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地区人民币区域化研究：基于经济同周期的实证检验
2022-06-08
摘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60%在东南亚，这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了经济基础。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格局，推动“亚洲美元本位制”发生变化。本文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验证中国经济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存在周期性均衡，这为中国在东盟地区推动人民币发展实现区域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东盟 人民币 区域化 格兰杰检验 最优货币区
一、前言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中国社会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亚洲大量出口国带来了较大的市场机会，此外，其内部市场的日益增长还会有效加速亚洲国家的收入增长以及贸易出口额的增长。现阶段，我国与东盟诸国在贸易联系程度方面已经获得日益提升，而且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东亚贸易模式变化和东南亚的贸易模式变化，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使亚洲地区实际贸易格局发展转变，进而发展为“亚洲美元本位制”，这个最终结果将会发展为人民币发挥区域货币功能的客观基础。Mundell（1961）开创性的从汇率制度有效性和相应决定性经济变量角度进行了分析，奠定了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MacKinnon（1963）提出经济体开放程度高的小国不适合于建立独立货币体系，应该采用让其汇率盯住相应主要贸易经济体的货币体系。Tower和Willett（1970）则提出应以政策一体化作为确定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为使货币区能够正常运行，各成员国必须对其主权实行部分让渡，对其货币、财政以及其他经济乃至社会政策进行协调，寻求一致。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人民币区域化基础
2015年与东盟新成员建成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内容，主要目标是通过双边制度性安排，推进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的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同时加强在经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一个拥有19.3亿人口、7.73万亿美元GDP和约5.16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自由贸易区将进一步加深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并对东亚区域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贸易关系方面，双方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市场定位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双边贸易结构呈现出水平性分工特征。中国一东盟由于经济依赖程度的相互加强，有必要组建成一个货币区域，以减少因贸易量增加所带来的汇兑成本。2002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出口年均增速达到30.1%，高于同期中国总出口28%的增速；进口年均增速达到24.6%，与同期总进口25.1%的增速相当。截至2011年8月，中国和东盟双向投资累计近900亿美元。持续扩大的贸易规模以及投资需求，为中国金融机构开拓涉外金融服务业务奠定了经济基础。目前，东盟中的十个国家已经有36家银行机构在我国设立，且中资金融机构也先后在东盟国家分别设立了大约10余个分支机构，其中主要开展以下业务：国际结算服务业务以及拆借金融服务业务等。此外，《服务贸易协议》正式签署，预示着东盟会在其金融等的各个行业在我国范围内实现市场开放，从而有助于我国金融业在东盟市场层面的开拓。中国政府鼓励国内的金融机构到东盟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将人民币业务和清算渠道扩展至上述地区。
三、中国与东盟经济同周期的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东亚以及东南亚贸易模式的转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亚洲地区的贸易格局和由此形成的“亚洲美元本位制”。本节的主要实证研究是对中国经济规模与东盟经济规模之间做Granger因果检验。因果检验要求数据是平稳的或是协整的，首先将对中国与东盟经济总量的时序数据运用ADF检验的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首轮的ADF检验，在AIC最小的原则下，发现两个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分别代表中国与东盟两个地区经济规模总量的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为chgdp、dmgdp，都是二阶单整序列。下面对此两个时序数据进行协整分析，验证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在确定中国与东盟经济总量的时序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以后，对两者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一）协整分析
用于检验协整的常用一个方法是Engle和Granger在1987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也叫E-G检验，主要用于两变量的协整检验，当然多变量也可以，只是设定方程的时候要复杂一些。再一个就是JJ检验，然而因JJ检验本身存在着一些无法识别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在本文中就采用了E-G两步检验法进行中国与东盟地区经济规模总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二） Granger因果检验
由前面的例子知，中国与东盟经济总量的时序数据chgdp、dmgdp之间是（2，2）阶协整的，因而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滞后阶数，其方法是使AIC最小的情况下同时保证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
（1）chgdp是否为dmgdp变化原因的检验
估计VAR方程，选取最优滞后项数。经试算，发现滞后阶为1时，AIC值最小，同时LM（1）=2.033135（P值=0.153903），LM（2）=2.863186（P值=0.238928），满足残差没有序列相关的假定，因此可以确定变量chgdp和dmgdp Granger因果检验的最优滞后阶为1。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chgdp为dm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
