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被谋反”的迷雾——《淮阴侯列传》（节选）的文本细节管窥

曹加明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222500)

《淮阴侯列传》（节选）是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史记）选读》中的文本。其中，关于淮阴侯韩信是否真的谋反，历来是史学界的一大谜案。其实，细读文本后，不难发现，太史公司马迁以如椽巨笔精雕细刻的诸多小细节，早已不露声色地替韩信拨开“被谋反”的迷雾。

一、淮阴侯之“辟”

吕后处死韩信，罪名即为谋反，罪状乃是“淮阴侯挈其（陈豨）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即在使左右回避之后，与陈豨谋划谋反之事。既然已经“辟左右”，那么谋反之事只有韩陈二人知晓，那么又是谁得知此谋划场面的呢？后文称“汉十年，陈稀果反”，难道是后来兵败的陈豨招供并指认韩信的吗？如果此事属实，吕后等人会忽略共犯陈豨对韩信谋反的极为有力的指证吗？那么是淮阴侯韩信自己招认了吗？也没有。事实上，韩信被缚后，未经审讯，很快被斩，刘邦吕后似乎并不在乎韩信是否真的谋反，只是要韩信速死；韩信连替自己辩解、以证清白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悔不用蒯通的脱离刘邦另立山头之计。

因此，太史公特意以此“辟”暗示了定韩信谋反之罪并不经审讯迅速杀之，并无真凭实据，乃是“莫须有”的污蔑，甚至就是谋害功臣韩信的吕后、刘邦、萧何等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遮人耳目的伎俩而已。

二、吕后之“诈”与萧何之“绐”

吕后等人得到的举报是“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可见此时被削王爵为侯爵、备受冷落的淮阴侯已经不再是当年“连百万之军”的大将军了，手中可资依靠的力量是仅仅是“家臣”与“诸官徒奴”。可想而知，即使此时刘邦统军在外，韩信手中的此股力量与吕后、萧何掌握的军事力量相比，孰弱孰强，不言自明。如果韩信果真谋反，即使刘邦不在长安，吕后、萧何等人亦可正大光明，顺理成章地讨伐。但事实是，面对这样拼凑的“造反”力量，吕后、萧何等人竟然不去占领道义与舆论的制高点，不去声讨，不是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逼其投降或将其粉碎，而是使“绐”“诈”之计，骗韩信入官，难道是想将“韩信谋反”之害降至最低限度吗？如属实，武帝之前的统治者会放过这一美化刘邦、吕后等人面对叛逆仍然心存善念，只除首恶韩信，不论其余的圣举吗？还是这原本就是刘邦、吕后、萧何导演的惊人骗局呢？

为什么“绐”“诈”骗来韩信后立即处死，而不是公审——哪怕只是小范围地审判一下，让韩信伏法认罪，同时也借此机会，敲山震虎，震慑一下潜在的欲谋叛逆之人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不按照常理，以审讯来消除天下人对谋反问题的猜疑，使天下人对此事的处理心服口服呢？

三、韩信之“悔”

韩信被吕后、萧何欺骗“人贺”后，立即被斩，被斩时，韩信后悔。如果说有口供的话，也只有后悔的这一句话。悔什么呢？是后悔与陈豨共商谋反吗？是后悔与陈豨的谋反发动太迟了吗？

且听韩信之言——此“悔”乃是“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韩信是在后悔没有采用蒯通劝自己另立山头，与刘邦、项羽鼎足三立的计策。“不用蒯通之计”，说明韩信从“当年”到被斩时，都没有用此计，而且是从来也没有打算用此计。从韩信的后悔之语来看，直到即将被斩，他才看清了刘邦、吕后等人过河拆桥的真面目，可惜为时已晚，不肯自立山头、忠于汉室换来的是被斩，还有他临死也不曾料到的“夷信三族”。因而其临终之悔就格外无奈，特别令人扼腕了！

是的，韩信的“口供”——即他的临终之“悔”已无法改变其命运，但太史公却让后人触摸到韩信内心的脉动，更让人质疑刘邦、吕后屠杀韩信的正当性，因为刘邦、吕后凭此“口供”，就杀死韩信、“夷信三族”是毫无说服力的。

四、高祖之“怜”

