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部公房早期作品的寓意探究
2022-06-09
一、安部公房的经历与思想倾向
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曾经说过："如果安部公房健在，那么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归属于我，而是他。"可见安部公房对于日本当代作家的影响至深，安部公房生于东京泷野川一个医生的家庭，原籍北海道。公房出生翌年，举家到了沈阳。小学、中学在沈阳就读，已经开始阅读家中收藏的《世界文学全集》、《近代戏剧全集》，对表现主义的作品深感兴趣。1940年，公房16岁中学毕业后，独自回国入东京成城高校，攻读理科。不久得了肺病，又回到沈阳的父母身边，疗养了一年。1942年春，再次回国复学。这时东京的战争气氛更加浓厚，学校加强军事训练，他十分嫌恶。面对时代的不安，他埋头研读尼采、雅斯贝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倾倒陀思妥耶夫斯基，涉猎了他的许多文学作品。1940年回日本升学。194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医学系，喜爱搜集昆虫标本和醉心于里尔克的《形象诗集》。1944年10月，东京战局日趋紧张，全国总动员，全面征兵，他估计日本将败，便伪造诊断书，休学到了沈阳。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冬上，其父感染斑疹伤寒而亡故。他与作为作家的母亲被遣返回到故里北海道石狩川流域的祖父母家，然后自己只身上了东京。可以说，他幼少年时代从出生地。成长地、原籍地来回过着游移不定的生活。他自己也说，写自传开头总是无从下笔，因为他是个没有故乡的人。在他感情底部流动着对故乡的一种憎恶，也许他的文学思想是由于这种背景而来。
二、安部公房的早期作品《红茧》的寓意探究
安部公房的早期作品中，短篇小说《红茧》是一篇颇能代表其风格的重要样本。《红茧》创作于1950年，于次年获得日本第二届战后文学奖，以此为契机，安部的作品逐渐得到文坛的认可和关注。
小说描写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变成红茧的离奇故事。显然，这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寓言，但是寓言的前提为作品创造了广阔的叙述空间。在小说中，安部利用寓言的想象空间，驰骋于梦境与现实之间，描述了每个现代人都有可能面临的存在困境。他运用"变形"的手法揭示出都市化背景下个体的无力感和孤独的境遇。
《红茧》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天色将暮。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回家，而我却无家可归。"小说一开始就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的矛盾。可是这样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们自始至终不清楚他是谁。除了他是男性之外，我们不知道他相貌如何，年纪多大，是东京人还是大阪人……。作者有意识地模糊了他的个体特征，而使他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抽象而又普遍的存在。
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主角常常只是一个字母"K"。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如此，他们有的国籍暧昧：阿尔贡（《魔法粉笔》）、S·卡尔玛（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有的干脆就是符号：K（《闯入者》）。在另一部小说中，主人公居然就叫"考门（common）"，安部显然意在强调人物的普通性和一般性。正如威廉？巴雷特对存在主义文学的评述："小说所涉及的只是无面无名的主人公的形象，他既是每一个人，同时又谁都不是"。在安部的作品中，符号化的主角面临的生存处境是日本战后社会的一个缩影，是一种普遍的历史心境的反映。
小说围绕主人公遍寻住所而不得的遭遇展开，从"无家可归的人=无产者"的经验性视角来看，我们很容易产生和花田清辉相似的看法，他在《红茧》中读出了没有家的无产者的悲哀。但这篇作品显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学。
小说中选用人赖以栖身的基本需求"房屋"凸显出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在现代社会里，"房屋"成了人存在的证明。这是一个日益物质化的都市社会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异化。小说中个体的漂泊直至最后的消失证明了一个没有住所的人，在物化的都市中意味着丧失了所有的身份，甚至是人的身份。物质上的匮乏使人转瞬间变得无足轻重，被原先熟悉的世界抛离，失去了存在的权利。
卡夫卡曾经在《骑桶者》中描述过相似的故事：在寒冷的冬夜，没有钱买煤取暖的主人公骑上空空的煤桶，去煤店老板家要一些煤。而向煤店老板娘苦苦哀求的"我"与空煤桶轻得象空气一样，甚至连"一条妇女的围裙就能把它从地上驱赶起来"。
不难发现，安部与卡夫卡一样"重心始终是人，人的生活"。生活基本需求的矛盾使主人公接触到存在的核心，生活的荒诞本质真实地展现在他们面前。《红茧》中的主人公急迫地希望回归生活的中心："重复着自问过几万遍的疑问：街上房屋鳞次栉比，为什么没有一栋是我的家？……"这是对荒诞现实的质问和对真实存在的渴望，他的焦虑和孤独感受代表了一种时代的思想病症。
《红茧》中"我"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安部在对荒诞、不和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上提炼出的形象。安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工人劳动者生活的了解，积累了深刻的社会认识。《红茧》中"我在房屋与房屋之间的狭窄缝隙中不住地缓步前行"，这形象地刻画了人在都市中常常体会到莫名的压迫感和无力感，而这正是在都市化背景下个体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异化威胁。
