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多情客游记》中的“游记”特色

　　在18世纪，为了享乐或健康到欧洲大陆去旅行，这在英国知识阶层和富裕人家中渐渐成为了一种热潮。同时，当时的图书市场也充分地迎合了这种趋势，游记与导游手册在当时成为出版产业的主要部分。事实上，到欧洲大陆的旅行，早在18世纪之前就已出现。最初，大陆旅行（即欧洲旅行）主要是英国贵族阶层和中产阶级中一种文化精英意识的体现。随着旅行热潮的到来以及旅行文学的流行，人们的情感体验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这种理念，而更多开始转向了主体自身。

　　一

　　卞昭慈在《天路·人路：英国近代文学与基督教思想》一书中曾有专章评述过斯特恩的《多情客游记》，他高度赞赏了这部小说。卞昭慈认为，斯特恩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一个勇于冲破传统束缚的人，一个敢于把自己心灵深处、大脑皮层上每一个皱折上的快速流动都坦诚地披露出来的人。”[1]（120）笔者比较认同卞昭慈对该小说的解读，与其说《多情客游记》没有逻辑结构，不如理解它有一个完整的情感结构。针对该小说无逻辑结构，熟悉斯特恩作品的作者自会知道，这主要是相对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脉络清晰的叙事策略而言。就它包含“完整的情感结构”来看，它主要基于整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感情基调，一种浓烈的人文情怀。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完整的情感结构是以“游记”这一载体作为叙述框架的。从作品的表面上看，其文章写作构思、行文笔法看似毫无逻辑性可言，让很多读者会有读不下去的感觉。然而，作品中却有一股情感热潮和人性关怀在暗自涌动。对于急于想读个好故事的人来讲，选择斯特恩的作品本来就不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这部游记体文学作品，同样适用于斯特恩的其它作品，包括那部曾引起轩然大波的《项狄传》。

　　“混乱”是大部分研究者和读过《项狄传》的读者对它的认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小说所述内容与小说标题之间实在是没多大联系。读过斯特恩这部作品的读者都很清楚，小说中所讲述的大多是主人公的父亲、叔父以及其他人等，关于主人公的却是少之又少。全书写到快一半的时候，主人公项狄才出生，他在后一半的文章中发言也极少，而这一部书却是关于“绅士特里斯舛·项狄之生平与见解”。斯特恩在小说中安排了大量的插话，这些插话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断故事的进行，使得读者对故事情节的把握也变得断断续续。不过，这正是斯特恩小说创作刻意为之的，“我的作品是东拉西扯的，它也是循序渐进的，——而且是在同时进行的”。这种打岔和跑题也是《多情客游记》的一大特点，正如前文提到的，很多人都认为这部小说没有一个好的逻辑结构，这在小说中主要体现为作者总是东拉西扯，在此处写上几句又很快跳到另一处，故事并非呈线性发展。例如，在该小说中，约里克拒绝向那位方济各修会的穷修士施舍，修士走后，主人公开始自责，并在单座马车上开始写游记的前言。另一个片段，写到约里克因自己匆匆上路到法国而没有通行证陷入窘境时，他原本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但因为看到那只笼中鸟，因而想象了被囚禁之后各种各样的痛苦，并最终决定办理通行证。在这里，约里克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作者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的确和《尤利西斯》的风格有几分相似。《项狄传》中的那位母亲一听到给钟上发条，另外的事情就会趁势钻进她的脑袋。事实上，斯特恩的这种写作方式受到洛克思想的影响，他在作品中也多次提到“睿智的洛克”。②

　　在《多情客游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斯特恩以天马行空般的笔法，记述了主人公在法国旅行的路上遇到的人物素描以及主人公自己突发的哲学思考。在斯特恩笔下的世界里，读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生活中的快乐与悲伤，同时也感受到作者赋予其温和、幽默的笔调，并惊叹他那无与伦比的天才般的感知能力。

　　小说中，作者是要借助旅行这一形式来试图表现主人公或是作者本人的见解和感受，“情感”的不断呈现是理解小说的关键所在。这样一来，挑剔的读者便不再要求斯特恩也在作品中很明显地就表现出类似《鲁滨逊漂流记》那般的奇特冒险经历，或是《格列佛游记》中的辛辣讽刺。西方学者认为，旅行在小说中作为一种结构的使用，对斯特恩是极有效用的，因为它提供了大量机会来检验约里克在各种各样情境下的情感反应和行为规范。[2]因此，读者便不应该像阅读其它游记文学那样来读这部作品。

　　二

　　除了逻辑结构散乱，《多情客游记》所描绘的旅途风光为人而非景，这也是该游记的独特性之一。小说一开始，读者就可以获得一种讯息，即它和一般游记体小说的规范不一样。斯特恩笔下的这位主人公去旅行，走的是在18世纪英国旅行者中很典型的一条路线——从加来出发，穿过巴黎，再到达意大利边境。然而，《多情客游记》并没有对所走过的地方进行描述。约里克坐在单座马车上写前言时，他为游客进行了分类，并称自己是多情善感的游客，以区别于其他游客，并自豪地宣称“我的旅行和观察，别具一格，与我的前辈截然不同”。③[3]（14）在小说中，约里克有意避开了传统游记的写作风格和它们通常会关注的事情。他想要看出“民族性的明确而显著的特点”，不是在“重大的国事上”，而是通过一系列“鸡毛蒜皮的小事”。[3]（69）

