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赵氏孤儿》编剧艺术得失

　　陈凯歌是一位具有深重的文化意识和人文情怀的导演，2010年出品的《赵氏孤儿》试图综合商业大片的视觉奇观和艺术电影的哲思深度，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坚持对人性深度和复杂性的探询。陈凯歌的努力赢得了学界的关注，同时也因其影片自相矛盾的情节，拖沓的结构，暧昧的人物形象，引起普遍的质疑甚或诟病。①为何陈凯歌追求文化和人性深度的努力没能在影片创作和接受中取得预期的效果？原因恐怕在于，陈凯歌在对于人性的体察和表现、对世俗价值的取舍、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诸方面，都力图调和矛盾，削弱冲突，使本应以悲剧面目出现的戏剧故事，最后呈现出正剧的面目，②成为“被刨平”（黑格尔语）的悲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较之于以往诸多《赵氏孤儿》戏曲戏剧版本，在情节设置上有三个大的情节点，而且均与前人作品不同。③这三个情节点分别是：（1）舍子救孤。程婴舍子救孤不再是出于自觉自愿的义举，而是偶然情势所迫。（2）育孤。程婴育孤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孤儿去为自己的家族报仇，而是向屠岸贾证明正义必胜邪恶，孤儿本身的长成即是目的。（3）杀屠。屠岸贾对赵家的血债被推远搁置，向之讨还的主要内容变为程婴的丧子失妻之痛，最后也以程婴屠岸贾同归于尽而了结。以下本文从这三个情节点出发，探讨陈凯歌式的“正剧”风格在编剧艺术上的得失。
　　一、舍子救孤：人性的底线、世俗性与超越性
　　陈凯歌《赵氏孤儿》意在改变传统故事中以杀身（尤其是杀婴）为主要斗争手段的悲剧冲突模式，而以“杀心”这种更现代、更文明的方式来设置戏剧冲突。陈凯歌在访谈中说：“第一个问题是程婴会不会主动献子，我们已经否定掉，这是反人类，因为两个孩子的生命是等值的。”④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去重新审视《赵氏孤儿》走出了“赵氏孤儿”系列改编故事的重要一步。这并不是“精神的自我矮化”，而是现代语境中“赵氏孤儿”故事能继续流传的一个重要前提。
　　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开始，如何改变“程婴以己子代赵孤受死”的情节设置就成为焦点问题。陈凯歌《赵氏孤儿》延续了《中国孤儿》的探索，而且走得更远：前本还只是从结果来否认舍子的意义，陈本则从一开始就设置了程婴被动受害的关目。这从人性上讲确实更为合理，“虎毒不食子”是人性的底线。但是，过分强调人物作为市民百姓、专注日常生活的世俗性，忽视人性中的超越性力量，弱化善与恶的冲突，则从根本上取消了故事。
　　在剧中，“程婴”形象设置最大的问题就是动作性太弱了。面对屠岸贾惨无人道的杀戮，他所能做的就是关起自己的院门，在内心保存对妻儿的记忆。至于之前之后对凶手的揭发，屈死的人的命运，国家民族的走向，都不在他的关注之中。“程婴被命运捉弄了，卷入一个危险的漩涡，家破人亡，而后才有了报仇的想法：我要掌握我自己的命运。”⑤曾经的故事中作为“正义”的化身的程婴不见了，这个人物为了维护正义的实现而进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斗争也不见了，只剩下了一个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小人物”。这一安排单独看起来似无可厚非，但它使之前的赵氏灭族惨案整个悬空了，也使“赵氏孤儿”的整个故事背景被虚化。
　　悉德·菲尔德认为，“强有力的动作和强有力的人物，就是这些形成了好的电影剧作。”⑥影片中程婴内心戏太多对白太多，就是因为去掉了这个人物身上义薄云天、舍生忘死的超越常人的气魄之后，人物变得太弱太被动了。
　　二、屠府育孤：两套不搭界的伦理、无法碰触的对立面
　　孤儿的成长是陈版《赵氏孤儿》的重头戏。按照陈凯歌自己的表述，他要颠覆以往把孤儿作为复仇工具的做法，找一个阳光的孩子来演赵孤，用他健康的生命来羞辱屠岸贾，向他揭示善良终盛强暴，并认为这是比杀身更高级的复仇。但从影片的人物塑造来看，程婴与屠岸贾的行为、思想完全处在两个不同的系统：程婴被塑造成性善论的“圣愚”，屠岸贾则是奉行性恶论的枭雄，二人各有道理，各行其是，没有碰撞，更没有冲突，预想的心理战没有展开。
　　程婴独特的复仇方式，既带有儒家“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又有俄罗斯“圣愚”式的“狂信苦行”、以看似痴愚的方式展现拯救世界的决心。这是陈凯歌对传统《赵氏孤儿》故事中程婴形象的一个拓展和丰富。程婴的行为从常理的角度看是癫狂愚蠢的，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直接杀死屠岸贾，却想着“杀心”，等待着恶人良心发现、痛定思痛并幡然悔悟。在陈凯歌看来，屠岸贾被欺骗了，他付出了爱却不可能得到爱。一个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伦理命题：屠岸贾的悲剧，在于他从尊严斗争中解脱出来之后，萌发出更优美的人性——爱，但因为复仇者的出现，使得他不得不再次激发自己的仇恨而沦落成既无法爱人也不可能被爱的孤独者（类似于基耶斯洛夫斯基《十诫》中《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