊更进、终致察得、率意天真、灵动活泼——《石钟山记》一文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苏轼率真的文人情怀。

文中写到了他的三次“笑”，均意蕴丰富，耐人寻味。起初，来到湖口，带着迫切的解密之心探寻“陈迹”。寺僧竟然使着小童扣乱石发声来进行解说，先前本来就失笑于李渤叩击湖石以解说石钟山命名的方法，如今竟亲眼见到果然有人还在这样做，并且仍然自以为有道理，真是可笑之至啊！苏子哑然失笑，也是当然之事了。然后，在绝壁下、两山间，苏轼“徐而察之”，发现波入石穴罅，涵淡澎湃而发出的“噌吰如钟鼓不绝”之音，和“空中而多窍”之大石与风水相吞吐发出的“窾坎镗鞳”之声相应和，如乐作焉，自以为石钟山得名之谜豁然解开，竟而至于“笑谓迈曰”,得意洋洋地对儿子宣布自己的“新发现”。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好胜心得到了满足，竟然在自己孩子面前也毫不掩饰得意和喜悦，浑然忘记了自己作为父亲和官员的身份，以赤子之心示人，毫不做作，毫无矜持，这份天真率直如今读来依然令人动容。不但如此，其竟因“得”而“狂”，将士大夫之“惰”，渔工水师之“讷”，郦元之“简”，李渤之“陋”，统统“笑”之，不放在眼里了。

众所周知，散文是作者用来独抒性灵的篇章，《石钟山记》概莫能外。循着苏轼“疑”、“察”、“得”、“狂”的历程，我们感受到的不是一个四平八稳、道貌岸然的官员，而是一个天真活泼、自由率真的文人；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伦理中人，而是一个随意随性的性情中人。

三、卓越的文艺成就

苏轼诗词散文里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使他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在文艺上的杰出成就，不仅取决于当时的历史因素、他个人的抱负和经历，更取决于他善于学习的品质。除了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外，他还从实际生活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注意较有系统地掌握各方面的知识，而又认为各种不同的学术或文艺可以互相沟通、互相启发。《石钟山记》这篇散文，所记述的正是他如何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生活相结合的事实，对我们全面地认识其形象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不仅如此，这篇散文里表现出的苏轼的求索精神和思想光辉，对后人认识其获得卓越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有极大的帮助，对当代学人也有极大的启示。

周国平在《为教育争自由》一文中提炼了爱因斯坦关于教育论述中的两个概念：一是神圣的好奇心，即探索事物的强烈兴趣，以及在这探索中所获得的喜悦和满足感；一是内在的自由，即不受权力和社会偏见的限制，也不受未经审察的常规和习惯的羁绊，进行独立的思考。周先生进一步指出：“在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者身上，都鲜明地存在着这两种特质。”在《石钟山记》中，人们能感受到苏子身上鲜明地存在着这两种特质。对石钟山命名之谜的持久好奇，对前人解说的大胆质疑，抓住机会实地勘察求证，使他终于获得了有力的第一手资料。天真率意的文人性情赤子意趣使他没有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保持了“内在的自由”，而这，恰恰是其获得卓越的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条件。

四、困顿的政治际遇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好长一段时期推行的是学者政治，因而好长时间引领着世界的发展，盖因学者通晓历史，富有普世情怀，对社会抱有理想，一旦时机到来，就会不遗余力地加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苏轼便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但是，文人的率真性情导致他在文艺等方面的敏感度远大于在政治方面的，因而他能够成为卓越学者，可是在政治上却总不成熟，甚至于常常碰得头破血流。

起初，苏轼凭文人意气，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感到不安，他向朝廷献策，要求“励精廉政，督查百官，果断而力行”，表现出要求革新的政治家风度。然而，由于30岁前过的是书房生活，他提出的改革多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忽视法制，加上对时局危机缺乏深刻认识，故而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后，流放地方，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了进一步了解，转而反对废除一切新法的司马光，却又被一贬再贬。

1084年，苏轼刚从黄州谪所被召回，途中在金陵与“政敌”王安石相会，驻留了月余，两人的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肯定有关于变法的，其中争论也是情理之中的。随后，苏轼前往汝州就任，次年被司马光提拔到中央，但很快又因为政见不同而被疏远以致连遭贬谪。苏轼是不是借《石钟山记》来隐约地表达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之间变法之争的看法呢。《石钟山记》是写于苏轼前往汝州途中或者入京以前，那么，应该是苏轼感到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了，自己对变法的看法终于可以面世了，但又对前途拿捏不定，便用了这种隐语的方式。由此来读，“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便当是说，士大夫不肯在变法中深入基层，考察实情。“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意思就更明显了：百姓虽然知道变法中的种种问题，但哪里有发言的权力。其他疑点便也不再是疑点。 至于苏轼笑王安石、司马光谁“简”谁“陋”，就不得而知了！

无可置辩的是，苏轼虽是个失意官员，却能把无所事事的贬谪生涯化作自由的历程，在对文艺和自然的探求中，找寻宇宙的奥秘和生命的奥义，最终“宁静致远”，取得了卓越成就。

这样的解读，可使学生透过文本感知苏轼，了解他的求真和率直、成就和失意，从而较好地实现课堂教学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