《红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矛盾的个体，他认识到了存在的困境，但是他却想，"也许我并不是没有家，只是忘记了而已。"这种自欺的态度最终阻碍了他对荒谬现实的超越。在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个谨小慎微、温良恭顺的小人物。他在要求生存权利时态度谦和；他对于法律和专制心怀敬畏。他将自己面临的荒谬现实看作了一种宿命："这样说，漂泊的犹太人就是指我了？"所以最后等待他的是"变形"。
黑格尔认为，隐喻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利用'感觉'现象来表达'精神'现象。"《红茧》中的"茧"虽然是一个具体的形象，但它所传达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它的客观意义。它的空无、封闭都代表了某种"精神"现象，这是安部使用"变形"手法进行隐喻陈述的体现。
《红茧》中"我"匪夷所思地变成了一个空空的茧。在异化的世界中，消亡的个体象征了一种生存处境。在卡夫卡的《骑桶者》中，主人公在要求被拒绝之后，骑着空空的煤桶"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两位作家都提供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逃遁可能，这样的结尾暗示了在现实中人在被社会疏离，存在权利被褫夺之后剩下的只有黯淡结局。
在"我"变成茧之后，"茧的里面时光停滞。外面天色变暗，茧里却永远是黄昏，里面照射出的夕阳的光芒把茧映得通红。"这个静止的画面充满了温暖和谐的假象。但紧接着"他"登场了，"他"发现了变成了茧的我，觉得捡了个稀奇的玩艺儿，并把我"丢进了他儿子的玩具箱里"。作者利用这个突然出现的外力打破了温暖的童话式的假象，把丧失了存在权利的个体的渺小、无足轻重的真实图景呈现到读者面前。
小说中先用写实的手法引出了"疏离感"这一主题。当主人公向象征着有产者的"女人"问询，希望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住所，获得自己存在的证明时，女人的表情经历了如下的变化。
I从半开关掩的窗户里露出一张女人的似乎很亲切的笑脸
II女人的脸顿时紧张起来
III女人的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
IV女人的脸变成了一堵墙壁（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从"笑脸"到"墙壁"的变化彰显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我"在看到女人的脸变成一堵墙壁的时候，不禁慨叹"这就是女人笑脸的真相"。此外法律与国家机器也对无家可归者严加逼迫，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社会的制度化冷漠，即人与社会的疏离。
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曾经说过："如果安部公房健在，那么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归属于我，而是他。"可见安部公房对于日本当代作家的影响至深，安部公房生于东京泷野川一个医生的家庭，原籍北海道。公房出生翌年，举家到了沈阳。小学、中学在沈阳就读，已经开始阅读家中收藏的《世界文学全集》、《近代戏剧全集》，对表现主义的作品深感兴趣。1940年，公房16岁中学毕业后，独自回国入东京成城高校，攻读理科。不久得了肺病，又回到沈阳的父母身边，疗养了一年。1942年春，再次回国复学。这时东京的战争气氛更加浓厚，学校加强军事训练，他十分嫌恶。面对时代的不安，他埋头研读尼采、雅斯贝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倾倒陀思妥耶夫斯基，涉猎了他的许多文学作品。1940年回日本升学。194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医学系，喜爱搜集昆虫标本和醉心于里尔克的《形象诗集》。1944年10月，东京战局日趋紧张，全国总动员，全面征兵，他估计日本将败，便伪造诊断书，休学到了沈阳。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冬上，其父感染斑疹伤寒而亡故。他与作为作家的母亲被遣返回到故里北海道石狩川流域的祖父母家，然后自己只身上了东京。可以说，他幼少年时代从出生地。成长地、原籍地来回过着游移不定的生活。他自己也说，写自传开头总是无从下笔，因为他是个没有故乡的人。在他感情底部流动着对故乡的一种憎恶，也许他的文学思想是由于这种背景而来。
二、安部公房的早期作品《红茧》的寓意探究
安部公房的早期作品中，短篇小说《红茧》是一篇颇能代表其风格的重要样本。《红茧》创作于1950年，于次年获得日本第二届战后文学奖，以此为契机，安部的作品逐渐得到文坛的认可和关注。
小说描写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变成红茧的离奇故事。显然，这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寓言，但是寓言的前提为作品创造了广阔的叙述空间。在小说中，安部利用寓言的想象空间，驰骋于梦境与现实之间，描述了每个现代人都有可能面临的存在困境。他运用"变形"的手法揭示出都市化背景下个体的无力感和孤独的境遇。
《红茧》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天色将暮。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回家，而我却无家可归。"小说一开始就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的矛盾。可是这样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们自始至终不清楚他是谁。除了他是男性之外，我们不知道他相貌如何，年纪多大，是东京人还是大阪人……。作者有意识地模糊了他的个体特征，而使他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抽象而又普遍的存在。
