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中国乡村建设的发酵剂

廖保平

因为春节，中国人又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人口大迁移，回乡过年——进城打工，与此相应的是一种季候性的乡愁暴发期。上海大学博士生王光磊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一篇返乡日记里，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家乡现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痛感乡村共同体的断裂和传统伦理的流失，感慨农村居民对现代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向往让人“金钱为上”，“让人的心肠变硬”。言辞之间，弥漫着迷惘的乡愁，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向往，对当下乡村的悲观情绪，甚至透出对文明和开放的抵触。

乡愁是什么？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是一湾浅浅的海峡，说白了是每一个离乡在外的游子的乡情。

中国人对于这份乡情可能要较其他国家的人民更为浓烈，因为中国历来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父母在，不远游”，不许也不太习惯流动迁移。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人口的流动性很差，商贩流动是少数，为了克服官僚腐败，朝廷多规定官员异地为官，形成一定的人口流动，但宦游的官员一旦退休或致仕，要告老还乡（武将则解甲归田）。

而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权不下县”，乡村是一个乡贤治理的社会，主要依靠宗法治理，宗法治理的规矩主要是道德伦理，这就决定了乡村是一个稳定的重复博弈的熟人社会、伦理社会或者说人情社会，人的心肠就不可能陌生太硬，或太“金钱为上”，保持着一种有道德伦理底色的纯朴。因此，我们内心里的乡愁，说到底是这样一种温情脉脉的宗法人情伦理，它与我们在城市所面对的陌生人社会截然不同，乡村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传统社会的底盘，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

当我们怀念传统的乡土社会，看着当下的乡村怀旧而悲观时，其实是说，传统的中国乡村已经像母亲一样被吸干了乳汁。先是过去“城乡二元”的搞法，农村支援城市发展，形成剪刀差，城市源源不断地吸取农村的资源，形成巨大的城乡差别。然后是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又将农村的人力财富吸纳进城市，农村人力资源大量流失，以致“空心化”，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妇。留守问题、三农问题、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地方黑恶势力介入基层治理问题等层出不穷，那些我们想象的田园一般的乡村变得面目全非，像一个被榨干的女人，年老色衰，被扔在某个角落里苟延残喘、自生自灭，她的温柔，她的风情，她的微笑和可爱已成往事，也即乡村共同体断裂和传统伦理流失，只给我们留下无限留恋的背影。

可见，我们怀念的乡愁和古人思念的乡愁大不一样，我们除了思念还有像那个王博士一样的失落悲观——乡“愁”。然而，光是失落悲观并不能解乡愁，解铃还需系铃人，自己的乡愁还需要自己去酿造，自己的乡“愁”还需自己去消除，那就是尽自己所能的力量推动新农村建设，重新发现和塑造乡村价值。

事实上，近百年来，乡村的败落与乡村的建设一直是中国乡村的主线，民国时期梁漱溟、晏阳初等民间力量倡导的乡村建设，与时下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复兴乡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不要一味地从乡村攫取，也要不断地反哺乡村。中国有没有真正富强，乡村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标尺，无论城市多么富丽堂皇，如果乡村凋败不堪，整个国家就不能直起腰杆说发达。

中央政府对乡村的建设显然极其重视，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三农”，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的重要关注点。文件明确指出农村建设要“强富美”，其中强调“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确实，“强富美”的乡村才能承载我们浓浓的乡愁，国家政策需要更大力度地扶持乡村建设。

作为个体的我们，不能只是陷入对逝去的传统乡村的怀念，不能只是对当下乡村的悲情叙述，哀叹改变不了现实，更不能抵触文明和开放，学会借助外力是乡村走出困境的有效办法。我们应该将浓浓的乡愁化为家乡建设的发酵剂，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文化的出文化，或者学以致用，利用自己的学识为家乡建言献策，或者利用财富带领家乡人创业，或者利用自身资源招商引资。

只要各种资源都不断地向乡村注入，乡村就会慢慢丰盈富足起来。也许就在某天，你记忆中的乡愁又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