（2）dmgdp是否为chgdp变化原因的检验
估计VAR方程，选取最优滞后项数。经试算，发现滞后阶为1时，AIC值最小，同时LM（1）=2.315361（P值=0.128102），LM（2）=4.052542（P值=0.131826），满足残差没有序列相关的假定，因此可以确定变量dmgdp和chgdp因果检验的最优滞后阶为1。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dmgdp不为ch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 由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P值小于0.05），中国经济规模的变化是东盟经济体经济总量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东盟经济体经济总量的变化不是中国Granger原因。这验证了中国市场对于东盟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实证研究的结果验证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经济周期之间也存在较大一致性。中国与东盟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之间均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进口货物中制造品所占百分比与印尼、新加坡两国出口货物中制造品所占百分比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呈现典型的互补性特征，通过贸易渠道实现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化更为可行；中国进口货物中制造品所占百分比与菲律宾、越南与泰国三国出口货物中制造品所占百分比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呈现典型的竞争性特征，通过资本渠道、产业内贸易等路径实现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化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
四、政策建议
针对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我国必须要充分利用自身所处的贸易逆差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发挥“买家”特有优势，尽量主动实现贸易计价货币合理化选择，然后借助人民币实施科学化的计价结算。此外，一般情况下，双方是对方相对重要的投资最终目的地，可以采用有效政策举措来推动境内居民借助人民币来有序开展相应的对外投资活动。与此同时，境外居民利用人民币方式实现对华直接投资以及证券投资，可以有效增加境外人民币具体存量，还能够实现境外人民币的保值增值，进而促进人民币在供给以及需求方面实现区域化。通常情况下，人民币会借助经常项目以及ODI途径有效流出，之后再利用FDI方式以及证券投资方式进行回流操作，最终形成完整化资金环流圈。现阶段，在资金环流规模日益扩大的背景之下，人民币以其自身的支付手段、国际货币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等职能也将逐渐增强。
参考文献：
[1]陈卓淳，汪小勤.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N].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1）
[2]程文卫，杜征征，张雷，于晨，黄亚玲.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J].华北金融. 2011（02）
[3]何尤华.最优货币理论与欧洲货币合作[J]. 浙江金融. 2002（06）
[4]靳超，冷燕华.内地和香港的最优货币区实证研究——一种不同的VAR方法[N].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4（06）
[5]鞠耀绩，索丽莎.东亚地区人民币区域化可行性实证分析[J].煤炭经济研究. 2011（05）
关键词：东盟 人民币 区域化 格兰杰检验 最优货币区
一、前言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中国社会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亚洲大量出口国带来了较大的市场机会，此外，其内部市场的日益增长还会有效加速亚洲国家的收入增长以及贸易出口额的增长。现阶段，我国与东盟诸国在贸易联系程度方面已经获得日益提升，而且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东亚贸易模式变化和东南亚的贸易模式变化，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使亚洲地区实际贸易格局发展转变，进而发展为“亚洲美元本位制”，这个最终结果将会发展为人民币发挥区域货币功能的客观基础。Mundell（1961）开创性的从汇率制度有效性和相应决定性经济变量角度进行了分析，奠定了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MacKinnon（1963）提出经济体开放程度高的小国不适合于建立独立货币体系，应该采用让其汇率盯住相应主要贸易经济体的货币体系。Tower和Willett（1970）则提出应以政策一体化作为确定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为使货币区能够正常运行，各成员国必须对其主权实行部分让渡，对其货币、财政以及其他经济乃至社会政策进行协调，寻求一致。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人民币区域化基础
2015年与东盟新成员建成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内容，主要目标是通过双边制度性安排，推进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的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同时加强在经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一个拥有19.3亿人口、7.73万亿美元GDP和约5.16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自由贸易区将进一步加深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并对东亚区域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贸易关系方面，双方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市场定位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双边贸易结构呈现出水平性分工特征。中国一东盟由于经济依赖程度的相互加强，有必要组建成一个货币区域，以减少因贸易量增加所带来的汇兑成本。2002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出口年均增速达到30.1%，高于同期中国总出口28%的增速；进口年均增速达到24.6%，与同期总进口25.1%的增速相当。截至2011年8月，中国和东盟双向投资累计近900亿美元。持续扩大的贸易规模以及投资需求，为中国金融机构开拓涉外金融服务业务奠定了经济基础。目前，东盟中的十个国家已经有36家银行机构在我国设立，且中资金融机构也先后在东盟国家分别设立了大约10余个分支机构，其中主要开展以下业务：国际结算服务业务以及拆借金融服务业务等。此外，《服务贸易协议》正式签署，预示着东盟会在其金融等的各个行业在我国范围内实现市场开放，从而有助于我国金融业在东盟市场层面的开拓。中国政府鼓励国内的金融机构到东盟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将人民币业务和清算渠道扩展至上述地区。
