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语文”与浙江的学塾

周一贯

“浙派语文”作为语文教学的一种地域流派，不是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历史长河流经千秋万代逐渐的累积和沉淀。这自然就离不开旧时的教育制度。如“官学”（官方设置的学校，像府学、州学、县学等）和“私学”（民间设置的学塾，为启蒙教化之用）。

“私学”虽是非正式的教育机构，但却是所有读书人最初都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而且所学内容基本上就是语文（读书、习字和作文）。只有极少数的私学，也可能会开设“珠算”“习武”等课程。正因为这样，浙江的“私学”与“浙派语文”的源流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私学”也称“学塾”，它只是一种总称，细分之下，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家塾”通常是有钱人家书香门第办的，一般采用重金延聘名士到自家府邸以教育一家或数家关系户的子弟；“族塾”是一族人共办的家塾，供同族子弟入学，常办在为一族所有的公共场所，如祠堂、庙宇等；“村塾”是同村或与邻村联办的学塾；还有一种是实行免费教育的，出于行善之目的，叫“义塾”。此外，也有叫书馆、社学、冬学的。《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可以说明学塾的出现还是很早的。据记载，浙江的学塾发轫尤其早，据传，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上虞已有规模不小的书馆，“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这里的书馆也就是学塾。后来王充弃官归里亦一面著述，一面收徒讲学。东汉永元初，会稽太守张霸推行教化，“习经者以千人数，道路但闻诵声”。三国、两晋、南朝时期，更有大批名儒来浙江避乱隐居，授徒讲学，无疑使浙江的私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如南朝宋齐间（公元420～483年）衢州人徐伯珍隐居九岩山设学，受业者千余人。武康沈麟士隐居吴羌山讲学，从学者百余人，各营屋宇依其侧，故时有“吴羌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城市”之语。南宋初年，金华吕祖谦之祖父吕硼中建吕氏家塾，教育吕氏子弟，吕祖谦曾著有《吕氏家塾读书记》。南宋陆游归家越中，写有《秋日郊居》诗三首，其第三首是“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诗下有作者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剑南诗钞》）。据此显见学塾形式之多样，竟还有按季节开学的。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蒋沫创建于东阳横城的义塾，还延聘了状元方逢辰为师，学生不远数百里负笈而来，计有19县的学生624人，方逢辰亲订了《横城义塾纲纪》，其盛况于此可见一斑。明清时期，浙江的学塾更为发展，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上虞下管徐文彪辞官回乡，在家乡方山脚下创办方山义塾，并助学田作为办学之资。清代大力提倡兴办义学，朝廷下令礼部，京师暨各省、府、州、县设立义学，规定义学由府州县监督管理，酌情给予学童一定的费用，每年必须向学政报送师生名册，可见已是相当正规了。浙江乃物华天宝、产物富庶之地，城乡遍设的义学自然也就格外兴旺。据记载，当时诸暨县创设的各类学塾，就多达700余所，各县都有一批学生较多、规模较大的义塾。

浙江学塾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常有一些名士硕儒执教其中，质量自然非同一般。学塾通常为一塾一师，虽多数是落第秀才或居家寒儒，但也有厌弃功名或官场退隐的大儒。所以，浙江这一文物之邦的学塾界不乏知识渊博、教学严谨的名师，这正是浙地学塾的大特色。如东汉的王充、三国的微荣、南朝宋时的朱膺之、南齐的何胤，齐梁间的贺琛、贺汤，梁代的孙佥，北宋的石待旦，南宋的韩度、王十朋、方逢辰，元代的黄溍、吴莱、柳贯、王裕、陈大仑、杨居，明代的董懋策、章颖、程端礼、查继佐，清代的唐元思、唐彪、章学诚、寿镜吾、孙依言等，都是博通经史、名噪一时的名师宿儒。当时，如兰溪人唐彪著有《父师善诱法》（教法）和《读书作文谱》（学法）两书而名闻全国，堪称我国第部“语文教学法”。它与程端礼（浙江鄞县人）的《读书分年日程》基本上是中国语文启蒙教学的经典之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当时，执教学塾、学馆对文人来说似乎并不丢人。如王守仁（王阳明）这样的硕儒，就曾在绍兴城东安昌乡下的翠园精舍朱氏家塾为朱和的子侄辈授业，“悉以所有授之以天文、术数、理学、经济”，以后这些朱氏子弟都成大才。

正因为浙江的学塾对塾师的学术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自然也使学塾在承传浙派语文传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会稽县敬敷义塾就有这样的规定：“延请经师，固当品学兼优之士，蒙师亦须文行足式之才。除启蒙外，经史、文艺必须庠生，考课必须榜科（举人）。”显然，名师出高徒，浙江之所以能名士迭出、硕儒荟萃，与浙江学塾的发展，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学塾的主要课程是读书、习字、作文，都属于语文教学范畴，使学塾的发展与浙派语文的形成有了内在的相关。正因为语文是一门最具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一些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点的影响。所以，面对两千多年的学塾发展历史，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浙派语文的一些血脉、精髓正是孕育其中。那么，在浙江传统的学塾教学中有哪些重要元素会从根本上影响“浙派语文”的形成呢？

