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改编：理论与实践（上篇）

　　【论文摘要】从小说到电影改编的转换中总会有"丢失的东西"，所以历来电影改编被赋予偏见与矮化。上世纪60、70年代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出现废除了小说与电影之间的等级制度，后结构主义更是撕裂了作为艺术之源点的作者，使得电影改编脱离了"次等文学、寄生文学"，在各种多元理论与思潮下开启了对电影改编的概念化思考。特别是在新媒介趋势下电影改编呈现出新的"转码"要融入到更大的数码流中，形成了小说、电影和电影改编三足鼎立的新关系。这就为最初的改编要"忠实"于原著的理论思想提出了困惑。

　　【论文关键词】文学电影改编偏见新媒介困惑

　　一、偏见的根源

　　一部由斯派克·琼斯（SpikeJonze）导演和查利·考夫曼（CharlieKaufman）编剧的，既是"改编的"又是"关于改编的"影片，且实际的片名也叫《改编》（Adaptation,2002）。影片改编自苏珊·奥尔琳（SusanOrlean）的《兰花贼》（TheOrchidThief）。原作是一部非虚构性作品，讲述一个名叫拉·罗什（LaRoche，克里斯·库珀/ChrisCooper饰演）的人在福罗里达大沼泽国家公园偷采兰花的故事。这部令人头晕目眩的反身性的电影所关注的重点不是兰花贼，而是小说的改编者费力地写作一个关于改编者查利·考夫曼（NicolasCage/尼古拉斯·凯奇饰演）如何努力改编剧本的剧本。因此，《改编》是一部改编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原创剧本，它将一本非虚构的作品变成了一次虚构性的历险。

　　电影《改编》提出了我们应该如何谈论与小说的电影改编有关的问题。长久以来，电影改编理论和批评的传统语言完全是说教的，充满了暗示改编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文学的术语，比如："不忠、背叛、堕落、扭曲、亵渎、玷污、世俗化、粗鄙化"，每一个术语都代表具体的指控和责难。"不忠"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一本正经的言外之意；"背叛"意味着道德上的不忠；"堕落"具有非法的涵义；"扭曲"暗示审美的反感；"玷污"让人想到了性暴力；"粗鄙化"就是审美格调的退步；"世俗化"则有可能亵渎神明。

　　正如《改编》所表明的，对于"改编"，人们可以轻松地想到许多相当武断的比喻，不过，标准的修辞常常采用一种伤逝的话语，哀叹从小说向电影转换的过程中"丢失的东西"，漠视改编到底"赋予了什么"。例如，在1926年发表的一篇"骂文"中，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Woolf）指责电影改编将小说复杂、微妙的"爱"简化成"吻"，或者将"死亡"简单地翻译为"灵车"[1]。更加司空见惯的是，有关改编的话语一再地确认了文学之于电影不言自明的优越性。我想在此指出，这里面的很多话语/论述关注的是"改编的质量"（Quality）这个相当主观的问题，而不是另一些更加有趣的方面：改编的理论性质（Status）和改编的分析价值（Interest）。因此，我的目标不是要纠正针对具体影片做出的错误的价值评断，而是要打破某些未经证实的信念，然后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观点。因为正是那些未经证实的信念建构了电影（电影画面）在小说（文学语言）面前卑微的地位。

　　一般而言，"电影不如文学"的论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说服力，部分原因在于无可争辩的事实：很多根据著名小说改编的影片都是平庸之作或者走火入魔。但我坚持认为，这些"洞见"同样源于某些关于两种艺术之间根深蒂固的，并且常常是无意识的假定。与文学相比，电影改编要"低人一等"的直觉，源于一系列深层的偏见。首先，它源于对历史靠前、资历深厚之事物优先的定位：假定更古老的艺术必然是更好的艺术。通过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MacLuhan）所谓的"观后镜逻辑"（Rearviewmirrorlogic），岁月可以增加艺术的威望。在这个逻辑中，文学作为德高望重的艺术，当然会被认为比年轻的电影更优越。以此类推，电影又会被认为比电视更优越。在这里，文学得益于一种双重的"优先权"：1.文学之于电影，具有普遍优先的历史；2.小说之于电影，也具有特定的优先性。在评价改编的地位时，偏爱优先性，实乃一种非法的标准；拿最好的文学与最糟的电影进行比较。例如，批评家在痛斥电影改编对现代主义小说的"背叛"时，却忘了电影对大量非现代主义小说的"救赎"。他们指责约瑟夫·斯特里克（JosephStrick）对乔伊斯（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的改编，却忘了赞美希区柯克（Hitchcock）对杜·莫里耶（DuMaurier）的故事"群鸟"（TheBirds）进行的创造性改造，以及库布里克（Kubrick）对皮特·乔治（PeterGeorge）的《红色警戒》（RedAlert）令人难忘的讽刺性的重新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