　　例如，主人公在巴黎遇见一个理发师，理发师为了证明假发的可靠性，有一个比喻，“你就是把它浸在海里，也不变形”。[3]（68）由此引发出主人公的一串自我联想，并得出“法国人措辞重在表白，而不在实行”这样的结论。[3]（69）当约里克去巴黎歌剧院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并不是一般人期望的那样会落在表演或是建筑上，而是被各种各样的观众所吸引。RalphGriffith在1768年4月的《每月评论》上说约里克对一般游客感兴趣的东西表现出不关注的样子，这是很新奇的。他写道：“一般的游客，往往会告诉我们的是，他们在参观法兰西的首都时看见了多少建筑和图画，以及是谁修建的，是谁绘画的。在处理这些无聊、枯燥的细节方面，约里克这个天才显得要比他们（指普通游客）高明很多。”④[4]斯特恩对游记文学的这种写作方式，被看作是一种描述异国经历的新型写作方式的基础。与那种浓墨重彩地描述主人公如何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或达到个人成功的小说不一样，斯特恩在小说中将那些极易被忽视的生活小事呈现出来。尤其是文中暗涉与肉体、肉欲有关的语句或场景，在18世纪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那些主张“文以载道”的哲学家或文人所鄙弃。塞缪尔·约翰逊就讥讽过斯特恩的《项狄传》，20世纪的批评家利维斯也说斯特恩在小说中开了许多下流的玩笑。[5]（24）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大多都很注意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现实，例如笛福和菲尔丁的小说。他们所关注的现实，基本上都是外部现实，是大的事实，很少涉及到特别琐碎细微的事情。事实上，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斯特恩已将笔触伸及到内部现实、小的事实。

　　事实上，《多情客游记》的构思在作者写《项狄传》最后一卷的时候已基本形成，同时，它还和斯特恩的同时代作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的作品有一定的关联。⑤斯摩莱特是苏格兰人，放弃了并不成功的医疗事业，转而成为了一名小说家和评论家。和斯特恩一样，斯摩莱特到欧洲大陆旅行也是为了健康。他也写过一本游记，名为《法国、意大利游记》（以下简称《游记》），在某种程度上，《多情客游记》可以看作是对斯摩莱特作品的回应。

　　斯特恩这部作品的原名是《约里克穿越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的旅行》（ASentimentalJourneyThroughFranceandItalybyMr.Yorick），在很多场合中，斯特恩都将之缩减得更为方便和更为小说化，也即是《多情客游记》或《感伤旅行》。其实，这样一来，斯特恩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看起来是一部小说而不至于让人从标题一看就是一部游记，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对斯摩莱特作品标题的影射。斯特恩在《项狄传》中曾影射了斯摩莱特的《游记》，特里斯舛表示，旅行所具有的好处主要取决于游客的性格和心情，而不是在异域见到的那些东西。这种批判观点在《多情客游记》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文中，他曾几次暗指了斯摩莱特以及他的作品，比如提到那位博学的斯梅尔芬格斯，⑥说他“从布洛涅旅行到巴黎——从巴黎到罗马——等等地方——不过，他是怀着怨恨，带着黄疸病动身的，他经过的每一事物，都变了色，变了样——他都一一描述了一番，那不过是描述他那可悲的感情而已。”[3]（38）然而，斯特恩笔下的约里克牧师则不一样，“要是我在沙漠，我也会找到在沙漠中唤起感情的办法——即使不过如此：我会系情于可爱的桃金娘，或者寻找忧郁的柏树，跟它们互通心曲——我会追求它们的荫凉，亲切地向它们致敬，感谢它们庇护——”[3]（38）由此可见，对异域经历的描绘，两位作家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反映。

　　三

　　读者可以看出，斯特恩真正的兴趣在于游记这种文体的写作手法，而不是像斯摩莱特那种详细记述法国和意大利文化的旅行书。在《多情客游记》中，斯特恩利用了读者对旅行叙述一般常规的强烈欲望来颠覆了他们的期望。例如，小说各章节出现了相应的地名名称，这看起来似乎是要向读者进行预期中的旅行所见的描述，对法国的城镇建筑进行描述。与此相反，约里克则是通过一系列看似琐碎的事来进行观察，如和穷修士的会面、卖糕点的“圣路易骑士”。然而，这种无关紧要的叙述对于显示约里克的观点则尤为关键。读者想要从游记中见出法兰西的优美风光，却被约里克牵引着去见识各色人等，并听任他在那里发表自己的见解。从书名上来看，这是一部游记，按理说主人公所经历的空间范围应该会很大，实则不然。从大的方面来讲，约里克牧师只走到法国巴黎，连意大利边境都还没有到。从小的空间范围来看，读者所知道的也就那么几个地点，不是旅馆，就是街道上。在《项狄传》中，斯特恩对项狄的空间范围也进行了严格的设定。约里克和项狄一样，都把自己的视野放置于社会图景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