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主角常常只是一个字母"K"。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如此，他们有的国籍暧昧：阿尔贡（《魔法粉笔》）、S·卡尔玛（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有的干脆就是符号：K（《闯入者》）。在另一部小说中，主人公居然就叫"考门（common）"，安部显然意在强调人物的普通性和一般性。正如威廉？巴雷特对存在主义文学的评述："小说所涉及的只是无面无名的主人公的形象，他既是每一个人，同时又谁都不是"。在安部的作品中，符号化的主角面临的生存处境是日本战后社会的一个缩影，是一种普遍的历史心境的反映。
小说围绕主人公遍寻住所而不得的遭遇展开，从"无家可归的人=无产者"的经验性视角来看，我们很容易产生和花田清辉相似的看法，他在《红茧》中读出了没有家的无产者的悲哀。但这篇作品显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学。
小说中选用人赖以栖身的基本需求"房屋"凸显出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在现代社会里，"房屋"成了人存在的证明。这是一个日益物质化的都市社会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异化。小说中个体的漂泊直至最后的消失证明了一个没有住所的人，在物化的都市中意味着丧失了所有的身份，甚至是人的身份。物质上的匮乏使人转瞬间变得无足轻重，被原先熟悉的世界抛离，失去了存在的权利。
卡夫卡曾经在《骑桶者》中描述过相似的故事：在寒冷的冬夜，没有钱买煤取暖的主人公骑上空空的煤桶，去煤店老板家要一些煤。而向煤店老板娘苦苦哀求的"我"与空煤桶轻得象空气一样，甚至连"一条妇女的围裙就能把它从地上驱赶起来"。
不难发现，安部与卡夫卡一样"重心始终是人，人的生活"。生活基本需求的矛盾使主人公接触到存在的核心，生活的荒诞本质真实地展现在他们面前。《红茧》中的主人公急迫地希望回归生活的中心："重复着自问过几万遍的疑问：街上房屋鳞次栉比，为什么没有一栋是我的家？……"这是对荒诞现实的质问和对真实存在的渴望，他的焦虑和孤独感受代表了一种时代的思想病症。
《红茧》中"我"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安部在对荒诞、不和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上提炼出的形象。安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工人劳动者生活的了解，积累了深刻的社会认识。《红茧》中"我在房屋与房屋之间的狭窄缝隙中不住地缓步前行"，这形象地刻画了人在都市中常常体会到莫名的压迫感和无力感，而这正是在都市化背景下个体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异化威胁。
《红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矛盾的个体，他认识到了存在的困境，但是他却想，"也许我并不是没有家，只是忘记了而已。"这种自欺的态度最终阻碍了他对荒谬现实的超越。在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个谨小慎微、温良恭顺的小人物。他在要求生存权利时态度谦和；他对于法律和专制心怀敬畏。他将自己面临的荒谬现实看作了一种宿命："这样说，漂泊的犹太人就是指我了？"所以最后等待他的是"变形"。
黑格尔认为，隐喻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利用'感觉'现象来表达'精神'现象。"《红茧》中的"茧"虽然是一个具体的形象，但它所传达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它的客观意义。它的空无、封闭都代表了某种"精神"现象，这是安部使用"变形"手法进行隐喻陈述的体现。
《红茧》中"我"匪夷所思地变成了一个空空的茧。在异化的世界中，消亡的个体象征了一种生存处境。在卡夫卡的《骑桶者》中，主人公在要求被拒绝之后，骑着空空的煤桶"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两位作家都提供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逃遁可能，这样的结尾暗示了在现实中人在被社会疏离，存在权利被褫夺之后剩下的只有黯淡结局。
在"我"变成茧之后，"茧的里面时光停滞。外面天色变暗，茧里却永远是黄昏，里面照射出的夕阳的光芒把茧映得通红。"这个静止的画面充满了温暖和谐的假象。但紧接着"他"登场了，"他"发现了变成了茧的我，觉得捡了个稀奇的玩艺儿，并把我"丢进了他儿子的玩具箱里"。作者利用这个突然出现的外力打破了温暖的童话式的假象，把丧失了存在权利的个体的渺小、无足轻重的真实图景呈现到读者面前。
小说中先用写实的手法引出了"疏离感"这一主题。当主人公向象征着有产者的"女人"问询，希望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住所，获得自己存在的证明时，女人的表情经历了如下的变化。
I从半开关掩的窗户里露出一张女人的似乎很亲切的笑脸
II女人的脸顿时紧张起来
III女人的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
IV女人的脸变成了一堵墙壁（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从"笑脸"到"墙壁"的变化彰显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我"在看到女人的脸变成一堵墙壁的时候，不禁慨叹"这就是女人笑脸的真相"。此外法律与国家机器也对无家可归者严加逼迫，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社会的制度化冷漠，即人与社会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