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文化与企业反腐

　中央反腐重锤连番落下，继敲掉李春城与刘铁男两大高官后，又将视域转向企业界。在已经公开披露的信息里，先是针对跨国药企掀起规模浩大的反腐调查，随即重磅频出，矛头直指大型国企，中国移动与中国石油先后有高管落马，其在行业内触发的反腐余震，尚难预料深浅。
　　其中，在中石油窝案中牵涉的几位高管，虽然尚未移交司法，所涉罪愆也不可知。但以其职务所在和执掌领域，以及与社会经济关联程度，几乎能与刘志军案相提并论——其中既有王永春、冉新泉等经营一方的大员，也有才升任党组成员的副总李华林。
　　在此之前，与铁路系统一样，石油行业因其高度专业化与密集技术型，以及关系国家能源战略安全和复杂因素所形成的独大地位，日积月累造成信息不透明与经营圈子化等非正常现象，给予公众相当的负面观感。此次反腐风暴深入体系之内，让包括普通央企职工在内的公众看到了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
　　从中石油四位涉事高管的履历来看，其中李华林、冉新泉与王道富同为西南石油大学的校友。这种同窗故旧所形成的圈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常见，依据门生、同乡、校友、同年和上下级关系，划定人际关系半径与交往方式，不仅集合成能量巨大的团体，也容易构成攻守同盟的圈子。
　　虽然案情尚未揭晓，也无从推测涉案各人有着怎样的关系来往。但石油系统的封闭性显而易见，不仅因为国内油气业务的高度集中性，也在于国内石油管理者大多出自有数的几所石油院校，这种选材擢拔的狭窄性，极易成为封闭圈子文化产生的腐败土壤。
　　圈子的集体腐败，为企业老虎的出现大开方便之门。不仅如此，当前大型企业的管理者，尤其是执掌一方具有相当权力裁量权的管理者，其中老虎往往比政府官员拥有更多干预招投标与项目进展的“合理理由”，因此其防止贪腐的难度甚至比政府更大。
　　其实，圈子的萌发与顽固，在各国企业界也广泛存在，其所意味的，也绝非必然带来贪腐。制度反腐的必要性，就在此凸显出来。
　　然而，所谓的企业制度反腐，是在职业道德之外，建立在制度能够对权力有绝对制约的基础之上。从当前企业反腐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来看，制度的威信与尊严，显然受到了极大挑战。
　　以大型国企为例，各级纪委是制度反腐的第一道关键关口。但从企业权力结构来看，纪委对企业高管，尤其是第一把手的监督力度显然偏弱。纪委书记在企业各级党组成员中的排位相对靠后，其主要工作力度被大量的反腐文宣和会议或者其它兼职任务所销蚀，实际项目的监督权被稀释在企业计划发展等各部门之中。
　　各级国资委派驻国企的监事会，原本可成为国企反腐的第二道关口。作为法律上的资方代表，因为领导位阶和所授职权的不对称，使得监事会及其主席在事实上缺乏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有力监督，也让预防腐败的正面干预并未能发挥其最大功效。
　　作为中国的最大企业之一，中石油在经历四大高管涉嫌严重违纪的情况下，迅速召开领导干部视频会议，在通报情况的同时，强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认真探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有效途径。
　　但事实上，“权力”与“制度笼子”这对天然的对手，却因为过于粗大的笼子和过于滑巧的权力而流于空谈。更多人的希冀是，能否通过力度空前的反腐举措，顺势革除形似政府般的大型国企身上存在的诸多积弊，一举推动这些企业的现代化改革并向正常方向发展。
　　有鉴于此，中央对反腐局面的判断和决心相当坚定。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要求既“拍苍蝇”，又“打老虎”，其中有相当信息直指包括大型国企在内的中国式企业界，这样的态度和规划，伴随不间断的拍蝇打虎惩戒行动，无疑具有相当的教育震慑意义。
　　事实上，“权力”与“制度笼子”这对天然的对手，却因为过于粗大的笼子和过于滑巧的权力而流于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