一、浙江文物之邦，开化之地，民间普遍重视教育

浙江有“两春入塾，遇闰合材”的俗语，又有逢单乞巧上学的习俗，多数是七岁启蒙（开笔），而在入塾前有在家认识“块头字”（在方块小纸片上写生字教孩子）数百的家教习惯。孩童入学是一件大事，有的还要请算命先生排生辰八字，算算是单岁入学好还是双岁入学好。那天，学童要穿上新衣（或特别整洁的衣服），由家长陪同上学，手持一盏写有“文星高照”的灯笼，灯笼内点一支“状元红”蜡烛，灯笼外挂有若干桂圆、莲子和葱。以取“智”“聪”的吉利谐音，还得带上孝敬塾师的礼物。到塾后，先要整肃衣冠，对孔子像行圣礼；然后再向塾师行拜师礼。然后塾师拿出朱砂盒，调好银朱，翻开课本（《蒙求》或《三字经》之类）的扉页，用朱笔写上“×年×月×日开卷迪吉”字样。这是十分庄重的开笔仪式。虽然这些形式并不完全合理，但却深刻地说明了民间对孩童入塾读书的高度重视，把它作为一生中一件十分庄重的大事来做。这不仅对孩子的一生来说会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而且正是浙江民间对教育的重视，才有了可以孕育“浙派语文”的丰腴沃土。

二、读书习文不忘育人

识字读书、诵经习文都是为了更好地做人。这似乎也是浙江民间的十分朴实的“读书育人”观。所以，学塾不仅强调孩童在诵经习文中必须明礼义、立德行，而且还有极严的“学规”，以训练孩童的行为习惯。如山阴刘宗周手订的《家塾规》，就分为“考德之要”和“修业之要”两部分，对学生的立志、言行、孝悌、尊师、爱友、听讲、读书、考课等都有严格要求。规定“凡德不进者行重罚，视所犯大小，小则罚跪，大则罚杖，屡犯不悛者逐之；凡业不进者用轻罚，视所犯大小，小则罚纸，大则罚跪，屡犯不悛者逐之”。会稽的王赞元，还据山阴、会稽两县历代所订“学式”“学规”编成了《教学遗规》书，计有“教条”“斋规”“须知”“要略”“训蒙”“示子”等20编，提出“世运系于人才，人才成于教化，教得其法则以翊运而化泽长，数不得其法则患于蒙养之失”。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的所谓“学规”难免会有较多的封建糟粕，甚至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但重视读书与育人的相关性，德行为先之教育理念，明白“世运系于人才，人才成于教化”之道理，还是可取的。这与“浙派语文”历来重视教书与育人之统一，工具性与人文性之统一的观点，自有一脉相承的血缘。

三、重视“读通”与“读熟”

在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中，就方法而言，“读”是第一大法，可谓“读”占鳌头。这是由汉字、汉语的特点所决定的。汉字一字一形，一形音，一音一义，每一字的具体含义，都得从上下语境中来品味、来确定。而品味的过程，又离不开“读”这个“载体”，文字的声韵之美，只有读之于口，方能“声与心通，声可求气，亦可传情”，从而形成强烈的语感：“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熹语）。正因为“读”的重要，旧时学塾都会从“点书”开始，即塾师把学童逐个叫到讲桌前，先生边读边点（旧时书上无标点、无停顿记号），学童句句跟读。要是学童跟读不到位，塾师会再教读数遍，直至明白了句逗为止。若学童有不懂之处，也可当面向塾师请教。这样完成之后，学童就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一遍一遍地读，逐步达到熟读。有些内容则由塾师规定时间，让学童当面背诵。这种反复诵读，常常使“书声琅琅”成为学塾的种常态。所以，时至今日，在“浙派语文”中我们还是特别重视读通读熟，并已成为一种宝贵的语文教学经验。《栾城遗言》中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所谓“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东坡送安悖诗），仍然是今日语文教学无法颠覆的基本法度。

四、关注“回讲”与“复述”