高祖刘邦“见信死，且喜且怜之”，何怜之有呢？怜韩信虽然谋反，但仍是人才难得吗？既如此，何不网开一面，皇恩大赦呢？怜韩信走上谋反的“错误”道路吗？那为何不听昕韩信的“辩解”，而是当即处死呢？怜当年反秦击楚大业中的战友情、主仆意吗？恐怕刘邦即使有少许此“情’呲“意”，也早已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大局消减得所剩无几了吧！

“且喜且怜之”，此刻的刘邦更多的是掩抑不住的“狂喜”吧！终于铲除了“酣睡者”，可以高枕无忧了，但良心未全泯灭的他，内心深处也有一丝对无辜受戮的韩信的“隗疚”吧。

五、蒯通之“教”

当刘邦抓来蒯通质问——“若教淮阴侯反乎”时，蒯通不推不诿，对日：“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

蒯通坦然承认自己“教淮阴侯反”，且日“竖子不用臣之策”，刘邦为何不以韩信果反来反驳蒯通的“竖子不用臣之策”呢？耐人寻味的是，刘邦不但没有反驳，反而默认了蒯通的“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的感叹。

因此，透过蒯通的敢做敢当，恨韩信不用其策的言语，人们可以发现，韩信“谋反”只停留在说客的劝说阶段，韩信本人从未做思想、军事上的任何“谋反”准备，也正因此，韩信才被蒯通讥为“不用臣之策”的“竖子”。

当然，也许有人会问，这是不是蒯通摆脱屠戮的高明的金蝉脱壳之计呢？那么且看，既然毫无心机、也不准备替蒯通隐瞒什么的韩信临死前已将“吾悔不用蒯通之计”的心迹无意识地泄露出去了，蒯通此时面对刘邦的当面质问，瞒已无益，不如坦荡解释：一因“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二则当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有此二因，刘邦就能释放蒯通吗？恐怕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蒯通坦然陈述并经刘邦默认的那个重要事实——韩信始终未听蒯通之计。

因而，蒯通虽有献计之举，韩信却无谋反之实，韩信甚至没有谋反的念头，更不要说谋反的行动了。因而，所谓的“谋反”，根本没有对汉帝国造成损失，所以，高祖释放蒯通。

六、太史公之“叹”

太史公在《淮阴侯列传》的结尾感叹韩信举动反常，不合情理——“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天下安定了，韩信乃谋反叛，大大出乎太史公及天下人的意料，因为哪怕是寻常之人都不会选择这一时机的。

而韩信这样一个“其志与众异”的人竟然会做如此反常之事，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难道是被“叛逆”之心冲昏了头脑？韩信无论是对先前漂母的一饭之恩，还是对后来刘邦的拜将授权，都是怀着感恩回报之心的。也正因有如此忠心，尽管蒯通巧舌如簧，也不能让韩信动心。

那么，是刘邦对韩信的猜忌、削王为侯激反了韩信吗？且看当年面临淮阴屠中少年的羞辱时，面对拔剑杀之（而自己有可能偿命）与胯下受辱的两难选择，他都深思熟虑地选择了隐忍，因为要把风险降到最低。那么面对削王为侯的降职（只是降职，尚无生命危险），韩信会作何选择呢，继续隐忍，还是冒叛乱不成身死族灭的风险奋起反叛呢？

常人尚知“天下已集”，“谋畔逆”极不现实，“志与众异”、知恩图报、向来隐忍立身的韩信，竟然选择了一个最不恰当的时机，谋划并实施叛乱？

太史公焉得不叹！

在所谓的韩信“被谋反”问题上，太史公借当事各方诸多的细微之处——淮阴侯之“辟”——谋反无据；吕后之“诈”与萧何之“绐”——“绐”“诈”无审，岂合常理；韩信之“悔”——据此“口供”，焉能服人；高祖之“怜”——无故戮人，名“怜”实“愧”；蒯通之“教”——恨信不用，刘邦默认；发出了响彻千年的感叹：“天下已集，乃谋畔逆”，韩信实在是举动反常，不合情理；“志与众异”、知恩图报、向来隐忍立身的韩信真的会谋反吗？

太史公司马迁仅仅是用这些看似不经意却耐人寻味的小细节，替韩信拨开“被谋反”的迷雾；还是同时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