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瀛小录》中对视觉角度转换的思考

　　（一）

　　《谈瀛小录》为《格列夫游记》（GulliversTravels）在中国最早的译本。该改译收录于1872年《申报》初创第一个月的社会新闻一栏，因此决定了此文必有于其他译本所不同的特质——是一部具有新闻特性的海上游记。本文将从《谈瀛小录》简练的序言，以及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改译入手，探讨译者是如何看待《格列夫游记》的。

　　小说最开头，译者（很有可能是《申报》当时的主编蒋芷湘）写到：

　　“昨有友人送一稿至本馆所传之事最为新异，但其书为何人之笔，其事为何时之事则友人均未周知，盖从一旧族书籍中检出，观其纸墨霉败，几三百餘年物也。今节改录之以广异闻云尔。”

　　此序言言简意赅，然深含意蕴。首先，译者说道《谈瀛小录》是由“友人”将此文送至本馆。“友人”不仅拉近了读者与申报报纸的距离，同时让读者感受到《申报》即便在创报最初也有着较高的名气与信誉度。其次，译者暗将道家思想融入后句之中。在《道德经》中，老子说道：

　　“不尚贤，使民不争……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

　　上善若水。水尚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六十三章）

　　“无为”与“不争”频繁出现于《道德经》当中。老子认为最理想的境界是“无为”并保持自然的状态以达到“无不为”，如同“水”，奔流不息，滋润万物，而不争于世俗，不耀与天地。更进一步说，老子劝人们摆脱过度的欲望与特意的行事，让自己顺应天意自然，这样定会被人相中，帮助实现自己应有的价值。《谈瀛小录》亦是如此。从译文的角度看，译者说此文“纸墨霉败”，淹没于“一旧族书籍中”。它隐姓埋名，退隐世俗，拒绝与其他书籍相争受万人青睐，景仰。最终，它被友人“检出”，其“所传之事最为新异”。此书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无为”与“不争”的道教精华，也恰恰证明了《谈瀛小录》不斐的文学价值。

　　《格列夫游记》是以它精湛的文字艺术与隐晦深刻的寓意著称的海外游记。尤其在“小人国”里，我们从斯威夫特（Swift）不断变更的视觉角度读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事物。《格列夫游记》最初发表于1726年，而此时的英国在科学技术以及人文思想方面正如日中天。最显著的发明便是显微镜了，这也部分解释了斯威夫特写“大小人国”游记的原因。小人国民众是透过一盏显微镜来观察格列夫，正如格列夫同样透过一盏显微镜来观察大人国的民众。而显微镜的作用是将我们日常看起来熟悉的，令人喜爱的物件放大成极其陌生的，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事物。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科学技术的飞跃，同时也带来了英国人对于自然，知识，文化的彷徨，恐慌与自我反问：显微镜的发明，让人们曾经理解，认识，观察的世界变得陌生，丑陋起来。斯威夫特将他的困惑，苦恼寄托在了小人国游记里。当小人国官员给格列夫身上的物品列一个清单时，官员们对他身上所携带的梳子，日记，钱币，剃须刀，手表……进行了一番令人费解的描述，例如：

　　“却是一个球体的东西，半边是银，半边是种透明的金属；透明的一边，我们看见了画着一圈奇异的图形，想去摸一下，手指却被那层透明的物质挡住了。他把那机器放到我们耳边，只听见它发出不停的声音，好像水车一般。我们猜想这不是某种我们不知名的动物，就是他所崇拜的上帝，但我们更倾向于后一种猜测，因为他对我们说（如果我们理解正确的话，他表达得很不清楚），无论做什么事，他都要请教官。”

　　此时的小人官员们正拿着一个放大镜在观察格列夫的“手表”呢。而在《谈瀛小录》中，格列夫携带的物件被翻译成如下：

　　“见素巾一方诧曰是楼舰之风也；见裁缝刀刃长寸余，则以为勇士入阵之龙雀环也；见开元通宝钱，则曰是可镶作月洞窗；见装鼻咽之水晶壶，又译然曰吾王宫中插花瓶，尚无此钜制也。中藏何物试以手探之，双臂齐入壶中，掬出烟仅一刀圭，而香气触脑，诸人喷不可止，咸涕泗滂沱愈骇怪焉；又见小金钱时辰表，愈愕然不解。”

　　原文与译文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译者彻底将格列夫身上的物品做了更换，而在于作者与译者视觉角度的不同。原文站在小人国官员的角度来看待格列夫的配件，而译者则从格列夫本身的角度出发，并以格列夫的角度来揣度小人国官员的好奇心，因此读者一览便知小人官员们记录的是：手帕，裁缝刀刃，开元通宝钱，鼻烟壶，和时辰表。

　　此外，当格列夫被小人们运往都城时，译文改写到：

　　“其驾车之马最为雄骏，想皆天闲神品也。高约四寸半，多至千匹左右，牵掣蹵踏红尘，亦有车邻马萧之势。”

　　乍一看，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不过是译者在原文的基础上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罢了。然仔细阅读，又十分的精妙风趣。优良的马匹，如汉武帝时期的“汗血马”，《三国志》中记载的“赤兔马”都是体型庞大，体格健硕，耐力持久的上等马的典例，那么，一只仅有“四寸半”，将近手掌那么大的马匹怎么能称得上是“天闲神品”，又怎么能制造“车邻马萧”的气势呢？译者的高妙之处在于：他用极其自然的口吻描写了小人国骏马的高度，给读者设了一个陷阱，让读者们也随着格列夫一起惊叹这渺小的“神”赐之马。

　　最有意思的是当小人国国王出城迎接格列夫时，译者所做的改写。译者说：

　　“离京城有六百余尺之遥，国王率百官乘辇出城，侍衙如云，警跸声如啁啾群鸟。王戴冕垂旒服黄纤袍，恃盖捧炉者皆内监，眉目清丽，竟似小儿所戏玩之傀儡焉。”

　　译者对此段的改译更甚上段一筹。方开瑞教授曾在他的研究中解释道：“在中国古代，出城迎接是重大礼仪：天子亲征凯旋，大臣可能会出城迎接……在《谈瀛小录》中，国王率百官出城六百尺之遥前来迎接，暗示‘我’已被看作小人国的贵宾。”（方开瑞，5）很显然，他的分析是从小人国的视觉出发，小人国国王率领“百官乘辇出城”，妆戴整齐华丽，是出于对‘贵宾’的尊重与仰慕之情。可是从格列夫本人视觉出发，他略带诙谐的说：“竟似小儿所戏玩之傀儡焉。”这一叹叹出了译者对小人国国民自我意识良好的思考：人应站在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相结合的角度看待问题。小人国国民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理所当然地认为格列夫会因为国王亲自出城迎接而感到荣耀；格列夫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并没有真正领悟到国王之意，他受自己视觉的局限，将国王，侍卫，车辇比喻成小儿把玩的“傀儡”（玩具）。

　　（二）

　　从转换视觉角度出发，我们不仅可以读透《谈瀛小录》的妙趣横生，同时也可以揭露译者（蒋芷湘）的民族思想情感。

　　在《格列夫游记》里，斯威夫特在描写格列夫学习小人国的语言时，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