在旧时的学塾里，还有称之“还书”的重要教学环节。所谓“还书”，也就是“回讲”。即塾师在第二天作新课点读之前，先要学童“回讲”。“回讲”分“诵读”（读给塾师听）和“复述”（把旧课内容讲给塾师听）。复述性的“回讲”自然比“诵读”更难，它关系到对课文意义的理解。由于“回讲”是师生一对 当面进行的，所以检查更为深入、细致。如塾师发现学童有学得不到位的地方，便当面进行再指导，并现场让学童反馈，直到掌握了为止。这无疑是“个别教学”比“班级教学”的优势所在。“浙派语文”发展至今天，因为教材内容发生变化，是易读好懂的白话文了，回讲复述似乎少了许多，但对这种教学反馈的重要性，并没有忽视。如今天普遍存在的“初读检查”环节，依然盛行，而且很多教师往往能从学生读错、读误之处找到教学机遇，为引向深读的生成创造条件。至于“复述”现在虽不多用，但“创造性复述”（改变人称、改变体裁、改变课文结构、改变前因后果等等）的运用，我们在浙派名师的课堂上却并不鲜见，常能以其推陈出新而在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求异思维和创意表达能力方面，独显其教学价值。

五、培养“属对”的趣味

“属对”也叫“对对子”，这是学塾的必修课程。其基础就是使用好对偶。这是因为汉语虽然不是单音节语言，但汉字确实是单音节文字。汉字的单音节，就非常容易构成整齐的词组和短句，也非常容易合辙押韵。相形之下，这在多音节的西洋语文里是无法做到的。更重要的是整齐、押韵，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的兴趣，又容易记忆，自然成了学习汉语文的有利条件。进学塾的初级阶段，学童以识字为主。待识得几千个字，也就是到了学塾的中高级阶段，塾师就会教学童对对子。对对子从作一字对开始，然后作二字对、三字对和更多字的对，要求实对实、虚对虚，也就是说名词、动词、形容词等都要相当。学对对子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类对，就是以同类的事物相对，如“天”对“地”，“和风”对“细雨”，“竹子”对“荷叶”等等；另一种叫增字对，一个字一个字地增加，如“鸟”对“鱼”，“飞鸟”对“游鱼”，“掠飞鸟”对“驰游鱼”，“天掠飞鸟”对“水驰游鱼”，“蓝天掠飞乌”对“碧水驰游鱼”。如此递增下去，从简易到繁难。

请别以为这只有在科举取仕时代才有用，考八股文也好，做诗词也好，作楹联也好，都要讲究“对仗”，所以务必在学塾时以“对对子”来打好基础。其实这种形式对学童熟悉汉字汉语的特点，品赏合辙押韵的文味，乃至把握对偶、排比的修辞手法技巧，特别是积累语言材料等多方面，都会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所以，在“浙派语文”里，我们 直都可以感受到对这方面的重视，如诵读《笠翁对韵》，设计“对联趣话”“收集春联…学学对对子”等语文微型课程，都受到普遍关注。

六、特别看重“写字”和“作文”

在旧时学塾里一直都十分注重对学童“写”的能力的培养。先说“写字”，历来都把字写得好不好，视为读书人的“出面相”，自然成了学塾的重要教学课程。一般安排在下午，学童一到学塾，就在自己的书桌上磨墨练习写字，写的是大楷。先进行“描红”（在印有红色楷字的习字纸上用墨笔描写，变成黑字），反复描的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等笔画简单的独体字。写熟了，然后才开始“影写”（用薄纸蒙在字帖上，逐笔依样书写）、誊格写（范字可影，其余依照范字自己写），再临帖写（选择名家字帖临摹），最后自由写。塾师对学童写的字，要认真逐一批改，好的加红圈，特别好的加双圈。写得不好的要用红笔指正。有的还要面批，作当面对一的指导。大楷学得差不多了，就写小楷。以后包括作文在内的所有作业都要以毛笔小楷书写。重视写字的训练为什么依然为当下“浙派语文”所看重，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作文也是学塾比较注重的课程，即使在科举考试已废止的情况下。其实，对对子也是一种起步的写作训练，学界泰斗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就把对对子视为“作文的开始”。一般的学塾都会在所学程度已较高的学童中，开始练习写作文。塾师教作文，往往先从身边的人、事、地、物写起，由近及远，从小到大，自易至难，这是对的。但当然更多的是脱离学生实际，以偏面强调模仿而写成的无病呻吟之作，这根本就不是今日“浙派语文”所主张的“自由表达、真情交流”的童心写作可以比较的。所以，“浙派语文”对学塾教学还是批判的继承。

总之，在学塾蒙学教材和教法中，集中着许多语文教学的宝贵经验。这是因为学塾所具有的基础性，必然会涉及对母语的识字和基本读写经验的关注。它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根据汉字、汉语的特点，并且在几千年的探索中形成的，属原生态的中国经验、中国功夫。实践证明，要教好中国语文就得用中国功夫，舍此别无他途。所以，尽管在学塾教学中也有一些腐朽的内容和落后僵化的教法，但仍有着“披沙见金”的价值。历史上发达的浙江学塾教学中，也必然有着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这是“浙派语文”极为可贵的一笔历史遗存，值得我们去作深度开掘并批判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