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呼兰河传》看萧红的小说艺术特点

　　内容摘要：身处20世纪的萧红是东北作家群中最具艺术才情的作家，从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写作特点：运用儿童视角，将小说散文化，思考国民性，关注小人物命运。

　　关键词：萧红 《呼兰河传》 艺术特点

　　萧红，身逢乱世，几经波折，走完了她短暂的31年的人生历程，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的确当得起“30年代文学洛神”这个美誉。《呼兰河传》是广为称赞的作品，也最能反映萧红的小说艺术特点。

　　一.儿童视角

　　儿童视角，就是以儿童的眼光去看世界，通过孩子的不经世俗影响的眼光来观察与透视生活，发掘出成人因为受到道德伦理的限制而难以体察或忽略的生存景观。创作主体主要以符合儿童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指导思想来选择材料与组织写作，以另一种叙事方式来审视和表现世界。

　　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以一个四五岁的孩童的视角来展开叙事的，写了呼兰这个小城的风土人情，包括东二街上的五六尺深的大泥坑这样特殊的景象，放河灯、跳大神、野台子戏等民间习俗以及诸如卖豆芽菜的王寡妇、漏粉工、拉磨工、小团圆媳妇等一系列卑微的小人物。因为叙述者的年龄特征，所以文中有许多儿童式的充满天真和稚气的描写，如：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①

　　同时，小说的视角又是不完全的儿童视角，因为它时常带有成人的影子，有一个隐含的成人叙述者。因为作者是站在成人的立场上回溯往事的，她会以成人的判断来审视童年的故事，许多的评判标准再也不局限于曾经那个懵懂少年，而带入了许多社会所赋予的属于成年世界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内容。这体现在萧红的选材并不局限在儿童眼中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小说开篇的一些关于人情的描述，这些并不是一个孩子可以看得到并且能看得那么深刻的。

　　这种特殊的儿童视角一方面以它具有的童真童趣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感染力，另一方面，这种儿童视角自然客观，它并不是叫嚣式地指责，反而更能加强小说的批判性，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因为如此黑暗、凄苦不堪的场面居然被一个孩子看在眼里，不禁令人胆寒，产生出救救孩子的责任心。

　　二.小说的散文化

　　《呼兰河传》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一种散文化的小说。将小说散文化，萧红或多或少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影响，吸收了屠格涅夫的抒情性艺术手法。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苏俄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苏俄文学被译为中文的作品比其他国家要多，而屠格涅夫又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在这种背景之下，萧红在她的中学时代，就读过屠格涅夫的作品，包括《猎人笔记》、《白净草原》等。屠格涅夫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在于他的抒情手法，他的作品读来有一种散文诗的韵味。他曾经说：“我容易感受诗意。”②

　　萧红正得益于此，完成了她独特的散文化小说，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在结构上与其它小说完全不同，不具备贯穿全文的线索，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中心人物，而是一幅幅独具东北特色的风俗画面和一个个似乎关联不大的小故事。《呼兰河传》描写了诸如跳大神、放河灯、看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等民间风俗，也断断续续地写到了一些小人物的辛酸悲苦，例如卖豆芽菜的寡妇、漏粉工、小团圆媳妇、冯歪嘴子等。第二，《呼兰河传》带有萧红浓厚的主观情绪，像散文诗一样承载着她内心的情感波动。萧红的《呼兰河传》采用了回忆的方式展开，她的回忆带着对童年生活的一种浓浓温情和对贫苦百姓的一种无边悲哀，使我们在读小说时，能看到作品背后那个多愁善感、细腻贴心的萧红。例如文中写到跳大神的时候就流露出她讽刺中又充斥着伤感的情绪，“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③如果说一定要给《呼兰河传》理出一条线索，那么这个线索就是作者的情绪，萧红带着一个女性天生的敏感多情，为我们展现了她独特的人生体验、心理和情感世界。这样我们既可看到一部分客观的叙事描写，也能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作者的心迹，真实感与亲切感的融合，给读者带来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这些传统小说不具备的散文化描写与抒情正是茅盾所说的小说之外的“诱人”之处。

　　三.对国民性的思考

　　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的大变革时代，风云变幻，中华民族正在努力地寻找着自己的出路，许多作家将题材对准到对国民性的探索上来，他们渴望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触动民族劣根性，萧红也是其中之一。

　　在《呼兰河传》中，作者用一种温和的讽刺笔调描摹了民众愚昧、麻木、冷漠的特点。她看到了中国人的病态的灵魂：东二街上的五六尺深的大泥坑，总是有不少人或者是牲畜陷入其中，可笑可恼的是，这么一个祸害，居然没有人带头整治填补，反倒成为大家看热闹的好去处和吃上便宜死猪肉的借口；东二道街南头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失去独子后悲痛致疯，本已悲苦万分，多有不易，无人施舍怜悯之心已感心寒，然而可气的是作为她唯一的收入来源的豆芽菜还偶尔会被人偷去；赶车的胡家喜欢跳大神，只要儿媳妇为老太太张罗跳大神，老太太就十分得意，并引来一群人看热闹，文中写到“因为老胡家跳神跳得花样翻新，是自古也没有这样跳的，打破了跳神的记录了，给跳神开了一个新纪元。”④把农村的迷信和愚昧写得淋漓尽致；小团圆媳妇在婆家本就受到残忍的虐待，折磨致重病以后，狠心的婆婆采取各种荒唐的民间药方折磨这个年仅十几岁的小姑娘，对于孩子撕心裂肺的哀嚎，周围的人只管看热闹，根本无人理会，小姑娘就这样活活被整死，民众冷漠自私至此；冯歪嘴子和王大姐自由结合，民众采取鄙视和取笑的态度，常偷听二人的私房话作为传播流言的来源，王大姐死后，也没人对冯磨倌表示任何的关切与同情，只是把他当成取乐玩笑的把柄。这一系列荒唐事，都反映了作者对中国民众国民性的揭露和批判，正如鲁迅先生对于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一样，萧红也深入地认识到中国民众的灰色的灵魂，只不过作为一个温情的女性，她更多的是“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