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缘何见韩非

　　[摘 要]《史记》载秦王因孤愤、五蠹之书而欲见韩非，回顾经典、对《孤愤》、《五蠹》主旨意涵进行解读就成为探究秦王欲见韩非的最初动机的中心路径。另结合秦国自商鞅以来法家思想的政治传统、嬴政的性格特征、秦王政与吕不韦之间的君相矛盾等因素，秦王与《孤愤》、《五蠹》的契合度极大提升，奠定了以后秦汉政权对法家思想的悦纳的第一步。

　　[关键词]秦王；韩非；《孤愤》；《五蠹》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1]因为两篇文章而欲见作者并不奇怪，但为见作者而攻打一个国家就不得不令人吃惊于秦王的急切心情和《孤愤》、《五蠹》篇的魅力了。历来学术界对于《韩非子》各篇的真伪、法家“法、术、势”的思想体系、法家思想对于秦汉政权统治的影响等问题均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究（1），而本文所欲做的工作则是回归文本、立足经典，从《孤愤》、《五蠹》篇的文本解读出发，探究秦王欲见韩非的动机问题。

　　一、《孤愤》篇解读

　　要理解秦王对见韩非的热切愿望，我们首先应该理解《孤愤》、《五蠹》篇所表达的主旨思想。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我们虽然无法确定《孤愤》、《五蠹》篇的立论篇目和成书先后，但其确为韩非所做是学界所普遍认同的，（2）此处不加赘述，可以说《孤愤》、《五蠹》是对韩非子思想比较忠实的反映。

　　《孤愤》开篇第一句：“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2]构建了智术、能法之士的崇高形象，可视为全篇的立足点，全篇文章便是围绕智术、能法之士的“孤愤”所展开的。

　　韩非对于“孤”的定义是“处势卑贱，无党孤特”，意即孤独；对“愤”的定义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由愤而生仇，可见愤慨之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孤愤”即孤独和愤慨之意。

　　在这篇文章中，韩非反复慨叹智术、能法之士身处危亡之境，依然与“当涂之人”作生死斗争。文中的“法术之士”尽管是泛指而非特指，但其形象却很鲜明：耿直忠诚、勇敢无畏、孤立无援，充满着孤寂愤慨的悲壮。韩非以悲愤激切的情感塑造出一个孤愤之士的形象，其中显然也有着自己的影子。

　　与孤愤之士相对，韩非塑造的另一类人物形象，这就是当涂之人、“重人”，也即“奸劫弑臣”。这里对于“重”字的理解是一个关键点，很显然，韩非所刻画的“重人”与“当涂之人”是近似的形象，即贵重之臣、“奸臣”。他们内外勾结、上下欺瞒、结党营私、顺昌逆亡，可谓千古奸臣的典型形象。周勋初认为：“韩非使用了文学写作上的高超手段，将历史上和现实中这些权臣的言论和行动综合起来，塑造成为一个奸臣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的社会意义，就不是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人物所能比拟的了。”[3]通过智术、能法之士与重人、当涂之人的对立，韩非所表达的主旨思想就是提醒君王巩固专制，善用智术、能法之士，贬抑当涂之人，其渴望君王专制的诚恳溢于言表。

　　作为韩国的公子，韩非所描述的情形自然首先是针对韩国局势的，但《孤愤》所述与与嬴政初继君位时秦国的政坛状况也是吻合的，这集中表现为吕不韦、嫪毐在秦国政局中的重臣角色。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载吕不韦在秦庄襄王时，即已拜为丞相，秦王赢政即位后，又“尊为相国”。《汉书》中载“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4]。赢政即位时只有十三岁，吕不韦又和太后有特殊的暧昧关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吕不韦，其权臣形象正契合了韩非所谓“当涂之人”。

　　吕、嫪盛极时，“秦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5]那些追求富贵名利、仕途通达者纷纷投奔他们门下，一时间吕不韦和嫪毐一呼百应，门庭若市。就连学者们也为了得到丰厚的俸禄而到处宣扬他们的功绩，传诵他们的贡献。君相之间的矛盾只需一个小的契机便可猝然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