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珀西的批判反观“诗言志”之美

　　至今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认为，人虚伪、狡诈而又落后愚昧，又是没有信仰的马基亚弗利分子，要么就像笛福一样认为人尽是信仰一些奇怪的自创的荒唐的神道主义。更有甚者觉得，的文化亦是一种追求虚伪和做作的文化，18世纪英国的珀西就曾指出，“没有一个民族的生活能比中华民族的生活那样，更多地受到政治的限制，更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离原始时代如此久远。在四千年以前，他们已经动手组织了有文化的国家。他们的民情宗教习惯到现在已经变得如此复杂，所以他们的风俗观念、生活方式，也就成为世上最虚伪勉强的一种了。”他还认为诗歌这种最为美丽的文字事实上是一种最为做作的文化作品。[1]

　　纵观古典诗歌，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江滚滚来”，由“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人的观察与控寻总是于静中高屋建瓴的，因为永不怠情地自掘之真性贯通了人的形体外物，让它们在一种看似共鸣的境界中完成一次照见洞获，而得到一念升华，也得到一沁殷足，得到一界繁茂，亦得到一缕灵空，那即是真性，即是美，是由一个个时髦串联起的永恒所寻觅的最深层的真谛。真性对自我的呼唤使得万物俱发光辉，每一尘物，只要抓住了，就能够完成一次真性得见的使命，而真我的光，无从来，无所从去，而永恒常在。

　　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将美定义为“恰当”，又有人把“有用”视为美的标志，还有“有益”也成了美的准绳，亦有人以“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看觑美，这些后来都被证明是片面的。“美是自然的一种伟大的秘密”，美的真谛是难解的，因其表象的多样及认识主体的个性不同，一言以蔽之，诗贵在“无理而妙”，此可略凸现美的真性，即是要“妙”。“妙”有愉悦的意思，诗重理趣意境，而至高的美又是难以捉摸的，于真性瞬间自现中品得了那个中滋味，得以见趔的闪光，岂有不妙之理？刘希夷在《代悲的白头翁》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真理于运行之中，因偶然地眷顾用真本性照见凋花的诗人，便凝成诗句，永驻世间，升成至理。美（即亦真性）此时作为一种动力，开掘人与空灵的真性相融之愉悦，颇有一种逾凡的智慧。这种真性，是任一时代的内核之一，我们把它称为“美”，这只是出于言语形成的随意性，于人类乃是一种最为崇高的信仰。

　　史上记载，“诗言志”始出《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夔之谈，不但涉及诗的功能在于记录和抒怀，还谈到了音韵学与语言学上的问题，这里主要谈谈诗作为一种表达志向与情感的功能。而在我们的印象中，最早提出相关理论的是孔子，他在《礼记》中提到“诗，言其志也”，然而孟子在他的文论中又提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先秦诸子多从诗三百中得出诗歌为社会现实与人生、爱情及政治功利而咏的特质，具有重大的审美情致。

　　返观《诗经》中的诗歌，确实有许多“言志”之笔。或如《生民》反映民生，或有《七月》这样的农事诗，还有美刺的诗歌，当然最为出众的还是反映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这些趋向到后代不断承继，出现了许多“言志”的新说，让这句话显得更为适用于诗歌评价的领域。

　　关于最为丰富多彩的爱情诗篇，所涉及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却是在道德范畴对诗的“志”作出了一些限定，这就使得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评价在伦理范畴往往得到了令人瞩目的体现而无法系统地被提出，由于这种评价往往太过于偏颇，不符合传统审美过程中的包容态度。然而伦理批评后世在小说中的泛行是能够见容于读者的，它对于读者所起的审美判断也多少起着指引借鉴的作用。

　　而像讽谏教化这样的功用，却得到了很好的承继。汉代董仲舒就提倡教化，还有“诗无达诂”。而将诗歌这一言志功用发挥带上一个高峰的就是唐代由韩愈与柳宗元领引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思想纲领是“文以明道”，论述文道关系，中又有“笔补造化”与“不平则鸣”之说。这在具体文章中就有很明显的表现。

　　韩愈一生仕途不利，但在文学上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领袖人物，不但主张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而且在笔法方面，追求奇谲险怪的文风，但往往徒见其文字的新鲜艳丽。惯用奇字、奇词、奇句，刚劲突显其风格之健韧，还影射出其人格的耿直和傲岸不屈。但这种“言志”的功能会被过分的求新尚奇的僻塞文句所阻，“言志”有时反在其次，而单纯的求奇则成了首要的目标了。有些文句也突显了清新超凡的风格，这虽然与诗人之清风峻骨的表达有关，但多少也不能疏离诗人在特定时代下受佛道儒三家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个缘故。诚然，诗人曾上书《论佛骨表》且因此而触怒尧宗被贬下僚，然而唐代盛行的佛教思想是作为当代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印烙在韩愈及时人的脑海中的，当他奏请帝王勿信迷佛教时，自己也是借此教疏遗怀抱的。一首《山石》中即有到寺所见的抒怀咏叹，“吾觉二三子”于其中倘佯不去，“安得至老不更归”，是诗人的生活理想了。然而“诗言志”中抒已情怀的诗句在韩愈的诗、文中都有着很有代表性的体现。在谈及已身受贬不得志的悲愤时，常常表现出沉郁顿挫、悲凉雄健的呐喊，“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这样鲜明的比照使得读者也不禁悲从中来，代呼云横秦岭家何在的哀吟，道出好收吾骨瘅江边的自悼与怨艾。而作为祭文名篇的《祭十二郎文》，正如所评，“于喷薄处见雄肆，于呜咽处见深恳”，读来令人断肠，深达言志之意。中有几句尤为有代表性，虽放声长号，然文法不乱，气路自紧，衷情切切，如怨如泣，如慕如诉，世人感其于无形之间，始再翻覆文句又见其文句之深警精譬，近乎浑然天成，实为观止。

　　而到了李贺那里，“诗言志”中尚修辞、表个体的特点便充分地激发出来，形成了奇丽诡谲的艳丽文风。李贺一生专力作诗，呕心沥血，他追求的就是一种个性的表达、心灵的外化，故常运用许多华丽突兀的词藻来在奇中求其志。心灵的外化丰富，与心灵内部的广阔多样成正比，李贺本家世显赫，只因时代黑暗，不得求改取之路，故抒发许多怀才不遇的忧愤。在《雁门太守行》一诗中，用了许多浓重、斑斓的色彩，注入了作者强烈的感情，突显其雄奇壮丽，令人叹为观止。有时他的用色甚至达到一种刺激人心的程度。在《将进酒》一诗中，就用了“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使人的五官受到了很强烈的诱惑，在这种诱惑之中感到诗人想要传达的那种感情，而不光只是停留在“以文达意”，而是“以意传意”了，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扩大到一个超时空的氛围中，成为一种无条件的永恒，就像那“乱落如红丽”的桃花，即像那“忆君清泪如铅水”，“天若有情天亦老”的眷恋之情。而那其中摇曳的幽深景像，又不禁使人有为之切齿的震慑感。