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赫金的躯体理论看《青春之歌》的“躯体”内涵

　　杨沫于1958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并吸引了民间读者以及文学研究者的不断批评研究。在不断的批评与再解读的过程中，许多研究者批评《青春之歌》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聚集地”，尤其是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同居以及林道静与江华的因革命感情进行结合的情节被指突出“人”的肉体行为，这严重歪曲了中共党员的形象。另外，蓝爱国在他的《结构十七年》中将眼光集中于林道静的性伦理关系，他将《青春之歌》中的性伦理关系，解读为一种“无性”的性政治关系，换从主体性方面分析，即林道静的成长是躯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她在主流话语之中的成长使她失掉了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主体性。这些研究者们将大量精力集中于《青春之歌》中的躯体伦理研究，促使笔者以躯体理论对《青春之歌》进行再解读，挖掘《青春之歌》中的躯体意义。而巴赫金的躯体理论在注重个体躯体研究的同时，也将研究视点放在躯体的本体与“他者”的间性建构上。外在躯体也是巴赫金躯体理论的重要意义之一。巴赫金躯体理论中的巨大躯体、躯体与世界相融以及丑角躯体部分都可用来剖析“十七年”中的经典《青春之歌》的“躯体”内涵。（注：由于《青春之歌》版本较多，本文选择最具争议的1958年1月版作为分析对象进行分析。）

　　一、林道静躯体形象的建构

　　在躯体的定位上，巴赫金将人的躯体分为内在躯体与外在躯体。“所谓内在躯体是指具体器官的感觉、需求和愿望集中于内部中枢的总和，是自我意识的因素之一，其基础是“我”这一价值范畴。外在躯体的基础是“他人”这一范畴，只有他人利用其外位的优势，才能对我的躯体外在有一个整体的体验；同样我对他人而言也是一个他人，他人也通过我的超视体验来构筑自己的外在躯体。”①

　　林道静是《青春之歌》的核心人物，她的成长与蜕变的过程是《青春之歌》故事的主线。高中时的林道静便有着“叛逆”的正义感，她厌烦父亲与继母对她的封建式压迫，向往自由。最终她毅然摆脱了继母对她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压力，踏上向往的自由之路。尽管在这过程中，她经历过失败，陷入过资产阶级情调的“陷阱”，但是她内心中憎恶封建社会、向往自由与正义的社会的信念始终支撑她前行。杨沫在塑造林道静的内在躯体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丰富的内心的感觉、需求以及愿望的描述使林道静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便显得突出了。其中，林道静给其他角色写的书信成为了林道静内在躯体塑造极为重要及特殊的载体。林道静在杨庄当小学教员，却继续被封建因素困扰着，便提笔给余永泽写信。在信中，林道静将自己内在躯体的愤怒与无助因素所有都表现在了信件中，“……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它！……你知道我今天心里是多么难过，我受不了这些侮辱，我又想逃……”。再如，林道静在见了充满了资产阶级情调的林道风和戴愉后，在无助的情况下，她便提笔写信给卢嘉川。在信中，林道静毫无吝啬地表现出了自己对卢嘉川的情感，“……她不会忘掉你，永远不会。……不管今后什么情况如何险恶、如何变化，你，都将永远生活在我的心里……”

　　林道静的成长归因于她对自由、对正义社会的向往为动力不断向革命的道路走去。而她身边不断出现的男性角色，徐辉等革命女性角色以及类似戴愉和林道静的继母这种反面角色也在与林道静的交往与沟通中，促使林道静不断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弱点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在追求自由与正义的路上，为其保驾护航，最终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英雄。林道静美丽而又淡雅的外表不断吸引着故事中的男性角色：“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显然是“他者”眼中的林道静躯体，但这只是浅层的“他者”与林道静的间性关系，以下，笔者将以江华为例来分析林道静成长过程中，“他者”间性对其起到的重要作用。在《青春之歌》中，江华是林道静向革命道路前进的后期领路人。虽然，在此之前，林道静已经受到了卢嘉川的革命启蒙以及徐辉的革命指引，但林道静成长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将自己的肉体与灵魂真正献给党与革命的带领者是江华。当江华对林道静进行个人情感的表达时，林道静在内心独白中显示出了对卢嘉川的爱恋依然存在，以及对江华感情的迟疑。“这个坚强的、她久已敬仰的同志，就将要变成她的爱人吗？而她所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的人，可又并不是他呀！……”尽管存在这样的迟疑，林道静还是接受了江华，她并没有像少年时期勇敢接受余永泽，以及抛弃余永泽选择卢嘉川那样怀着爱情的喜悦。她选择江华是因为她没有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她的布尔塞维克同志。至此，林道静将自己的所有献给了革命事业，躯体完全政治形态化。