三、中国与东盟经济同周期的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东亚以及东南亚贸易模式的转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亚洲地区的贸易格局和由此形成的“亚洲美元本位制”。本节的主要实证研究是对中国经济规模与东盟经济规模之间做Granger因果检验。因果检验要求数据是平稳的或是协整的，首先将对中国与东盟经济总量的时序数据运用ADF检验的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首轮的ADF检验，在AIC最小的原则下，发现两个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分别代表中国与东盟两个地区经济规模总量的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为chgdp、dmgdp，都是二阶单整序列。下面对此两个时序数据进行协整分析，验证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在确定中国与东盟经济总量的时序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以后，对两者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一）协整分析
用于检验协整的常用一个方法是Engle和Granger在1987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也叫E-G检验，主要用于两变量的协整检验，当然多变量也可以，只是设定方程的时候要复杂一些。再一个就是JJ检验，然而因JJ检验本身存在着一些无法识别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在本文中就采用了E-G两步检验法进行中国与东盟地区经济规模总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二） Granger因果检验
由前面的例子知，中国与东盟经济总量的时序数据chgdp、dmgdp之间是（2，2）阶协整的，因而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滞后阶数，其方法是使AIC最小的情况下同时保证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
（1）chgdp是否为dmgdp变化原因的检验
估计VAR方程，选取最优滞后项数。经试算，发现滞后阶为1时，AIC值最小，同时LM（1）=2.033135（P值=0.153903），LM（2）=2.863186（P值=0.238928），满足残差没有序列相关的假定，因此可以确定变量chgdp和dmgdp Granger因果检验的最优滞后阶为1。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chgdp为dm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
（2）dmgdp是否为chgdp变化原因的检验
估计VAR方程，选取最优滞后项数。经试算，发现滞后阶为1时，AIC值最小，同时LM（1）=2.315361（P值=0.128102），LM（2）=4.052542（P值=0.131826），满足残差没有序列相关的假定，因此可以确定变量dmgdp和chgdp因果检验的最优滞后阶为1。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dmgdp不为ch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 由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P值小于0.05），中国经济规模的变化是东盟经济体经济总量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东盟经济体经济总量的变化不是中国Granger原因。这验证了中国市场对于东盟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实证研究的结果验证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经济周期之间也存在较大一致性。中国与东盟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之间均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进口货物中制造品所占百分比与印尼、新加坡两国出口货物中制造品所占百分比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呈现典型的互补性特征，通过贸易渠道实现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化更为可行；中国进口货物中制造品所占百分比与菲律宾、越南与泰国三国出口货物中制造品所占百分比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呈现典型的竞争性特征，通过资本渠道、产业内贸易等路径实现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化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
四、政策建议
针对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我国必须要充分利用自身所处的贸易逆差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发挥“买家”特有优势，尽量主动实现贸易计价货币合理化选择，然后借助人民币实施科学化的计价结算。此外，一般情况下，双方是对方相对重要的投资最终目的地，可以采用有效政策举措来推动境内居民借助人民币来有序开展相应的对外投资活动。与此同时，境外居民利用人民币方式实现对华直接投资以及证券投资，可以有效增加境外人民币具体存量，还能够实现境外人民币的保值增值，进而促进人民币在供给以及需求方面实现区域化。通常情况下，人民币会借助经常项目以及ODI途径有效流出，之后再利用FDI方式以及证券投资方式进行回流操作，最终形成完整化资金环流圈。现阶段，在资金环流规模日益扩大的背景之下，人民币以其自身的支付手段、国际货币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等职能也将逐渐增强。
参考文献：
[1]陈卓淳，汪小勤.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N].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1）
[2]程文卫，杜征征，张雷，于晨，黄亚玲.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J].华北金融. 2011（02）
[3]何尤华.最优货币理论与欧洲货币合作[J]. 浙江金融. 2002（06）
[4]靳超，冷燕华.内地和香港的最优货币区实证研究——一种不同的VAR方法[N].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4（06）
[5]鞠耀绩，索丽莎.东亚地区人民币区域化可行性实证分析[J].煤炭经济研究.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