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曹禺《北京人》中人物的生存状态

　　一、在压抑中生存

　　1.婚姻爱情的无所皈依

　　作为曾家的大少爷，曾文清是个温厚可亲的人，他“淳厚，聪颖，眉宇间蕴藏着灵气”。但这清俊飘逸的骨相，却有着“失望”、“悲哀”、“沉郁”的神色，妻子的刻毒、刁钻，父亲的古板自私，婚姻生活的寂寞、麻痹，都使曾文清在压抑、苦闷中生存。所幸的是，这孤独的灵魂只有空谷幽兰的愫方能够知晓，但是俩人却又压制自己的情感，从不泄露一丝消息。

　　文清只想有一个满意的家庭这个自然、合理的要求，他也有一个了解他的女人愫方，但就是因为胆小，就不敢找她、不敢要她，俩人只能在诗画交流中获取些许的安慰。偶尔的简短对话也是被人打破，言不由衷。

　　文清与愫方的沟通方式只是：用无关痛痒的闲聊表达双方的问候，用简短有力的话语沟通彼此的心灵，即使在俩人单独谈话时也是饱含深情却又欲言又止。

　　如文清即将离家时，双方自然有很多离别衷肠需要倾诉，但文清吞吞吐吐，说不出更多的不舍话语，愫方也只是沉默不语，只有言不由衷的一句“一会儿，我不能送行了。”而且如此简短的对话也常被人打断，只能通过画、诗进行心灵的沟通。能够体味到，一个是温情脉脉，一个是依依不舍，但俩人都压抑着充沛的情感，在无可奈何中体味人生的悲苦。

　　他们用沉默不语和默默走开表示着自己微弱的反抗。在曾老太爷谈论愫方的婚事时，愫方先是走开，众人让她表态时，只说：“我没有意思。”当听到自私的父亲、刻毒的妻子、浮躁的妹夫的谈论愫妹的婚事时，文清只有默默走开，他无力反抗，无力抓住自己的爱情。

　　2.精神世界的空虚迷茫

　　不仅婚姻情感无所归依，曾文清的精神世界更是空虚、茫然。由于染受了过度的腐烂的士大夫文化，品茶、诗画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这种空洞、忽悠的生活使他厌倦、失望，只能用大烟麻痹自己，他一半成了精神上的瘫痪，成了“生命的空壳”。他“不但失去了精神的追求，而且已经没有了精神的内容。”①他这种没落的士大夫文化压抑了原本聪颖、清俊的生命的自然成长，失去了生命本该有的行动力和活力。他虽然懂得雅极的生活，但只会评判不会创造，没有任何行动力，毫无用处。比如他最擅长的喝茶，但正如江泰所说：“然而这有什么用？他不会种茶，他不会开茶叶公司，不会做出口生意，就会一样，‘喝茶！’喝茶喝得再怎么精，怎么好，还不是喝茶，有什么用？请问，有什么用？”

　　作者借江泰之口，道出了士大夫文化的本质：只会评判，不会行动，“从未飞过的老鸟简直失去了勇气再学习飞翔”。批判矛头直指没落的贵族文化，抨击其腐朽本质，因而使全剧有了文化批判的深度。

　　3.浓郁的苦涩与人类的天性

　　剧中人物有着深沉的忧郁苦闷，内心的郁结不敢发泄，因而造成了沉痛的忧郁，使全剧笼罩在浓浓的苦涩味中。

　　最符合人类天性的，当然是人类学家袁任敢、女儿袁圆及他们所研究的“北京人”。他们自由纯真，不受礼教约束，“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当顽皮的女儿用飞石砸中父亲头部时，父亲“只抬起头来，莞然微笑，神色怡如也”。这与曾家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揭示了人类的出路，从时空的纵深层次揭露了人性的纯真美好与时代的腐化没落。

　　但自由天性的偶然出场并未涤清剧中的悲苦成分，愫方、瑞贞的出走也未必有着光明的前途，全剧从始至终处于压抑及至窒息的氛围中，“谁也喘不出一口气”，那些自觉者或者不自觉者仍在寻着出路。

　　二、压抑者的出路

　　1.自觉者的自我放逐

　　曾家三代大都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但有的具备自觉的反抗意识，具备人的自主性，有的仍处于蒙昧状态，寻不到出路。“人类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其唯一正当的理由是旨在自我保护”。②因而人们当然有权利对自己的现状做出改变。但即使同样希望有所改变，想打破沉闷局面，不同的人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自觉者包括瑞贞、愫方以及文清。瑞贞是最彻底的反抗者，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的她结束了无爱的婚姻，打掉孩子，走出家门，与这种压抑的生活彻底决裂。她是试图改变自己命运、创造新生活的积极、彻底的自觉者。愫方在决定是否离开曾家时有所犹疑，她本来要一直留着曾家，照管文清亲近过的一切，直到“天真的能塌，哑巴都急得说了话”。但当她看到本以为再不会回来的文清又回来时，她刚刚树立的一切信念瞬间崩塌，再也无任何信念支撑她在曾家继续生活下去，因而最终也与旧的一切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