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与元九书》中的文论观

　　白居易做《与元九书》时，自己四十四岁，正值自己被贬为江州司马。他到江州之后，编写诗集十五卷，然后写下了这封给元稹的信，畅论自己在多年的创作过程中所得出的关于诗歌的创作论，也是白居易自己写作讽谕诗歌的理论总结。但是白居易自己的诗歌创作和他自己所认为的创作理论，也是有矛盾，或者说有不相吻合的地方。

　　白居易是一位忠实的儒家弟子，在文章开端就明确的指出：“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根据白居易自己提倡写讽谕诗的观点，他对于《六经》，尤其是对于《诗》的看法，也和孔子最早提倡的一样，在“兴、观、群、怨”之中，将《诗》看做一种社会的文献，并将“怨”的功能作为其首位。这种观点在后面还频繁出现，但是白居易自身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对于创作的起点他却又说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这便又带出了“文”与“质”的关系，虽然孔子早就提出要“文质彬彬”，讲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但是儒家功利性的主张和政治哲学的视角，始终要求着人作为一种可以自觉的以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自己的人，并将这种要求化为了一种无意识的“信仰”。这样的人就是“然后君子”的典范。由此，虽然白居易作为大诗人，他的创作经验使他承认“情”、“言”、“声”的重要性，但是最后还是要到达“义”上面去。原本艺术作品的创作是无法不带有社会属性的，但是将这种属性作为唯一的目的而去强调，导致艺术创作过程中本质的东西而被忽视，这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了。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白居易认为“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对于山水诗人，他是不赞同的，因为他认为这些人的存在，他们诗歌的出现，是六义的缺失所导致的。为什么有的人会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政治的得失，天下的安生与太平，而只在山水之间自得其乐呢？作为儒家弟子和大诗人两种身份居于一身的白居易，认为这是无法理解的问题。即便在他之前不久的诗仙李白，他也认为“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即便是写作诗史的杜甫，也不能够让他满意，“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甫写作的诗歌非常之多，但是能够符合白居易的文学观水准的，也只有那三四十首了，所以他感叹道：“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

　　从先秦圣人一直说到自己时代之前的李杜，白居易认为孔孟之后六义的渐渐为人所遗忘、所误解等原因，导致了“文学”的一代不如一代。但是这样的“文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白居易接下来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是如何的很早就开始识字，然后勤学苦读，专于科试，同时并没有忘记在作诗上下功夫。但是对于政治生涯的渴求给白居易带来了人生观的改变，他自己出身贫苦，也同情和他一样的普通大众。而最终为自己挣得一官半职之后，便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就是白居易对自己创作生涯的总结，要求诗歌要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能够起到“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的功效为最好，这也是白居易对自己在政治旅途上的希望。但是现实却往往与理想相悖，白居易不仅没有接近这样的愿望，并且还被权势所排挤。他所作的讽谕诗，“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诗歌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可以说文学的功底非常之深厚了，但是在政治的世界中，却遭到了“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的下场，使得白居易自己也感慨“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白居易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具有非常高的审美意味。但是他作为一个儒家弟子，却将自己的政治愿望与自己的文学理论混在了一起，没有很好的区分开来。和所有的儒生一样，白居易也希望自己通过文章、通过仕途，为自己谋得统治阶级内的一席之地，然后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甘愿为民请命，而不怕“实录”现实，“直书其事”。但是他也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中所会遇到的悲哀，一厢情愿的热情最终化为了对自身、对社会、对历史、尤其是对文学传统的不满。这种情况在他之前就有，在他之后更多，但是作为大文学家、大诗人的白居易，因为这样的遭遇，才将政治欲望混进了文学理论，也正是因为自己身份的独特，而强调文章要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才可以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这样的主张有利也有弊，对于已经作文作诗轻车熟路的白居易自己，这是一种在创作成熟期所对自己进行的总结，为自己制定的目标。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为其他人所观看的时候，就颠倒了文艺的本质。白居易并不是没有强调审美的重要性，但是他对于功利性的追求过于显眼，在《与元九书》这篇文章之中几乎通篇都在叙述这么做的起因和始末，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只有为政治服务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替老百姓申冤的诗歌才是好诗歌。这样的文学作品并非没有好的，但是好的文学作品绝不只局限于此。文艺作品创作的起点，应该是作者感情与现实的共鸣。《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咏言”；《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等等。在文艺作品创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审美的第一性，这是文学的本质，没有美不成为文学，而若是只有政治的声音，那与政府的工作报告没什么两样，也就没有了所谓的“诗史”或者“现实主义”。白居易所提倡的“为时而著”虽然要求文章要尽量贴近时事，揭露现实弊端，为政治教化服务，但是这不是一种文学的范畴，而是文学自由下的自行选择，只有自身愿意才会那么做。“为事而作”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如果抛却政治的影响，仅仅看现实主义层面的主张，那么什么样的文学是不“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呢？文学的来源只有一个，所有事情都发生在这唯一的源泉之内，这不仅仅是社会的属性，也是人自身的属性，作为创作者的人既不能超出这一范畴，也不能违背这一范畴。而即便要求功利性的文章，也并非一定只有“裨补时阙”、“为民请命”的作品可以达到，文学的范围极其广阔，文学的功用也具有多面性。但无论要求文学做什么，都离不开审美的第一性，都不能抛弃艺术美的存在。古罗马贺拉斯所提出的“寓教于乐”就是合乎艺术创作本质而驱身功利性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