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庞杂与启蒙的失落

　　摘 要：王安忆的“文革”小说《启蒙时代》讲述了青年一代南昌、陈卓然等的精神成长史，并将其心灵成长的资源归结为市民社会的生活形式及其内在思想的启迪。小说在叙事中呈现了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各异的人物对南昌的启蒙，客观上形成了不同思想见解和不同话语系统的对话与交锋。然而，在这样一个话语杂陈的图景中，小说价值选择的落脚点却是所谓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这种价值虚无主义最终将导致启蒙理性与自由精神的失落，使小说中的启蒙主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关键词：日常生活 市民社会 话语 对话 启蒙  

　　 王安忆创作的以知青生活为题材，以“文化大革命”为时代依托的小说数量众多，其早期知青小说，如《69届初中生》《雨，沙沙沙》《命运》《广阔天地的一角》《本次列车终点》《上种红菱下种藕》《绕公社一周》等等，在“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大环境下，铺陈上海市民生活的种种情状，抒写平凡之人、庸常之人的琐细繁杂的生命体验。因此，王安忆小说中的“文革”被深植于叙事背景之中，而前景中的则是人物世俗世界中的利益纷争、社会关系、人生悲喜，即使是精神层面的痛苦也都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困境。在这些小说里，我们很少看到那种对“文革”时期典型事件、典型场景、典型人物的描写，比如：她的小说中很少渲染阶级斗争的暴力血腥场面，小说中的人物也很少有那种疯狂的思想卫道士，也很少有那种理想化、道德化的英雄人物，更少有人物之间的思想论辩和对峙。按照她的说法：“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譹？訛;“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生活）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养英雄的生计，是培养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譺？訛。在此，作者流露出一种以日常叙事反观宏大叙事，以城市居民的日常伦理批判“文革”生硬教条的政治伦理，以日常生活中感性的、生动多变的话语反衬出革命话语的空洞僵化、大而无当，从而建构出一种与革命政治相区别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学的创作倾向，使日常生活成为批判“文革”政治意识形态的武器。但是在其早期作品中，这种日常生活的政治立场主要靠一种“生活流水账”的写法，堆砌细节，积累体验，沉浸于凡俗生活的种种表象。而小说《启蒙时代》则与此不同，它创造了一幅思想与生活相交织、相杂糅的画面，都市生活的精致华丽、少年成长的困苦烦恼、各种思想观念和历史叙事都融合在小说的情节之中，生活与思想、物质与精神在此犬牙交错，环环相扣，而作者正是以这种方式发掘出所谓“市民社会的内在精神”，使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进一步升华，成为南昌、陈卓然等一代青年在荒芜年代的启蒙文化之源。

　　 一、“文革”意识形态下的沉默人生

　　 《启蒙时代》的中心人物南昌，是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少年，生活在一个“革命家庭”之中。所谓“革命家庭”就是那些有着优秀革命传统和崇高政治地位，家庭成员是革命干部，忠实于革命信仰的家庭。现代文学中，“革命家庭”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叙事的新型家庭形象，既反叛了传统封建家庭，也不同于“五四”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现代文明的家庭，它设想了一种以革命的政治伦理作为家庭伦理终极取向的新型家庭，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启蒙时代》通过对“革命家庭”生活细节的描绘，突进“革命家庭”内部，颠覆了“革命家庭”的文化形象，南昌的家庭生活具有一种集体化的粗放特征，家庭成员之间疏离、隔阂，冷漠是这种家庭关系的最好诠释。南昌与父亲在思想上虽有交流和争执，但在生活中则完全是陌生人，父亲偶尔的温情使他不舒服，他甚至恐惧于触碰父亲的身体。在这个古怪的家庭中，亲情是不能具体化，不能具有生活形态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导致的亲人之间的冷漠、痛苦在南昌母亲自杀的情节中更使人觉得悲凉，小说中写道，他“明白这曾经是母亲视野里的景色，最后的景色。可他还是觉得隔膜，因为母亲于他，几乎是个陌生人”？譻？訛。

　　 二、多重话语中的思想启蒙

　　 在真正融入上海市民生活之前，南昌还是一个懵懂无知，满脑子都是简单的阶级斗争思想的少年。他的第一个启蒙者是陈卓然。小说中，陈卓然的生活经验像南昌一样匮乏，但他博览群书，从各类文学著作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著作，他尽收囊中，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等等。他能引用马恩的经典理论分析当前的革命形势，搬出人性与信仰的命题帮助南昌认识革命中父与子的关系，他还经常思考一些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大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可以说，陈卓然是一个以书本的理论知识引发南昌思考的启蒙者，然而少年的心智毕竟不能悟到理论的艰深奥义，不能把握他所提出的宏大问题，这就使他的很多观点显得狂热而荒谬，比如，他陶醉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雄辩，用那些磅礴华丽的议论解读“文革”中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关系，完全是机械的挪用;他猜测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重新划分世界，这暴露出他思想的幼稚和政治的迷狂。陈卓然和南昌的辩论和思考时时带有少年的浅薄无知、耽于幻想和富于激情的特质，而陈卓然的思维也没有走出极“左”意识形态的苑囿，机械的唯物史观、生硬的阶级理论，仍然是他建构自己与外在世界关系的主要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