　　二、卢嘉川的死亡与革命巨大躯体的形成

　　在巴赫金全集的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分析了庞大固埃这个巨大躯体形象。这个名字意为“渴望一切”的巨大躯体不仅仅代表着巨大躯体的全能性：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捏碎熊，并将其吃掉，也能够使人们感到焦渴，好像他往别人的口中撒了一把盐。他只要伸出舌头就能够为整个军队遮雨。而且也体现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人性的绝对自由与绝对需求的迫切渴望。庞大固埃这一巨大躯体形象便是人们对于这一渴望实现的集合。他有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民的“人性”共同体意味。

　　“巴赫金认为死亡是躯体时空上的一种终结，一方面是外在之人的终结，即外在躯体的空间存在的终结，躯体停止了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是内在躯体的终结，即自我精神生命的结束，同时也是我的心灵形象在他人眼中的最终完成。”②他人参与的死亡，才是死亡的最终完成。在《青春之歌》中，卢嘉川的入狱与受折磨死亡的情节是整个文本进程的转折，也是巴赫金“我”与“他者”关系的有力证明。卢嘉川入狱与在狱中被折磨牵动着林道静的心，也使林道静更加坚信了在革命道理上勇往直前，不怕流血与牺牲，摒弃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决心。革命的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卢嘉川的英勇行为激励林道静在入狱后仍然坚守党的信念，不断从林红和卢嘉川的身上吸取进步的精华，才得以在出狱后得到王晓燕这样的评价：“自从她出了狱，我细心地观察她，发觉她变了。……她还是热情，可是这热情却蕴藏在一种巨大的力量当中，好像发电机里的热力，不再叫它随便消耗、挥发……”

　　卢嘉川的死亡不仅仅是他个体的死亡，其他人对于他的死亡的见证、感悟都在参与着卢嘉川的完整躯体的建构，而卢嘉川的死亡也参与着林道静完整躯体的建构，给了林道静以更大的精神震撼。林道静在机关写的日记中写道：“他——我那永生难忘的人用他最后坚强的生命教育了我。如果我能够知道南京雨花台上哪座土坟是埋葬他的，我愿意把我的眼泪永远洒在他的坟前……”另外，与卢嘉川似“镜像”形象出现的江华，完成着卢嘉川这个躯体没有完成的任务——继续革命工作以及引导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尽管卢嘉川的肉体已经消亡，但在《青春之歌》的后部叙述中，卢嘉川与江华形象塑造的部分重合性使主人公林道静不禁将江华与卢嘉川的形象进行对比。可以说江华比卢嘉川更为稳重，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干部。林道静选择江华作为自己的爱人，是对卢嘉川爱恋的延续，同时也是对革命情感的皈依，使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一定范围内减小了。

　　从卢嘉川对于林道静的革命思想启蒙，到林道静入狱接受林红革命思想的进一步教育，最后将自己的精神与肉体完全献给了革命事业，我们所窥见的不仅仅是林道静这个个体性躯体的进步过程。徐辉、林红、刘大姐、王晓燕等革命英雄或向往革命的个体汇集在一起，共同构建了一个新的躯体——革命巨大躯体。这个革命躯体是众多我与他人的复数关系。这个革命巨大躯体的建构与巴赫金“巨大躯体”理论所凸显的万物交融的理想相得益彰。《青春之歌》中的革命的巨大躯体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体现出了其极大的现实意义。它迎合了当时《青春之歌》创作的政治语境，在现实中给予了阅读者们无限的期盼革命胜利的希望，也在文本中给林道静了一剂革命的强心剂，使其不断力求成为这个巨大躯体的一部分，并希望更多个体躯体与革命世界相融，成为更为庞大的革命巨大躯体。如在文本叙述的最后，林道静因虚弱与疲劳，感到一阵晕眩，几乎晕倒，“可是，她旁边的一个女学生用力抱住了她，虽然她们彼此互不相识，但是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三、丑角躯体：背离革命的怪诞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